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洛赫的《希望原理》不同于卢卡奇的《理性的毁灭》，并没有简单地给法西斯主义和存在主义贴上“非理性主义”的反动标签就万事大吉，而是汲取其乌托邦内核。在布洛赫看来，法西斯主义并没有证伪非理性因素，只是证明了希望（乌托邦冲动）不可取消，却有可能误入歧途。在布洛赫心目中，希望只能由“马克思主义”取代接管。可惜，“社会主义在幻想方面长期营养不良”，左派未能把握“非理性中的理性”，抛弃了被法西斯主义“殖民化”的幻想领域。第二国际的新康德主义也好，坚信“真理会开辟自己的道路”的德国共产党也好，卢卡奇式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也好，都抹煞了非理性因素的合理性。这种坏的理性主义也是布洛赫《希望原理》的批判对象。
这样来看，《希望原理》的读者对象相当明确。在“二战”期间写《希望原理》时，布洛赫心目中隐含的标准读者是德国共产党(KPD)；而在战后的民主德国修订此书时，特别是在修订第3卷时（被打成修正主义分子之后），理想读者则是德国统一社会民主党(SED)。在《希望原理》的导言中，布洛赫明确提出：“重要的是学会希望。希望没有放弃它的工作，它爱的是胜利而不是失败。”布洛赫要谁“学会希望”？不是其他哲学家，不是普通群众，而是无产阶级政党（或者说，一切左派政治团体）！
布洛赫的“希望原理”与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逻辑是一致的。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取得成功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取得了空前的吸引力。尤其是列宁对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的张扬，引起了西欧知识分子的共鸣。在德国、匈牙利等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相继失败以后，受列宁影响，卢卡奇、葛兰西等人纷纷探讨了“革命如何可能”的问题。他们的结论都是强调人的主体性。布洛赫同样在《希望原理》的导言中引用了列宁的《怎么办？》中的一段话，为梦想辩护，回答革命如何可能的问题。
布洛赫把“希望”看做推动自然和人类历史的“第一原理”。在《希望原理》的第一部分《（报道）小白日梦》中，布洛赫走进了小市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描述了人在一生的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渴望、等待、愿望、梦想。布洛赫区分了白日梦的两种类型：第一种白日梦是“陈腐不堪的白日梦”，也就是未超越现有生存条件的白日梦。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斗志昂扬的白日梦”，也就是带有乌托邦成分的梦。布洛赫当然肯定、宣扬第二种白日梦而批判、否定第一种白日梦。
布洛赫的白日梦类型学无非是要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丧失了阶级意识，小资产阶级更缺乏革命精神。这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共同母题。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从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物化意识的发生角度，对无产阶级丧失阶级意识的现状进行了理论说明。葛兰西从“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高度，对无产阶级和市民阶层缺乏革命精神的原因进行了深刻反省。布洛赫则从心理学角度描述这一意识现象。这是一种现象学色彩很浓的描述。现象学的基本范畴是“意向性”，无论思维还是想象，在现象学的视域中是没有差别的。这是和传统哲学很不一样的地方。根据现象学，即使是现实世界中不存在的东西，一样能够成为意识的对象。布洛赫所描述的两种白日梦，其根本差别就在于意向性的对象是否已经存在于这个世界上。若已经存在，则属于“未超越现有生存条件的白日梦”，反之则是带有乌托邦成分的、改变世界的革命的白日梦。
白日梦对于布洛赫是极其重要的现象，这只有从人本主义的问题式才能理解。因为白日梦既不是“存在”也不是“本质”，既不是现实的“是”，也不是不在场的“应该”，它居于“应该”和“是”之间的空场上，是沟通两者的桥梁。布洛赫从人的本质（人“应有”的存在）和人的现实存在之间的张力出发。但白日梦绝不是他的理论归宿，而只是叙述的起点。布洛赫没有满足于对法西斯主义欺骗群众的揭露上，还要“师夷长技以制夷”，用“希望”为社会主义革命做贡献。当然，布洛赫也认识到，希望本身并不能带来新事物。“但如果我们能把注意力转向那声音和它代表的涵义，我们的期盼就不会漏掉那声音了。”这就是布洛赫提出“希望原理”的用意。事实上，布洛赫并不看重白日梦的内容，而是看重白日梦的特性，用他的话说，“乌托邦功能”。
