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葛兰西的看法，颠覆资本主义社会的策略转变，是同社会历史的转变过程相关联的。他以法国为例，分析了社会历史转变与革命策略转变之间的内在关系。在1840年以前，虽然法国经历了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但在这一历史时期里，既没有大规模的群众性政党、也没有庞大的经济主义的工会，法国从许多方面来看还处于所谓的动荡状态：乡村十分落后，国家政权和政治活动几乎完全由少数城市甚至一个城市（拿法国来说则是巴黎）所垄断；国家机器相对来说还不完备，市民社会享有较大的自主权，不受国家活动的影响；军队和国家军事机构有一定的系统；国家的经济有较大的独立性，不受世界市场经济关系的束缚，等等。但在1870年以后的时期里，由于工业技术的长足发展，组织化资本主义体系开始萌生，加上欧洲的殖民扩张，法国的社会结构及政治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国家的内部关系和国际关系在组织上更加庞大复杂。市民社会与政治的发展，使军事艺术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即运动战日益变为阵地战。在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斗争主要发生于经济领域或政治领域，但随着组织化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国家与社会一体化之后，斗争就必须在国家与市民社会层面同时展开，而不再满足于某些局部领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葛兰西宣称运动战让位于阵地战。从政治艺术的角度来看，现代民主国家的坚固结构，无论作为国家组织还是作为市民社会中各种组织的复合体，仿佛是阵地战中的前沿“堑壕”和永久性工事网：它们只是运动的“局部”因素，而在过去却是战争的“全部”，等等。（［意］葛兰西：《葛兰西文选1916—1935》，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25页。）也就是说，今天的斗争除了直接针对国家外，还必须从国家深入到市民社会之中，市民社会构成了现代国家的深层掩体。斗争也就不再是直接针对作为政治组织的国家的斗争，而是指向作为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统一体的国家，这时斗争就不只是碰到国家的暴力机器，而且是国家通过市民社会体现出来的领导权职能，以及这种职能与经济的统一体。葛兰西的这个分析，与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理论的批判具有理论上的同质性，回归市民社会使葛兰西在总体上反对只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进行改良的策略，但在总体的革命指向上，葛兰西强调通过市民社会内部的革命，才能真正地实现国家问题上的革命。
但葛兰西并没有一般地讨论问题，而是对东方与西方的革命策略进行了区分。在东方，比如在俄国，由于资本主义发展较为落后，市民社会还处于原始的混沌状态，具有封建专制特征的国家，垄断着一切权力。这决定了在东方采取运动战更有效果。在西方，在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存在着较为紧密的联系，国家只是整个社会的外围工事，市民社会构成了强大的碉堡工事网，这决定了在东方获得胜利的运动战，在西方必须转变为阵地战。
为了取得阵地战的胜利，葛兰西提出了两个重要条件：第一历史集团的建构。阵地战的总体性要求斗争的一方，必须尽可能地团结一切力量，并将自己作为所有集团利益的代表，建构具有总体化特征的历史集团，这是赢得阵地战的重要前提。第二是领导权的集中。相对于运动战而言，阵地战由于其广度与深度，广大人民群众要承担比运动战更大的牺牲。所以领导权的高度集中是十分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公开地反对机会主义者，采取政治的、行政的等一切控制手段，巩固统治集团的领导权阵地，防止内部瓦解，使整个集团保持一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政治中一个个地夺取阵地。但历史集团与领导权的集中，并不能简单地通过暴力和行政措施完成，而是霸权的建构过程。在霸权的建构过程中，虽然经济领导权构成了重要的基础，但政治领导权的建构与文化领导权的建构具有更为直接的意义。可见，对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重新理解，既是实践哲学现实化的中介，也是霸权理论的历史基础。也正是社会历史的变迁，才使得霸权问题显得更为重要。
