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华北战场
华北是战后国共争夺的主战场，其地域包括河北、山西、绥远、察哈尔的全部和热河的部分地区、河南北部，以及豫、皖、鲁、苏交界地域。
冀、晋、察、绥四省是华北战场的北线，国民党军由第二战区（山西，司令阎锡山）、第十一战区（河北，司令孙连仲）、第十二战区（绥远、察哈尔，司令傅作义）担任作战任务。但由于国民党军在这些地区的兵力相对较弱，因此当内战爆发之初，除了第一战区胡宗南派出部队自陕西进入晋南发起攻势外，国民党军在其他地区均暂取守势。中共赋予华北部队的任务则较重，要求他们夺取“三路四城”，即首先集中晋察冀部队出击平汉路北平石门（石家庄）段，相机占领保定与石门两城；然后以晋察冀主力入晋，会合晋绥部队夺取正太、同蒲两路，相机夺取太原与大同两城。这样可使中共华北各根据地基本连成一片，孤立并包围华北最大的城市北平与主要工商业城市及出海口天津，确立中共在华北的战略优势。但这个作战计划在相当程度上脱离了当时的实际，既高估了己方力量，也低估了对手的实力。
担任华北北线作战任务的是中共晋察冀军区聂荣臻部和晋绥军区贺龙部，他们在分析情况后认为，如果同时出击三路四城，恐兵力不足；根据国民党军有保存实力、协同不好的弱点，他们建议先打国民党在华北三个战区结合部的大同，打通晋绥到晋察冀根据地的交通，然后再出击平汉路和正太路。此建议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同意。大同为山西北部重镇，由于其地处孤立而又地位重要，阎锡山派第8集团军副总司令楚溪春坐镇大同，指挥3个师2万余人负责守城。楚溪春对大同将被攻击早有困守的心理准备，命令在大同城池内外布下四郊、外廓和内城三道防线，并主动放弃城外据点，收缩至城郊，准备依托核心据点和坚固工事，逐渐消耗攻方力量，争取时间以待援兵。中共攻打大同的部队为晋察冀的5个旅和晋绥的4个旅，其中以4个旅攻城、5个旅打援，攻城部队总数不到2万人，略少于大同守军的人数，不能确保以多数优势压过对手；而且作战准备时间较短，武器装备欠缺，尤其是用于攻坚的火力严重不足，又是两个方面军联合作战，联络协同有所不周，为攻击不利埋下了伏笔。8月初，中共部队开始攻击大同外围，国民党军陆续收缩至城郊。自中旬开始，中共部队对城关外的各据点发起攻击，国民党军“依托坚固工事、充足的弹药和复杂交错的碉堡群进行抵抗”；而中共部队“由于没有攻坚经验，火力不强，仅用手榴弹和梯子攻敌人的碉堡”，“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代价，许多据点得而复失，形成拉锯”， （《张宗逊回忆录》，299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结果用了20天的时间，直至9月初才攻至城垣。
大同被围后，楚溪春连电请求增援。大同虽属于阎锡山的地盘，但因为阎锡山在战后初期的上党战役中损兵折将，此后不得不固守太原，无多兵可派，他虽不愿别人的势力渗入自己的地盘，但又不能眼见大同落入中共手中，只能请求蒋介石设法增援。华北其他地区距离大同较远，又被中共控制区所阻隔，因此蒋介石将大同划归第十二战区傅作义统属，以此促成傅作义派援兵解大同之围。傅作义接令后行动积极，9月1日，傅部以集宁为目标，开始自归绥向东攻击前进。中共事先估计援兵将来自大同东面的第十一战区，因此将阻击重点放在东面，而未估计到傅作义部队会自西面增援大同，且行动较为迅速，暂三军已于5日进至卓资山。中共大同前线指挥部不得不决定暂停对大同的进攻，集中7个旅4万余部队重点打击傅军。自7日开始，暂三军和中共部队陆续到达集宁四周，展开激战，因为中共部队占据了兵力优势，战况渐对傅军不利。12日，傅部头等主力第35军101师后续跟进增援，中共前线指挥部临时又决定转移兵力打击第35军，结果导致兵力分散，未能予第35军以打击。