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尔施以马克思主义形成史为参照，阐释了哲学批判与意识形态和政治批判等之间的相互关系。柯尔施认为，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可以被总结如下：首先，他通过哲学批判了宗教；然后，他通过政治批判了宗教和哲学；最后，他通过经济学批判了宗教、哲学、政治和所有其他意识形态。在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后期，其对资产阶级社会批判的依据不再是任何一种理论的或实践的意识，比如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主要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对社会意识进行讨论，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拜物教批判理论，而这种意识是现实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马克思看来，对社会意识形态的批判，必须以科学表达资产阶级社会的特定意识形态作为批判对象，而在马克思时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唯一一门得到科学发展的学科，因此在马克思那里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构成了革命批判的重要组成部分。柯尔施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意识与现实是一致的，这是辩证法的观念，也是马克思辩证法的观念。柯尔施指出，如果我们把任何哲学的考虑放在一边，就会明白，没有这种意识和现实的一致，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根本不能成为社会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柯尔施的这一观点直接构成了后来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研究的起点。
将意识与现实的一致界定为一切辩证法的观念，那么柯尔施必须在理论上要厘清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清楚地阐明两人的区别。柯尔施认为，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同意黑格尔将哲学在本质上界定为一种科学方法，并不是一种可以任意应用于任何一种内容的纯粹思想形式，而是以其纯粹本质表现出来的结构，这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但是马克思与黑格尔不同，他们存在着两点区别。第一个区别就是：在黑格尔那里，意识与现实的统一性是在意识的结构之中完成的，而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前科学、超科学的和科学的意识，不再超越和对立于自然的和（首先是）社会历史的世界而存在。如果它们也是作为世界的一个“观念的”组成部分的话，那么它们就作为世界的真实的和客观的组成部分而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中。这就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辩证法和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的第一个明显区别。第二个区别就是：在黑格尔那里，思想是整个革命发生的场所，而对于马克思来说，如果在整个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全部真实的现象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并形成一个整体，那么它的诸意识形式就不能仅仅通过思想而被消灭。这些形式只有在生产着它们的物质生产关系在客观——实践上被消灭的同时，才能在思想和意识上被消灭。在这里，柯尔施指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则，即理论批判和现实实践改造是一个同体发生的过程，而不能被分离开来：理论上的批判和实践的推翻在这里是不可分离的活动，这不是在任何抽象意义上说的，而是具体地和现实地改变资产阶级社会的具体和现实的世界。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唯物主义原则的最精确的表达。（［德］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荣新海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52—53页。）因此，只有当哲学在历史中实现自身的时候，作为意识形态的哲学才能真正地被终结。
柯尔施之所以重提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关系，目的就是为了打击当时处于正统地位的实证主义，重新激活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维度。因此，柯尔施一方面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原则，认为这一原则是马克思主义与实证主义和正统解释的根本区别之所在，因为在这些解释体系中，“从来就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当做一个总的体系来采纳……实际上，他们在理论上采纳的全部内容不过是一些互不相干的经济的、政治的‘理论’，并将它们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语境中抽离出来”（［德］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荣新海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65页。）。另一方面，针对当时将马克思主义重新观念化的解释倾向，柯尔施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反哲学特征，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建构成一个抽象的理论体系，认为必须把唯物史观运用于自身的发展，使马克思主义保持一种开放性。但是要实现这一理论目标时，柯尔施在理论上必须解决以下两个问题：首先，马克思主义是反对实证主义的，但是在马克思后来的文本、尤其是《资本论》中却又带着异常浓重的实证色彩，那么如何界定马克思主义与实证科学之间的关系呢？马克思主义在何种意义上超越了实证科学呢？第二，对传统哲学的批判是马克思主义形成的一个环节，那么马克思主义与传统哲学相比，它的理论特质又是什么呢？这些问题，柯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并没有彻底地加以解决。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柯尔施写下了《卡尔·马克思》一书。在这本书中，他对第一个问题进行了讨论，但是对于第二个问题，柯尔施并未能给出有效的解决方案。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既没有像卢卡奇那样提出马克思的哲学之思，也未能像葛兰西那样制定出一套从哲学到政治再到文化的革命策略。但是在这两本书中都贯穿着一个共同的研究理念，即必须从哲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统一视角中，把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整体性的批判方法。这一研究理念也为后来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所坚持和继承。
第二节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的科学