第三节霸权及其建构
在葛兰西思想的当代效应中，其霸权理论最为人们关注。在葛兰西那里，霸权是一个较为复杂的概念，它既指经济上的领导权，更指政治与文化上的领导权，而在其内在逻辑建构上，又强调以工人阶级为中心的集体意志的整合。有霸权的建构中，组织化的知识分子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霸权思想体现了葛兰西在组织化资本主义时代对革命策略的探讨。
1.霸权概念的理论渊源
国内学界通用的霸权(hegemony)概念，是对葛兰西所用的意大利词dirìgere及与此词相关的词的英译，这些相关的词包括其名词形式direzióne，以及形容词形式diritto。Dirìgere是动词，有着“把……引向”、“向……讲话”、“领导、指挥”的含义，形容词diritto有“直接的”、“公正的”的含义，作为名词的direzióne则包涵上述的各种含义，与统治（dominazióne，或译为控制、支配）相对应，英语界将之译为领导权(leadership)。在葛兰西的著作中，有时将direzióne与egemonìa替换使用，egemonìa在意大利语中是“霸权”的名词形式，葛兰西有时将egemonìa看做dominazióne与direzióne的加和，这就使意义扩大化了，这才是英译名霸权概念所表达的意思（关于霸权概念的讨论，本文借鉴了《狱中札记》英译者的考证成果。See，Antonio Gramsci，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London：Lawrence and Wishart，1971，p.55.）。
在葛兰西看来，霸权这个概念来自列宁的领导权思想。在列宁那里，领导权这一思想的出现，同反对经济主义的斗争相关联，其核心内容是以合乎无产阶级革命所需要的政治意识，实现对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并以无产阶级为核心，在阶级联盟中掌握无产阶级对其他阶级的革命领导权。在俄国的革命过程中，出现了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斗争策略，这主要体现为自发主义、工团主义、非妥协的左派等。自发主义和工团主义，盲目崇拜工人阶级的革命热情，将革命意识仅仅局限于工人的经济斗争层面，虽然提出了“赋予经济斗争本身以政治性质”这样的口号，但仍局限于工会斗争，从而只能将工人的革命热情停留在工联主义水平上，列宁认为这种思想同恐怖主义具有同质性。针对这种工联主义，列宁认为，工人本身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不可能具有社会民主主义的理念。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因此革命所需要的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范围之外，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之外灌输给工人。针对左派反对“妥协”的思想，列宁也进行了批判，指出不能简单地反对妥协，如果妥协是为了更好地前进，妥协就是必要的，因此左派反对合法议会的斗争，在无产阶级准备力量的时候就是错误的，这会使社会民主党人失去争取议会中反对资本主义社会成员的机会。实际上，列宁所讨论的是一个以无产阶级意志为主导的阶级联盟的问题。比如列宁认为，在当时的俄国，要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在一定阶段如争取民主共和国的过程中，同农民联盟就是必要的，这也是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内容。列宁关于政治领导权的论述，构成了葛兰西思想的重要来源。
与列宁的领导权理论相对立的是索列尔的领导权理论。索列尔认为现代西方文化建立在自然权利合理性的基础上，形成了以经济增长为基础的进步观念和盲目的乐观主义，这种观念的最高表现形式就是国家至上的观念，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这种观念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传播作用。与此相反，索列尔认为自己是一个消极主义者，以柏格森创造意志论为基础，反对自然权利理论中的对象式哲学，强调从人的内心出发的创造性社会行动的第一性地位，赋予工人阶级的总罢工以革命性的理解。在他看来，这种总罢工起着“神话”(myth)的作用。“神话”是索列尔思想中最为重要的概念，他认为神话的消失是现代西方文化衰退的表现，无产阶级总罢工的“神话”有着西方文化重建的意义。