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考察美国司法
就在受降、签字、订约、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审理等一系列活动中，倪徵也开始了他的美国司法考察之旅。冥冥之中似乎有神灯指引，当负责接待的联邦最高法院院长法朗西斯·史东问倪徵此次访问的计划和要求时，倪徵脱口而出：“希望参观和考察美国的审判实践。”
倪徵在美国考察司法制度
去法院听审是考察审判实践的最好方式。于是，倪徵和也在华盛顿考察的他在东吴法学院时的老师陈霆锐、原上海特区法院同事向英华一起，在联邦地方法院的一个大法庭，观审过一起涉及州际贸易的纠纷案，又参观了在伊利诺伊州法院的审判实况，在芝加哥地方法院参观了一起刑事案件的审判等。
听审让倪徵大开眼界，最让他感觉新奇的是，法庭内的检察官的座位与被告律师席是并排的，都是面向法官席，这预示着在开庭时，检察官与律师的地位是平等的；而在国内的刑事案件审判中，推事（即法官）与检察官并肩而坐，这说明检察官的地位是高于律师的。更让他不可理解的是，他在参观一所妇女法庭时，发现法庭嘈杂不堪，几无纪律可言。法官形似高级警员，审案的速度极快，每案数语了解，当然大多是罚款和收留管教。
在州系统的旧金山地方法院，倪徵被邀参观了一个汽车伤人致死的恶性案件。因为是刑事案件，这次审判有陪审员参加，12位陪审员一字排开，坐在法官席的左侧，与法官席形成直角。法庭的一个角落里有一个铁笼，关押着被告。对此，倪徵很有些不解，细打听，方知这里原是荒蛮的淘金地区，曾有凶犯大闹法庭的事件发生。从此，为防意外，就特别设立了铁笼。
第五章参与东京审判也就在这次听审中，倪徵发现审案中，高高在上的法官并不多说话，对被告、证人的发问以及对证据的质证、双方对抗互辩，都由检察官和律师完成。审到中午，法官说了句：“改期续审。”就走了。
其实在倪徵正式考察之前，他在走访密歇根大学任教的前东吴法学院教务长勃鲁姆教授时，教授就曾对中美两国不同的审判实践，特别是在审判进行中关于证据取舍的实践，有过详细介绍，而且还不厌其烦地讲解了一些实例。如今眼见真实情境下的审判，倪徵对所谓英美法和大陆法不同的审判程序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
他这样总结：“按照大陆法系，法官主持审讯，当事人及其律师只能在取得法官准许后，才能向对方或其所举证人发问，或者由法官根据所请调查之点，自己发问。但根据英美法制，则向当事人或其所举证人发问都由律师担任。一般先由原告律师简单陈述案情后，对其当事人或其所举证人发问，这个阶段称直接讯问。在这个阶段后，对方律师可以向对方当事人或对方所提证人进行反诘。反诘阶段一般是非常紧张的，发问常带辛辣味，目的是要否定受讯人陈述的可靠性。律师询问如超出范围或有其他不当之处，对方可以提出反对。这才由法官裁定发问是否正当，如认为发问不当，可以予以制止。律师询问如有未详，法官可以自行发问。讯问完毕后，一般先由被告律师作总结发言，然后由原告律师总结。刑事案件中，检察官处于原告地位。”
英美法起源于11世纪的英国。既然如此，倪徵结束在美国的司法考察后，获国内司法行政部复示照准，自纽约搭乘“玛丽皇后”号轮赴英国继续考察。在伦敦，拿着哈佛大学英美法学权威、已受聘南京司法行政部顾问的庞德教授的引荐函，倪徵见到的第一个法学家莱德勋爵，正和另外几位法学家在草拟有关纽伦堡审判**战犯的文件。虽然按照规则，倪徵不可能直接接触文件内容，但可以推测，在交谈中，莱德勋爵的话题不可能不涉及审判。这也许使倪徵虽然间接，却近距离地感受到审判战犯的特殊气氛。
倪徵不会想到，向哲浚也不会想到，谁都没有想到，他这次的参观、考察、学习、总结，似乎就是为参与东京审判而进行的行前预备和战前演习。倪徵一直说他是个幸运的人，他的幸运在于他能够遭遇机会，成为某个历史阶段、历史事件的参与者。这样的机会，似乎一直在某个角落等待着他。为什么会在东京审判之前，他会被司法行政部派去美国进行司法考察？为什么会在东京审判极其艰难之时，他确定的考察重点恰恰是审判实践？为什么庞德为他引荐的教授，恰恰了解纽伦堡审判的过程？而当向哲浚愁眉不展、心急如焚地从东京法庭飞回南京找寻出路时，倪徵也恰巧刚刚返回国内。
