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学”(Marxology)。这是一个近年来在国内引发激烈争论的概念。围绕这个概念的名与实、其背后的意识形态指向，国内学界出现了几次富有成效的争论。就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研究而言，我们倾向于将其回落到思想史的语境中，定义为1959年由吕贝尔(M.Rubel)所提出、使用的那个有具体所指的概念。即发生在西方学院传统中的、将马克思的学说和马克思主义区分开来，以“科学”或“中立”的态度对待马克思的著作的学术潮流。除吕贝尔外，代表性人物有费切尔(I.Fetscher)、巴特摩尔(T.Bottermore)、里希特海姆(G.Lichetheim)、麦克莱伦(D.McLellan)等。作为补充的是，我们虽然不同意将“马克思学”(Marxology)直接等同于“马克思研究”(Marx Studies)，但是我们对国内学界重视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研究的做法感到欣慰并表示赞同。
第二节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有关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就斐然。首先，有关国外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著作和流派的翻译和介绍工作，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已经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其次，在上述译介工作的基础上，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研究的反思和推进，针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观点、思潮的阐释和对话也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再者，是围绕国外马克思主义历史变迁的多种探索和讨论。实际上，这些从总体上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思想史梳理，不仅从根本上依赖于基础性的翻译评介和深入的解读对话，而且就内在贯穿于这些研究本身。因此，为了更好地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演进进行概括，首先需要对学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大致说来，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建设的发展大致相当，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一、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初步介绍和批判性研究；二、上世纪80、90年代的深化和发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围绕“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研究与争论；三、进入新世纪以来，针对国外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流派的深入阐释以及当代国外激进思潮的密切追踪。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我们不难发现：以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式图绘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谱系，一方面已经获得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另一方面也是进一步推进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当务之急。
1.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初步介绍和批判研究
从建国后到上世纪80年代初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酝酿、准备期。正如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这一阶段所展现出来的理论特点一样，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要依托是前苏联学者的研究和判断。这一方面表现为当时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信息来源和文献翻译上主要依赖于前苏联学者的研究，另一方面也更加重要地表现为中国学者在这一阶段所持有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受到了传统斯大林体系的影响，在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二元对立中对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以外的相关思潮和流派进行批判性的分析。借用一种不太妥帖的比喻，这一阶段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更多是以一种“贴标签+引用文字”式的方式展开的。很显然，“标签”主要来源于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所反对的那些错误思潮和倾向。
在这种方法论背景下，上世纪80年代之前被介绍到国内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基本上可以简单分为两类：一类是马克思主义的，另一类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点可以在两套丛书的编译中得到集中体现。这两套从书就是上世纪60年代由《哲学研究》编辑部组织编译的“苏联哲学资料选辑”和“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两套内部读物（参见《苏联哲学资料选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63年版；《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64年版。）。在“苏联哲学资料选辑”中，主要收入的是苏联学者在不同领域所进行的研究，但可以说都是马克思主义的。而在“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则以涵盖了西方哲学的不同流派，其中也包括西方学者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评述和研究。可以说，严格的“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二元标签是上世纪60、70年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初步介绍和批判性研究的第一个突出特点。
更进一步，从这种二元对立出发，我们不难发现：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学术氛围中，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并没有取得自身的独立性和合法性，而只能寄居于“供批判用”的资产阶级哲学资料翻译和研究之中。在严格的意义上说，这个时期并不存在专门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上下文直接对这个概念的使用可以看做一种“方便说法”），苏联哲学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正统和模仿对象，而包涵一部分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的资产阶级哲学本身又是批判的对象。可资佐证的是，“国外马克思主义”这个说法在当时的学术语境中并不存在，今天我们所进行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当时看来就是对资产阶级哲学对马克思主义的恶毒攻击所进行的批判回应。以悉尼·胡克(S.Hook)为例，他的很多作品“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中已经被翻译为中文，但在研究中，人们关心的并不是胡克自身的理论逻辑发展，而是他在哪些方面背离了、攻击了苏联马克思主义。
尽管存在上述问题，但我们还是应该看到，上世纪80年代之前的资料译介和批判研究还是为后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些学术储备和积累就寓于以上文提到的“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为代表的那些“内部发行”的翻译成果之中。尽管缺乏“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总体理论关照，这些翻译略显混杂，但是借助于这些数量颇丰的成果，人们已经逐渐意识到在正统的苏联马克思主义之外还存在其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解，并开始形成针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关注，可以说，70年代末开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所需要的学术准备在这个阶段已经大致完成了。
2.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蓬勃发展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上世纪的80、90年代获得了蓬勃发展并在理论上不断深化，这些推进主要是围绕“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而展开的。尤其是伴随“西方马克思主义”逐渐被介绍到国内，针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的争论实际上主导了这一时期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发展。经过近二十年的探索和努力，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中取得了许多重要的进展，并从总体上推动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入进行。这些进展包括：首先，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献译介工作以及国际国内学术信息的交流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其次，在文献翻译和信息交流工作的基础上，针对国外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主要流派及经典文献的研究也获得了极大的进展。再者，围绕“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定性问题，国内学界曾发生过两次重要的争论，并更进一步在梳理“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里逻辑的过程中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终结和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最新进展的逻辑定位问题。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学界，学术研究的进展同国外研究成果的翻译和介绍是密不可分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同样如此。只不过在这个时期，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进展首先是同一个概念的介绍直接绑定在一起的。这个概念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如前所述，80年代之前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获得自身的独立性，往往存在于种种“供批判用”的资料选辑之中。就连80年代出版的《马列主义研究资料》中，在介绍国外马克思主义相关研究时，仍然套用苏联的传统说法使用了“国外马克思学”（马克思研究）的说法。如上所述，1981年，英国新左派代表人物佩里·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被介绍到国内，连同徐崇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1982）一道，在国内学界掀起了一股研究、探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热潮。
这一热潮首先表现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研究成果的大规模翻译、介绍和研究。包括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1989）、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1989）、阿尔都塞(L.Althusser)的《保卫马克思》（1984）（参见［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德］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等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法］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顾良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在内的一大批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纷纷被译介到国内，为日后乃至今天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以西方马克思主义为专题的国外研究也被逐步介绍到国内，除了上面提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外》，最著名的莫过于他的另一本小册子《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准确地说，安德森这本小册子的中文译名并不完全准确。该书英文名为"In the Tracks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直译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轨道”，或者说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新动向。如果是在特定含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意义上，将其译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不妥当的。参见［英］佩里·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余文烈译，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和本·阿格尔(B.Agger)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此外，当时国内一批中青年学者也围绕这一专题形成了不少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如陈学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论》（1991）、俞吾金陈学明合著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1990）、张一兵的《折断的理性翅膀——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1990）等（参见陈学明《西方马克思主义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俞吾金、陈学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张一兵：《折断的理性翅膀——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南京出版社1990年版。）。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过程中，由徐崇温主持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该书在上世纪80、90年代之交共出版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经典和研究著作计33种，涵盖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大部分理论家。尽管受历史条件和研究状况的限制，部分文字的翻译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这套丛书对于推动、扩展国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意义重大，甚至可以说是这一时期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状况的集中体现。
回顾上世纪80至90年代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可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构成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体部分，以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在很大程度上被直接等同于国外马克思主义。因此，这一时期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进展主要得益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化。这种深化是通过围绕“西方马克思主义”性质所进行的两次争论以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本身进行的再思考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