集宁战场的傅军也稳住阵脚，准备反攻，中共部队有腹背受敌之危险。在此情况下，中共前线指挥部于13日决定撤出集宁。集宁既撤，傅部援军逼近，再打大同之坚城已属不利，中共随后又于16日撤围大同，将部队转移休整。大同作战，中共未达预期目的，主要原因是对攻击坚固设防城市的困难估计不足，准备不周全，而又未能集中兵力形成绝对优势，以致久攻不克；同时，对国民党军守城决心与增援之速判断失误，又多次分兵作战，使得战场形势逆转。这次失利直接影响到后来的张家口作战。大同作战的指挥者之一罗瑞卿事后总结，“大同战役，实际上是一次败仗”；“这是起了战略性的影响的。主要的还不是影响了张家口的过早失守，主要的是影响了冀察晋地区在大半年时间内，在对敌作战中，都处于被动地位。” (黄瑶、张明哲：《罗瑞卿传》，182—183页，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
中共攻击大同受挫，使国民党军在华北的进攻声势渐涨。9月中旬，北平行辕制定张垣（张家口）会战计划，集结重兵于平绥路两端，东线由第34集团军总司令李文指挥，以南口的第16军、怀柔的第53军进攻张家口，另以第94军进攻怀来南侧，形成对张家口的包围之势；西线由第十二战区傅作义部负责。此举企图东西对进，打通平绥路，收复张家口，巩固华北和平津地区。9月30日，第16军进占康庄；10月11日，第53军占领延庆，第94军亦进至怀来南，但因中共晋察冀军区以2个纵队顽强阻击，东线进展较为缓慢。蒋介石为此颇为恼怒，以致曾有暂时停战、再作打算之议。他致电在北平督战的陈诚说：“此次对察作战，如此滞钝延误，殊所不料。可知平时一般将领，对于张家口之各种作战准备与地形兵种，以及敌情工事毫无研究所致。而且我军作战计划多为匪部侦获，更可知保密组织之疏忽。……如此中途顿挫，必使匪部之气焰骤增，我军之声威消失，殊于我最为不利。”(《蒋中正总统档案·筹笔（戡乱时期）》第15933号。)
负责平绥西线作战的傅作义在东线激战之时却按兵不动，以借机提高要价。蒋介石遂故技重施，将张家口划入第十二战区管辖范围，使傅作义为扩张地盘而积极向张家口进兵。傅作义乘中共主力与第十一战区部队在怀来方面作战、张垣西侧防务空虚之机，部署尽速秘密移师东进，夺取张垣。他以声东击西之法，一方面大张旗鼓地布置自大同沿平绥路东援，实际命令以董其武指挥第35军的2个师和暂三军的1个师及骑兵集团作为第一梯队，秘密集结于集宁地区，绕道经由长城外之偏僻荒凉地区直扑张北；另一方面以第35军和暂三军各1个师作为第二梯队，在大同待命随时准备跟进增援。中共估计傅军增援将循常规走平绥路，并将打援重点放在平绥路上，对张家口北翼的防卫十分薄弱。但傅部援军避开铁路，以骑兵打头，以迅捷而出人意外之速度自北面奔袭张家口，9月27日占领兴和，10月6日占领尚义，8日直下张北，距张家口不过百里之遥。中共部队因没有准备，无法急速增援张家口，在张家口已处于傅部直接威胁的情况下，中共晋察冀各机关只能紧急动员，于10日晚仓促撤离。11日，傅部进入张家口。此后，中共在平绥路的阻击部队主动撤退，14日国民党军东西两线部队会师于宣化东，打通了平绥路。
因为华北中共部队自内战开始后几次作战均告失利，“有些同志震惊于张家口之失，议论纷纭”，“由此产生的埋怨情绪，甚至对战胜蒋介石缺乏信心”。中共其后总结失利原因：远则因为“和平幻想，备战不足，和的工作做得太多了，备战工作太少了，复员过多直接影响到战争，练兵工作我们没有抓紧”；近则因为“主要是在军事指导上，初战没打好，因为当时有轻敌思想，对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思想，在战役指导上和战术指挥上均存在问题”。