布洛赫的希望原理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补充。不过，布洛赫自己并不认为是补充，他是要恢复“希望”这个马克思主义范畴。不容否认，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的解放的学说。布洛赫要做的，恰恰是要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精神，他所认为的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人本主义维度。在理论逻辑方面，布洛赫的确有诸多背离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处，甚至到了“难以容忍的地步”；但是在哲学精神方面，布洛赫却要比教科书体系更贴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意。
第二节布洛赫希望哲学的逻辑建构
布洛赫从他独特的人本主义立场出发，将人的本质设定为“希望”。他强调：“没有希望，理性就不能开花；没有理性，希望就无法说话，二者统一于马克思主义当中——没有其他科学拥有未来，也没有其他未来是科学的。”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同时包含着科学理性的“冷流”和希望的“暖流”，因而是一种“具体的乌托邦”。在布洛赫看来，马克思论证的“自由王国”乃是我们希望的对象，是我们不能放弃的乌托邦梦想。
1.希望人：新人本主义逻辑的渗透
总的说来，布洛赫的主导认知框架是人本主义，而且是古典人本主义和现代的新人本主义两者兼而有之。布洛赫的成名作《乌托邦精神》全书开头的第一段只有四个单词：“我在，我们在”(Ich bin，wir sind.)，第二段开始又说“这就足够了，现在我们得开始了。”布洛赫的出发点是人的存在，他既强调人的“类本质”，也强调个体体验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
在布洛赫眼中，人的“类本质”是他的尚未完成性。布洛赫指出，人之为人的根本，就在于他对光明的向往之中：“在幼虫的下面，在所有动物都受其束缚的类的永恒限制之内，都存在着一种向往光明的冲动；但是只有在人自身中，所有动物均有的趋光性才被意识到，并得到贯彻。”(Ernst Bloch，The Spirit of Utopia，前引，第234页。)布洛赫不仅把人定义为“以未完成为特质的动物”、“新生的动物”，也把人叫做“制造工具的动物”、“会迂回的动物”：“在筑巢和相关活动中，人不再只是靠先天的反射和旧有的信号，他越来越依赖于有意图的计划：完全人为虚构的、还在前面的东西。”布洛赫这里把人的类本质说成是“迂回”、“计划”，实际上就是“劳动”的哲学说辞。当然，这个劳动不是哪个具体社会生产方式中的劳动，而是对人创造历史的主体性的一种抽象规定。布洛赫这儿关于人的“尚未存在”的思想是和青年卢卡奇相当接近的。
但布洛赫还有不同于卢卡奇的思想特色。他不仅从“类本质”的高度描述人的历史性生存，还从个人的经验去描述当下直接的生存状态。布洛赫在《乌托邦精神》中还说：“我靠我自身而在。人最终不得不从这里开始。”（第一句话的德文原文是Ich bin an mir，英译本作I am by myself，极难理解，更难翻译。根据英译者的解释，这一句话至少有以下4种意思：（1）我在我自己身旁，这是字面意思；（2）我依靠我自己而存在，即我是孤独的存在，这是对异化状况的叙述；（3）我通过我自身而成为我自己，这是一种存在主义的论述；（4）接近于“全看你自己的啦”，你的存在不能指望别人。这里采用的是意译，并兼顾德语原有的多重涵义。）无论如何，布洛赫这里说的是“我”而不是我们。如果说，在全书的开头，他还含糊地说“我在，我们在”的话，那么在这里，布洛赫的底牌已经翻了出来——只有一个字，“我”。这样，布洛赫就从古典人本主义的“类”本位转向了新人本主义的个人本位。布洛赫首先描述了人存在的黑暗状态：“我甚至体验不到我自己，不拥有我自己。”(Ernst Bloch，The Spirit of Utopia，前引，第187页。)
那么，我们内心最本真的东西究竟为何？布洛赫认为“我”是为了劳动而存在的，但是能够劳动的我为谁存在？资本家。我的本质是劳动，我的存在却不能达到我内心期许的那种劳动。布洛赫这里的发问非常接近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关于“自由自觉的劳动”是人的类本质的提法。但当时的布洛赫不可能读到马克思的手稿，这种“英雄所见略同”反映了青年布洛赫和青年马克思都处在人本主义的认知框架中。
