从斯密思想的演进历程来看，情况的确也是如此。在这点上，我以为斯密《演讲》的编辑者英国人坎南的观点是有道理的。他指出，斯密在格拉斯科大学的演讲最初是按照其老师哈奇逊的思路来分类的，即分为“伦理学原理”、“自然法原理”和“经济学与政治学原理”这三个部分。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提及的经济学并不是后来意义上的经济学的含义，而只是关于若干家庭成员的法律的意思。坎南编：《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陈福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原编者引论”，第19页。后来演变成《国富论》的那部分思想内容最初是在“自然法原理”的名义下加以演讲的，正如其老师哈奇逊所做的一样。从《演讲》的内容来看，斯密把与后来《国富论》内容相关的一些经济学原理的部分放在了“警察”的章节之下，这是因为，按照当时的见解，政府管理物价和制造货币等都属于警察事务的范围。而在当时的“自然法原理”的含义中，也包含有政治学即对政府的各种计划作出说明的内容。从这里可以看出，斯密对经济学的阐述是怎样从对自然法原理的阐述中脱胎出来的。当然，在对“警察”内容的演讲过程中，独立的经济学原理的部分逐渐显现出来，以至于后来成为了与法的内容相并列的一个新领域，成了斯密对各类科学的原则进行研究的一个新的部分。《国富论》就是对这一新科学的原则所进行的探索。
那么，斯密的这种从经济线索出发来解释政治等上层建筑因素的发展史的观点，是否真的像前面所引述的英国学者所说的那样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前奏呢？我以为显然不是。这里要强调的是，从经济的线索来分析社会发展史的观点并不一定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斯密的线索实际上是生产力与抽象的人与人的关系即抽象的社会关系之间的外在性的矛盾运动的线索。他的确抓住了私有财产权的出现在政府等上层建筑形式的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深入到财富“贫”的人和财富“富”的人之间的现实生产关系的领域，去分析所出现的政府的必然的阶级属性，并由此而随着这样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内在矛盾运动的线索来分析整体性的社会发展史，而是把重点放在对富人的财富的保护上。斯密的问题在于没有分析财富不均在社会生产领域内的根源，而是把它当成一个既成的事实，其实质是仅仅把现实社会中的物的分配当成了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没有把它视为是现实生产关系的反映。这样，斯密在分析私有财产权与政府的关系时，在理论上实际上是有很多漏洞的。他一方面说财产的贫富不均已经造成了富人对穷人拥有权力，“占有若干牛羊群的人对于其他的人必定拥有很大的左右力量”，可另一方面却又说，“如果一个人有五百头牛，而另一个连一头也没有，除非有个政府准许他取得这些牛，否则他是无法取得的”。坎南编：《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陈福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原编者引论”，第41页。斯密在放弃了从现实生产关系来理解所出现的政府性质的前提下，又要论证现实利益需要所呼唤出来的政府是必然会保护富人的财产的，这里有明显的逻辑漏洞。
实际上，斯密是站在富人的立场上来建构自己的经济思想的。他只是简单地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归结为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关系，而没有深入下去分析这种关系背后所蕴含着的历史性的生产关系。这里明显地反映出经验论唯物主义的致命弱点。斯密没有分析从渔猎时代的氏族关系怎样孕育出了第一种私有制的财产关系，因此，他无法解释所出现的政府的性质为何必然如此。这就使他只能沿着洛克等人所开创的政府是用来保护财产的这样一种思想线索来理解政府出现的原因。就政府形式随着耕作和技艺的发展而变迁的问题，斯密由于没有涉及与耕作等生产力的发展相呼应的内在的现实性生产关系的领域，因而，他事实上无法找到一条真正的线索来科学地理解这种发展过程。他最终采用了外族由于嫉妒富裕国的财富而引发战争的线索来解释这一点。这实际上就是放弃了内在矛盾的线索而走向了外因的线索。在斯密的思路中，战争的线索一直拉着政府形式从古代的共和政府发展到封建时代的各种政府形式坎南编：《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陈福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篇第1分部。。斯密的问题关键在于他把财富的所有权当成了一个抽象的概念，没有深入分析不同社会阶段财富所有权中包含的不同的社会关系。这是导致他只能用外因来解释历史的根本原因。说到底，这是经验主义方法论在面对历史发展问题时必然面对的一座“笨人难过的桥”，也是导致他尽管已经从经济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的角度来认识社会发展史，但却仍然与历史唯物主义根本相异的本质原因。
二 古典历史主义方法的深刻性与肤浅性