(《聂荣臻回忆录》（下），638—639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4；《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国解放战争史》第2卷，121页。)在内战初期的华北战场，第十二战区傅作义的部队对国民党军攻势之成败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傅作义长期局促于绥远偏僻荒凉之地，心有不甘，积极图谋向华北中心地区发展，大同、张家口之战正好给了傅作义实现自己谋略的机会，蒋介石将两地划归傅作义的做法，明显调动了傅作义的积极性。傅作义的部队自成系统，由傅多年指挥训练，上下一心，协同能力较强，指挥运用得当，保密工作相当成功，几次作战采取出其不意、声东击西的战法，收到了预期成效。也正是由于傅作义在华北内战初期的表现，使其在国民党中的地位迅速上升，直至成为华北“剿总”总司令，成为少数被蒋介石信任并委以重任的非黄埔系将领之一。
国民党军攻占张家口之后，蒋介石即准备扩大战争，命令陈诚在华北准备由平汉路南北对进，进攻冀南邢台，打通平汉路；在东北于半月内收复安东与通化，再专心筹划北满之收复；对山东烟台收复之计划亦要求积极进行。陈诚在北平对记者自负地表示：如果继续作战，也许3个月，至多5个月，便能解决中共问题；对于交通，任何一线均可于两周内打通。(《蒋中正总统档案·筹笔（戡乱时期）》第15944号；1946年10月17日《中央日报》，上海。)而中共一直以国民党军停止攻击张家口作为继续维持国共关系的重要条件之一，张家口之失使中共再无任何负担，国共关系从此亦再无挽回余地。
热河是华北战场的东线，但由于热河地处华北与东北之结合部，国共双方均由东北方面负责热河作战。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调动了其属下的第13、第93军和第十一战区的第53军担任热河作战，以第13军担任主攻，由凌源沿锦承路进攻承德，第53军和第93军担任策应，分由绥中进攻都山（今青龙）、由锦西进攻凌南（今建昌）。担任热河作战的中共部队只有冀热辽地方部队的7个旅，实力上无法与国民党军硬拼，国民党军的进攻行动未遇太大的抵抗。8月28日，第13军占领热河省会承德。第53军和第93军会同北平第十一战区出动之第16、92、94军及整编第62师进攻中共冀东根据地，以安定平津侧翼。至9月底，基本占领了冀东各县城。10月，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又令第13军和第93军出动，配合张家口作战。10月10日，第93军占领了热河的中心城市与交通枢纽之赤峰。12日，第13军占领多伦，打通了与察境国民党军之联系通道，此后国民党军转入“扫荡”作战。
华北战场南线位于华北、华东、中原诸战场的结合部，以豫北、豫东北、鲁西南为中心，并包括晋南部分地区。国民党方面以郑州绥署担任此地域作战，并可得相邻之徐州绥署和第二战区的支持。中共方面则以晋冀鲁豫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部担任该地域作战任务。全面内战爆发前，中共赋予刘邓部队的任务是配合华东战场，以豫东为主要作战方向，主动出击陇海路，切断国民党军徐州和郑州两大集团间的联系，并沟通中共晋冀鲁豫和华东两大根据地间的联系。8月1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3个纵队出击陇海路豫东段。由于国民党军在此兵力部署单薄，只有战斗力不强的前西北军刘汝明部的整编第55、68师，且地处徐、郑间之结合部，缺乏协调，刘邓部的行动较为顺利，在半个月之内连续破路300多里，直接威胁徐州侧翼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