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柯尔施重新审理了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的关系，努力发掘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维度，试图将马克思主义与当时的实证科学区别开来，并以此反对第二国际以来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所做的实证化阐释。但是，在这个理论抱负后面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需要解答：即如何对马克思后期思想进行定位。我们知道，马克思后来的著作特别是《资本论》，从理论形态上我们很难将之与当时的实证科学如社会学、政治经济学区别开来，这一状况该做如何理解？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后来的两个马克思之争：有的学者强调马克思早期思想中的人本主义批判维度，反对马克思后期思想中的实证化倾向；有的学者则从科学主义出发，强调马克思后期思想的科学认知意义，认为马克思早年的人本主义是一种不成熟的思想。后来阿尔都塞的认知断裂说只是将这一问题以极端的方式呈现出来。在柯尔施看来，《资本论》与马克思早年的思考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两者都强调哲学的革命批判意义。要解决这个问题，柯尔施需要进一步深化《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一些话题：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中，柯尔施认为，马克思终结传统作为观念形态的哲学，那么马克思主义与实证化的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的区别在哪里呢？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究竟该如何理解，这种唯物主义在何种意义上才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这一批判的原则又是如何体现在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中的？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柯尔施写下了《卡尔·马克思》一书，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回答。
1.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一个界划
19世纪末随着实证社会学的创立和流行，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包括早年列宁也都受到了这一思潮的影响，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社会学。布哈林在其1921年出版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教材》中直接将历史唯物主义等同于马克思的社会学。布哈林的这一做法后来遭到了葛兰西的反对，在葛兰西看来，将马克思的思想实证化，变成一种社会学，这恰恰违背了马克思的基本精神。由此导致了两个后果：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政治理论被看做社会学，它可以按照自然科学方法加以构造；另一方面，哲学本身变成了形而上学或机械的（庸俗的）唯物主义。在《卡尔·马克思》中，柯尔施一开始就指出，马克思主义与当时兴起的社会学是对立的，在马克思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科学之间，从根本上来说不存在任何理论上的关系，“正如对与圣西门决裂后的孔德一样，对于迄至今日的后来的社会学家来说问题在于：以另一种对社会主义始初提出的问题在理论与实践上的争论形式，同社会主义的理论并从而同其实践相对立”（［德］柯尔施：《卡尔·马克思》，熊子云、翁廷真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但今天在阅读马克思的文本时，我们会发现马克思理论分析的对象是资本主义社会。按照马克思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自己思想里程所做的回顾，正是以黑格尔为中介，马克思才走向了对“市民社会”的分析，最终进入政治经济学研究，从中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逻辑及其发展方式。如何理解马克思的社会学说，并将之与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区别开来，这是柯尔施必须说明的问题。
柯尔施认为，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分析与实证主义社会学家的最大区别就是，马克思并不像那些实证主义的社会学家一样，将现实社会划分为不同的领域，分门别类地加以研究。在马克思那里，他把市民社会当做是历史的从而也是历史上暂时的社会组织来看待。他研究它的产生与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以及在其中包含的和导致其产生革命变革的不断发展趋向。他双重地发现了这些趋向：客观上在市民社会的经济基础之中，主观上正是从这种经济基础而不是从政治、法律、道德中产生的社会阶级新的对立之中。在柯尔施的这个判读中，点出了马克思考察市民社会的方法论前提：第一，将市民社会看做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个历史的、暂时性的阶段，而非人类历史的终结。正是这个历史性原则，将马克思与实证社会学根本区别开来。在实证社会学家们的眼中，当下的社会是一个永恒的存在，所需的工作便是按照实证分析方法对社会进行分析，从中找出社会运行的局部规律。而对于马克思来说，历史性原则构成了马克思社会科学首要的基本原则，也构成了论述一切社会关系的根本原则，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社会一切制度与关系是从历史特殊性去理解的。
但是，马克思的历史性原则的含义并非要对对象的历史进行详细的分析和说明，尽管这项工作在马克思后来的理论研究中经常出现，并构成了其精确性研究的组成部分。但在马克思那里，历史性不是一种实证或编年史意义上的历史性，而是说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历史性存在形态，所有的理论分析必须以它为参照，对现存社会历史的考察是为更好地分析当下社会服务。因此当马克思在自己的经济学著作中讨论商品、劳动力、资本时，虽然他追溯了这些对象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但对这些理论对象的历史考察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更清楚地分析当下社会。对于马克思来说，历史性原则并不是为了像实证社会学家那样是为了准确可观的再现对象，而是要得出一种辩证的结论，即一种革命的、批判的结论。所以柯尔施再三强调，历史论述的原则除了对于经济与社会的研究来说的理论意义，还具有其他重要的意义。它在辩护的即维护现存制度的派别同社会批判的、在其倾向上是革命的派别之间的政治争论中，加强了攻击者的地位。当历史性原则成为马克思研究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原则时，马克思不再抽象地讨论问题，对所有问题的分析都以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历史性的社会形态为参照，所以后来在《共产党宣言》中回应资产者攻击共产主义反对个性和自由时，马克思强调他所反对的只是资产阶级的个性和自由。在这里，抽象的讨论不再具有任何的合法性，存在的只是对当下社会的辩证的批判性分析。
第二，从辩证发展的视角看问题。历史性的原则总是与发展的原则联系在一起，但柯尔施指出在马克思的发展观念与资产阶级主流社会学家的发展观念存在着根本的分歧。虽然资产阶级的社会研究者也谈发展，但是他们把以前的社会形式看做现今或多或少完善的发展形势、不独立的“预备阶段”。他们把从当前社会制度推引出来的概念，无条件地运用于历史上以前出现的社会形式。这种发展理论的根本特征就是目的论，它将当下的社会发展看做一种永恒的发展形式，并以一种进化论的方式来理解发展。这是一种发展拜物教，它以某些先验的原理作为出发点，并将自身封闭起来，从而完成了对当下社会的合法性辩护。而对于马克思来说，首先必须要打破这些抽象独立存在的面目，而要意识到这些原则不过是现实社会运动在理论上的抽象表达，重要的不是对那些先验原则的研究而是对现实社会的分析，从事物的自身运动中去把握事物的发展方向，从而实现对社会本身的批判。对此，柯尔施认为，由马克思的批判科学打破资产阶级发展的形而上学而达到的最重要的成果，就在于完全承认历史变化的现实性。而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则将范畴从现实中抽象出来，使之成为永恒的存在，而现实本身则变成了这些范畴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