就经济学研究本身而言，斯密的思路中是否具有历史性的维度？一种流行的观点是：没有。斯密是从经验主义方法论出发的，他的理论中的概念和范畴均不具有现实的社会历史性内涵，因而当然是与历史性思维无缘的。在斯密那里，资本主义社会之前是有历史的，资本主义社会之后就没历史了。我以为，这种观点尽管答案是正确的，但其论证过程事实上忽略一些重要的东西。譬如，斯密那里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是有历史的，这该怎么解释？如果认为斯密的思路是因为资本主义是天然的，而封建制度是人为的，是非天然的，所以，封建制度必须历史性地进展到资本主义制度，这样的论证方式岂不跟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的思路一样了吗？而我们又知道，斯密的英国式经验主义思路跟欧陆派的理性主义思路是有明显不同的，所以，这里显然有进一步深化研究的空间。
斯密著作中表面上呈现出来的静态分析方法和历史性分析方法的并存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这一事实曾令不少研究斯密经济学方法论的学者深感困惑。英国著名学者马克·布劳格说：“亚当·斯密是一个特别使人震惊的例子，因为在他的著作中，不同部分的论证采用了极不相同的模式。在《国富论》的第一、第二册，斯密无拘无束地运用了比较静态的方法，这种方法后来和李嘉图的著作连在一起。而在《国富论》的第三、第四、第五册以及在《道德情感论》中的大部分，斯密举例运用了所谓的苏格兰历史学派的极不相同的方法。”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黎明星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4页。其实，只要仔细分析就不难看出这两种看似矛盾的方法在斯密那里是以怎样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的。从斯密进入经济学视域的思路来看，他无疑是想在经济科学中找到一些普遍性的原理，用于说明缤纷复杂的经济现象。正像他在这之前在修辞学、自然哲学、伦理学及法学等领域内所做的那样，斯密所期望的是在社会及人文科学领域内做到像牛顿在自然科学领域内所做到的事情。因此，《国富论》第一、第二篇从分工和交换价值的角度对自然发展状态下的各种经济现象和范畴所作出的分析和阐述，应该是斯密经济学研究的根本旨向所在。从这一角度来看，非历史的经验分析方法应该是斯密经济哲学方法的全部了。可在第三篇中，斯密的确又明确地运用了历史性的分析方法，举例说明了在财富获得自然发展之前的各种状态。这一条思路是否是一种附属性的东西？是否如欧陆派理性主义思想家那样仅仅把这种历史性的陈述作为一种批判的线索，而与其自身的核心方法没有任何学理上的必要联系？在我看来，这一问题非常重要，直接影响到能否对斯密的经济哲学方法的完整内涵有个深刻的把握。
让我们循着斯密学术思想的历程来说明这一点。其实，几乎从学术生涯的一开始，斯密就关注了静态的原理性分析与动态的历史性阐述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以为，在这一问题上完整地掌握斯密的全部学术文献是十分重要的，如果不了解斯密《道德情操论》之前的学术文献，那要全面掌握斯密的经济哲学方法是很困难的，因为恰恰就是在这些早期的文献中，斯密对这些方法论问题阐述得较多，而在《道德情操论》之后的著作中，他主要集中论述原理性的东西了。即使在这些著作中论述到了历史性分析的部分，斯密也没有从正面对这些方法论问题作出明确的阐述。这就是只注重斯密1759年之后的著作的学者在理解斯密方法论时会碰到很大困难的原因之所在。甚至连马克·布劳格也说，斯密那里没有方法论原理，这可能是因为他认为没有必要把它们明白地说出来，也可能是因为在他看来，方法论原理的重要性太明显了，以至于用不着为它作出辩护。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黎明星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4页。
斯密最早的学术文献是1748年的《关于修辞和纯文学的演讲》，这是他在爱丁堡大学所作讲学的讲稿。斯密在这里就已经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展开自己的思路了：一是探讨语言的结构和规则，一是研究语言的起源和发展过程。尽管就语言问题的具体研究而言，斯密在这一著作中的观点较多地受到了后来的学者的批评，但就我们所关注的方法论的线索而言，这一著作的意义主要在于他对四种不同的叙述方法的阐述上。斯密认为，运用语言进行叙述的方法有以下四种：诗歌的、历史的、教诲的和演说的。与我们的解读思路有关的是历史的和教诲的这两种方法。在斯密看来，历史的方法就是“按照其本身的样子来叙述事态的发展，不夹杂着偏向任何一方的倾向”Andrew Stewart Skinner， A System of Social Science： Papers Relating to Adam Smit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4.。显然，这种“历史”是后来的历史学意义上的历史。斯密还从时间顺序、事件所发生的地点的联系以及因果关系三个方面具体地阐述了把历史事件联系起来的方式。而教诲的方法则可分为两种具体的方式：一是先提出一个观点，然后再去寻找证据来证明这个观点；二是在具体的科学领域（斯密当时所指的科学领域实际上也包括伦理等社会科学领域）中找到一个或者一些原理，由此来解释这一领域中的种种现象。“在自然哲学或者其他任何一种种类的哲学中，我们或者可以像亚里士多德一样，根据其向我们显现出来的顺序通观不同的部类，然后给出一个新的原则来解释每一个现象；或者像牛顿所用的方法一样，我们可以在开始的时候先提出一些原则，从这些原则出发来解释各种现象，用一根相同的链条来串起所有的现象。这后者，我们可以称其为牛顿式的方法，无疑是最哲学化的，它在每一种科学中，无论是伦理学还是自然哲学等等，都是最具有创新性的，由此，它比其他方法也更具吸引力”同上书，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