1946年7月，回国后的倪徵原本计划稍事休整后，坐定下来，将从美、英带回的资料，特别是对英美法制与大陆法制异同及其在诉讼程序上的应用详加分析比较，并附实例，作为学术研究的资料。不能说他的计划被向哲浚截断，其实是向哲浚给了他一个机会，为他将来的理论研究提供了实践经验。
当向哲浚踏上祖国的土地，听说倪徵回来的消息后，喜出望外。他在向司法行政部部长谢冠生述职后，点名要倪徵参与检察工作。在东京审判的中方代表人员中，只有向哲浚和梅汝璈曾经在美国留学过，对西方法制有一定的了解，其余的人都是在国内学的法律，这其中的周锡卿只是经济学硕士。梅汝璈因为是法官，而法官的职责要求又不允许他参与到检察工作中去。向哲浚虽有留学经历，却没有英美法审判经验，一直感觉身单力薄，急需有新的力量补充。当他听说倪徵已考察归国后，马上认定倪徵是不二人选。
在这之前，倪徵与向哲浚曾两度共事，一次是在1932年，倪徵在司法行政部编纂室任编纂时，向哲浚是部长罗文干的秘书。一次是倪徵在上海特区地方法院任推事（法官）时，向哲浚是该法院的首席检察官。因此，向哲浚对倪徵非常了解。
2．北平取证受挫
在了解了东京审判的进展情况后，倪徵的心情很沉重。对于向哲浚的“点名”，以及谢冠生的“征询”，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虽然他自觉压力很大，但他的想法很单纯，能有机会为国效力，岂有退缩之理！
这时的倪徵刚满40岁。他圆圆胖胖的脸，慈眉善目，一副很温和的样子。他自小近视，长年戴着一副大框眼镜，而且度数不浅。学生时代，镜框是黑色的，后来换成浅色的了。他习惯梳个三七分头，抹点儿发蜡，头发一丝不乱，整齐地斜向俯卧在头顶。他难得大笑，笑容总是浅浅的，抿着双唇，样子很安静。他的性格和他的长相很般配，平和沉静，不张扬，有些内向，话不多。
倪徵细细分析了东京审判的不利形势。他不是个盲目乐观主义者，但也不是悲观主义者，他喜欢分析、研究后，努力找寻突破口，然后顺着这个方向一路向前。虽然形势不利，但他以为并非毫无挽回可能。他选择的突破口是，“利用被告答辩阶段中检察方面还可对被告所提证人进行反诘的规定，见缝插针地提出一些有助于检察方面的证据，以便确定被告的罪责”。
除了证据不足造成的形势不利外，在法庭上，被告律师因为有语言、程序方面的优势，节节设立障碍。所以仅在气势上，中方就似乎已经矮了一截。倪徵此时的计划之二，就是要在势头上压住对方。他在美国留学过，英语娴熟，因此在语言方面并不逊于对方；在程序方面，他也已相当熟悉。
当然，仅靠他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在与向哲浚商量后，决定再增加人手。这其中既要有具有司法审判经验的律师，又要有具有法律理论知识的学者。于是，上海律师鄂森和桂裕、南京中央大学法学教授吴学义与倪徵共同组建成东京审判检察顾问团，由倪徵任首席顾问。这个建议先经谢冠生的核准，又得到外交部的同意。
倪徵受命于危难之际，却义无反顾。正如他自己所说：“对这样迫切号召，我当然义不容辞，尽管当时动极思静，原想坐定下来进行写作，现在不得不改变初衷，准备立即投入到实际战斗中去。”
倪徵确定了在法庭上不失时机提出证据的思路，可是那“见缝插针”的关键的“针”从何来？找！作为首席检察顾问的倪徵在接受任务后，并不急着奔赴东京。他虽然知道向哲浚、裘邵恒他们已经在国内找寻过证据和证人，但他仍然不愿放弃，他想再努力一下。
倪徵访问的第一个证人还是秦德纯。起初他以为秦德纯出庭作证失败的原因，是因为他不懂得作证技巧，自然很容易被辩方律师问倒。同时，他也不相信这样一个与日军周旋多年，又与土肥原直接打过交道，还有些政治头脑的国民党高级军官手头没有丁点儿日军暴行恶行的证据。
提起到东京法庭作证，秦德纯在倪徵的面前并不掩饰受到屈辱后的难堪与无奈。他哀声说：“哪里是我们审判战犯，还不如说战犯审判我们。”对于长期受传统的“胜者为王，败者寇”思想浸染的中国军人来说，如何能理解西方法律？自然也不能理解东京法庭上被告（战犯）咄咄逼人的气势和检方（战胜者）疲于招架，又屡屡被刁难的尴尬。