索列尔强调“神话”的两个特征：第一，“神话”强调行动，“今天存在的革命的神话是非常纯粹的，它们让我们去理解大众的活动、情感和理念，使大众准备投身到决定性的斗争中去；它们不是对事物的描写，而是对行动意志的表达。”(Sorel，Reflections on Violence，ed.By Jeremy Jenning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28.)第二，“神话”强调总罢工的“自发性”特征，索列尔认为否则就会站在与资产阶级相同的立场上，站到现有国家的立场上。索列尔强调通过总罢工，以“神话”的形式激发人们的意象以及各种本能情感，建构工人阶级的领导权，他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也是社会主义真正走出乌托邦的体现。因此，他反对列宁意义上的向工人阶级灌输政治意识的观念。索列尔的这个观念，虽然具有“工联主义”特征，但他对大众创造精神的重视，构成了葛兰西霸权理论的重要内容。早年的葛兰西深受索列尔的影响，在《新秩序》周刊时期，葛兰西就将自己的主要工作放在组织工会、组织工人罢工上，认为工厂委员会是工业领域中生产者的独立组织和共产主义经济组织的基础，是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致命工具，以形成无产阶级革命的精神独立性和主动性。在受到列宁的影响之后，葛兰西更为关注的是如何将外在灌输与激发大众的主动性有效地结合起来。
除了列宁与索列尔的影响之外，葛兰西的霸权概念，又具有意大利本土的理论渊源，这主要是马基雅维利和克罗齐的影响。葛兰西认为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在其真实的意图上并不是写给当时的任何一位君主看的，而是写给正在崛起的人民大众看的。面对法国、西班牙等民族统一国家的兴起，马基雅维利意识到必须建立一个新的统一的意大利国家，正是面对这一难题，葛兰西认为马基雅维利提出了现代意义上的霸权理论。马基雅维利的霸权思想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马基雅维利意识到教化的重要性，只有通过教化，才能形成集体意志；第二，必须要有强有力的组织力量，这个组织力量在马基雅维利那里正是通过“君主”这个概念体现出来的。葛兰西认为，在现代意义上，这个“君主”就是政党。克罗齐从差异辩证法出发讨论上层建筑时，虽然强调了实践精神的重要性，但实践精神从其最高形式来说是伦理实践，一种伦理政治构成了他改造意大利的理论前提。虽然葛兰西批判了克罗齐的伦理政治观念，但对文化主动性意义的重视，一直是葛兰西思想中的一条主线。
葛兰西沿用马基雅维利的说法，认为必须结合无产阶级革命的当代境遇，写出一本《现代君主》，它由两个重要支点构成：“这里的两个基本点之一是民族人民集体意志的形成，在这方面，现代君主既是民族人民意志的组织者，又是这一意志积极主动的表现；第二个基本点是精神和道德改革，这两点应当构成全书的骨架。”(Antonio Gramsci，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London：Lawrence and Wishart，1971，p.133.)葛兰西关于霸权概念的这一解释，构成了后来者理解葛兰西霸权理论的理论基础。
2.霸权概念的经济一政治一文化意蕴
通过对葛兰西霸权概念理论来源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葛兰西的霸权概念并不像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只关注市民社会中的文化霸权，霸权的这种含义虽然在葛兰西思想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但霸权概念本身却有着总体性的意蕴，即是对政治、经济、文化霸权的总体性建构。在具体思路上，早年的葛兰西关心的是克罗齐式的伦理霸权问题，并将这种霸权理论发展为强调工人自主能动性的文化领导权。随着思想的发展，他已经意识到必须将这种霸权思想同经济生活与政治意识的变革结合在一起加以讨论。在《狱中札记》中，结合意大利文化与政治运动史的分析，特别是通过马基雅维利与克罗齐的批判思考，虽然在理论的直接层面，文化一道德意义上的霸权概念成为葛兰西的主要思考对象，但经济与政治构成了文化霸权理论的主体，并形成了政治斗争中的“阵地战”理论，即从总体上实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改造。葛兰西对霸权理论的这一理解，使其文化领导权理论与其哲学理念、政治理念真正地统一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