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福泽谕吉的《与亚细亚诸国之和战无关我荣辱之说》，《东京日日新闻》于1875年11月28日发表《决不可轻侮支那》见《日本近代思想大系对外观》，岩波书店，1988年，第257—260页。从谋略、对策论的角度，提出不可轻侮中国。其中写道：“我国人与支那人同为东洋同文之人种，性质风俗也有所类似。如问其交情如何，不仅工商界不仇视，而且自欧洲人而言也相互有亲密的表现。但是在上等社会之间，往往不免睚眦必报之情。盖东洋自尊之风，而自然产生出各自相轻以保全其体面的思维定势。自元朝忽必烈企图来袭，仇视支那人的萌芽已经出现在邦人的胸中；因为明代的倭寇和征伐朝鲜，忌惮日本人之念亦在支那人的头脑中生根。而到去年的北京谈判1874年9—10月日本方面派遣大久保利通为全权大臣与中国就出兵台湾问题的谈判。更加使支那人兴起了怀想宿怨之情。特别是我国人锐意进取而赴开明之端绪，颇为博得欧美人的喝彩，因此遽然轻侮支那人，以至敢视之为不足为虞。于此彼不能不更加怀恨在心。如此善邻之方法，岂可谓得策？”该文认为，为了保持日本的国势，不可轻侮中国，因为轻侮将会使中国奋发图强；而且强调也不能以“衰态”来概括中国的整体。文章写道：苟欲为日本成就百年之计，与其使二三个大国对峙立于东洋，宁可让数十小国割据大陆。若再以扬子江为界，而建设两个独立国家，事情更为有利。这样与大国为邻，只顾快于轻侮，而使其发奋起之志，于保国势之权衡决非良法。我邦人评论支那之近况，常常注目于其人情政务逐渐萎靡之衰态，而引以为自快自尊之谈资，然而其所言尚未通观支那之全局。齐一变至于鲁，若其达于我邦之进度，不敢言为望外之事。若再一变，自他孰能至于道乎？吾曹论及此，无奈不能保证未然。欲将其萎靡不振之现状径直视为全局之定数，毋宁说不是太大方了吗？
我邦人以东洋之先进而颇为自满，轻侮东洋诸州，支那人气愤于让日本人着了先鞭而渐显奋发之状。轻侮与奋发孰为保全独立之良策，不待智者而明。吾曹切望我邦人尽早放弃轻侮邻邦之恶念，以期至百年之后亦与支那所许争开明之先进。宜戒满盈之志即在今日。若不幸而见支那炮舰之不整肃而愈益养成轻侮之念，而使彼亦愈益勉励奋发之志，胡军十万蔽海来袭之旧举，于将来再起此念，未必其无也。而以轻侮可以使弘安之美名再次生辉吗？有识之士如果反省，必有所悟。该文预测，日本下层社会对中国的认识也会受到上层社会的影响，指出：“不出数年，我邦人普遍地兴起轻侮、仇视支那人之念，而至不能除去之。”担心“有谁能够匡正此上层社会的风气，使之捐弃轻侮之弊害？”福泽谕吉以“开化的独立国”作为日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