这一切，倪徵一时也无法能够解释得清楚。他要的，还是秦德纯手中的证据。
“哪还有什么证据？”秦德纯无奈地说。抗战中，中国人唯一的心愿就是胜利。只要击退侵略者，就是一切，几乎没有人会想到留下什么证据。莫说普通百姓，就连军队司令官也是如此。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有谁能对未来充满希望而想着保存证据？又有谁能先见之明地预测到战后的审判而想着保存证据？何况又有几人能有这样的法律意识？
倪徵没有放弃，他一再引导秦德纯，扩展思路，从侧面寻找线索。尽管此时的秦德纯是国民党军政部次长，正忙于应付与共产党军队的争夺战，但他对在东京法庭被“轰”下证人台，耿耿于怀，有机会雪耻，当然求之不得。在倪徵的启发下，他忽然心生一计：去找汉奸！
倪徵心头的灯被拨亮了。要说与日本人勾结最密切的除了汉奸，还能有谁！秦德纯提供了一份汉奸名单：伪满“立法院院长”赵欣伯、“华北临时政府”首脑王揖唐、南京“维新政府”首脑梁鸿志等。最了解日本人的，甚至手中掌握证据的，当然是这些人。倪徵难得一见地咧嘴笑了，露出了一排整齐洁白的牙齿。
但是，当冷静下来仔细想过，倪徵认识到对此并不能抱太大希望。首先，要将汉奸们全部带往东京是不可能的。东京审判的第一阶段，即检察方提交证据的时间已过。即便能够带他们出国，法庭也不会允许他们出庭。而这几个人都已垂垂老矣，因病、因愁、因恨、因被审判，都如秋后蚊蝇，难以动弹。最重要的，他们的思想仍很顽固，让他们公然指控日本人，轻易做不到。
“可能会有些麻烦，”倪徵对向哲浚说，“不过，还是要去争取争取的。”倪徵的想法是，让汉奸们书写有关材料，能直揭板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的罪恶固然最好，即便不能，也有可能从他们所写的材料中找出一些相关的证据。
关押在北平监狱的汉奸们都是死囚，随时会被枪毙，也有随时病死狱中的可能。事不宜迟。倪徵和向哲浚、谢冠生各有分工。向哲浚返回东京，继续参加法庭审判，同时吁请季南检察长修改分配方案，力争夺回对板垣和土肥原的控诉权；谢冠生电请河北高等法院院长邓哲熙，尽力协助对汉奸们的调查取证；倪徵安排另外两个检察顾问吴学义和桂裕留在南京待命，他自己和鄂森连夜赶制寒衣，准备去往北平，以及土肥原、板垣两人长期待过的沈阳、长春等地，以期在证据上有新发现。
倪徵和鄂森（右）赴北平取证1946年岁末的一个早晨，倪徵和鄂森搭乘飞机，从南京直飞北平西郊机场，被邓哲熙迎接到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一路颠簸，倪徵的心情也起伏难定。他不敢将东京审判的成败维系在这次行程上，但此番北上，似乎又是去东京前唯一的、最后的机会。但结果到底如何，此行究竟能否有较大收获，倪徵不敢乐观。
在驶往位于陶然亭附近的第一监狱的汽车里，倪徵的眼镜架因为汽车的颠簸逐渐滑落，松松地挂在鼻梁上。他无心去扶，他的眼睛顺着眼镜的上边框看出去，世界一片模糊。
就像等待着谜底被揭开，倪徵对监狱之行充满了期待。即便如此，他走向监狱深处的脚步仍然不急不徐。他总是如此，也许是因为自小视力的影响，他的步履总是很沉稳，很轻柔，哪怕遭遇天大的急事。
邓哲熙院长已经吩咐看守做了一些准备，比如暗示那几个汉奸有人要来为东京审判取证，如果他们能够有效地合作，或许可以因为悔过表现而减轻刑责。然而，当倪徵面对汉奸们时，失望之情油然而生：梁鸿志和王揖唐正昏迷着，不省人事。也不知他们是真的还是装的，倪徵难以辨别。他了解西方的证据规则，证人有权选择作证或不作证，他不能说什么。
处于清醒状态的赵欣伯倒是精神矍铄，也很愿意配合倪徵。对于倪徵的问题，他积极作答，并不隐瞒。当倪徵试探着要求他写些书面材料，以便他带去法庭作为证据时，他居然很爽快地答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