布洛赫认为，希望就在生存的黑暗之中，只有希望才指向了我们想要的完满，指向了一个尚未存在的、在未来将要出现的乌托邦。由此可见，布洛赫希望哲学的逻辑基础是“无”，是“匮乏”，是“当下瞬间的黑暗”，是孤独的个人的异化存在体验。“希望”则是一种“尚未意识”的表达。作为具有乌托邦成分的白日梦，愿望的意向对象是这个世界上没有的东西，是“尚未”。这种“尚未”，作为“应该”与现实的“是”对立。“应该”和“是”的统一不是建立在黑格尔式的理性总体性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愿望”的非理性基础上。布洛赫对人的界定类似于叔本华的生活意志论。叔本华眼中的人，就是一堆欲望的集合。欲望得不到满足，人便痛苦，欲望得到了满足，人又会厌倦。人生就在这痛苦一厌倦的轮回中消逝，要摆脱，只有在艺术中寻找。布洛赫认为，叔本华的生活意志论太悲观了，他把生活意志引向了“涅槃”。(Michael L□wy，Interview with Ernst Bloch，前引，第35页。)布洛赫想做一个扳道工，把叔本华的哲学扳到马克思主义的道上来，使生活意志变为“革命意志”。
布洛赫认识到，革命之所以迟迟未能发生，和马克思主义的理性主义传统是有关系的。不能不说，布洛赫戳到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痛处。对个人存在、情感的关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块空场。马克思主义哲学过于宏观的分析框架，缺少对个体生存的当下关切。“小孩子都要饿死了，你谈生产力还有什么意义呢？”显然，在这个问题上，布洛赫与萨特是心有灵犀的。
布洛赫批判了舍勒对情感的划分。舍勒认为，现代社会的道德是建构在怨恨的基础上的，无产阶级革命乃是怨恨所致。布洛赫认为这是舍勒对无产阶级的诬蔑，他针锋相对地提出：无产阶级革命的原因在于希望，而非怨恨。布洛赫对情感的分类是：有关满足的情感（如嫉妒、贪婪、羡慕）和有关期待的情感（如焦虑、恐惧、希望、信仰）。前者对应于“未超越现有生存条件的白日梦”，其目标是已经就绪的——如果是个人没有得到的东西，那么至少在世界上是已经可以得到的东西。后者则反之，期待之情对应于“超越了现有的生存条件的白日梦”，其意向性对象是世界上还没有的东西。
但期待之情并不就是希望。因为期待之情本身也分为两类：积极的、肯定性的期待之情和消极的、否定性的期待之情，只有前者才是希望，后者则是海德格尔的“畏”。一句话，布洛赫把人界定为“希望的动物”。在他看来，粉碎“畏”的希望、回应绝望的信心，就代表了拯救这个世界的光明。绝望指向的虚无，就是一无所有，就是异化的不可能消除；信心指向的“全有”，就是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是异化的消除，就是人的解放。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布洛赫的“希望原理”实际上代表了对“共产主义胜利，资本主义灭亡”的信念。
在“希望人”的新人本主义立场上，布洛赫将马克思主义解释为一种人本主义。由于异化、非人道化、物化、一切人和物的商品化是资本主义不得不与日俱增拥有的东西，而无产阶级代表着极度异化的零点，现在无产阶级终于成为变革的辩证关节点：人道本身正是非人道化所产下的敌人，事实上，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不是别的，正是对资本主义中累积的非人道化的斗争，不彻底消灭这些非人道化决不罢休的斗争；与之对立的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推动力、阶级斗争和目标内容只是、能够是、将是人道的进步。(Ernst Bloch，Das Prinzip Hoffnung（《希望原理》德文版），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1979，p.1607.)在布洛赫看来，青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的“人是人的最高本质”、“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等结论是马克思毕生未曾放弃的。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贬低人、压迫人、遗弃人、蔑视人的关系，人被异化了，所以马克思要求推翻这种关系。马克思主义不是别的，只是非人道化的消除；社会主义不是别的，只是人道的进步；自由王国不是别的，只是我们希望的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