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海舟所说的那些特点与日本汉学家所言“尧舜的政治”有什么相关性吗？远的且不说，就举胜海舟本人十分推崇、而他自己也志在“明尧舜孔子之道”、“布大义于四海”的横井小楠来说，胜海舟在论及与横井小楠的关系时曾说，自己“从美国回来时，（与他）谈了许多关于美国的事，他常常是闻一知十的样子。说过‘哈哈！那是尧舜的政治啊。’”江藤淳编：《胜海舟》“日本的名著32”，第258页。在另一处胜海舟说：“我从美国回来时，因为他（横井小楠）问美国的事情，我教了他很多，他闻一知十，很快就精通了美国的事。”同上书，第72页。横井小楠于1860年写的《国事三论》在论述“万国形势”时虽然论及英国、俄罗斯，但是重点讲到美国，说：“美利坚自华盛顿以来立三大规模，一、 因天下之惨毒莫过于杀戮，故顺天意以息宇内战争为务；二、 求知识于世界万国，以裨益治教为务；三、 全国大总统之权柄让贤而不传子，废君臣之义而专以公共和平为务。以至于政法治术及其他百般技艺、器械等，凡地球上称美善者悉取而为吾所有，弘扬好生之仁风。”横井小楠认为这些“殆符三代之治教”。《渡边华山 高野长英 佐久间象山 横井小楠 桥本左内》，日本思想大系55，岩波书店，1971年，第448、449页。而胜海舟所描述的中国社会的特色，很难以使人有美善之感，也与1865年横井小楠在《沼山闲话》中所强调的“尧舜三代之畏天经国”同上书，第513页。的用心格格不入。
那么，胜海舟这里的所谓“代管人政治”与他自己的政治理想是否相符呢？胜海舟的政治思想这里不可能详细论及，仅就其要点而言至少可以说有这样两点：第一，强调正心诚意，而反对法律万能主义。他说：“政治家的秘诀，没有任何别的，仅仅在于正心诚意四个字。根据这四个字去做，不管是怎样的人民都应该没有不心服的；不管怎样无法的国家，都不会无故而发生暴乱。”江藤淳编：《胜海舟》“日本的名著32”，第105页。内政如此，外交也不例外。第二，重视经济基础。他说：“不论你怎样熟悉治民之术，因为人间万事以金钱为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基础，无论出现多么伟大的政治家，也终究无计可施。”同上书，第109页。第三，强调尊王心与爱国心的统一。强调志士要以身许国，治理社会要有宽宏大量，但不能八面玲珑。说“如果尊王心与爱国心不一致，不能举尊王之实。”他以“从二位勲一等的伯爵”身份，强调“脱离人民而提倡尊王，原本就是本末倒置”。同上书，第137页。仅此而言，这些也与他所说的“代管人政治”毫不相干。
总之，不关心国家的兴亡，只要对自己有利就能够满足，对统治者是什么样的人根本就不放在心上，不以外国的侵略为耻却反以为荣，胜海舟将中国的这种状况说成是“尧舜的政治”，而松浦玲坚持认为这里的“尧舜的政治”不是对中国的侮蔑和轻视，而是对中国的“赞辞”，这是否令中国人难以接受且另当别论，我想只要“稍微懂得一点点汉学的人”也会觉得荒谬。胜海舟在这里要讽刺和揶揄的或许不是“堂堂的国家”日本，而正是以“尧舜之治”作为核心文化价值的中国。尽管如此，诚如松浦玲所言，他的确“还有畏惧之念”，至少他担心“在枪炮的战争中胜利了”之后，“经济上的战争”恐怕失败。他说：“一消一长为世之常态，日本虽然已经战胜了支那，但是何时还会要碰到厄运，因此从现在开始对那时有所觉悟非常重要。”见江藤淳编：《胜海舟》，“日本的名著32”，第139页。
说到经济上的事，顺便可以看看他对古代中日关系中相关历史事件的评价。总的说来，他认为：日本“在过去，经济上是以支那为师傅的”江藤淳编：《胜海舟》，“日本的名著32”，第113页。。具体而言，他对足利义满的评价值得注意。他说：“总体而言，我国的金币始于足利时代，是义满这一英主与细川赖之这一豪杰两人顺利地笼络了明朝，表面上接受日本国王的册封，这样取得了金币的本钱。后世这样那样评价义满的家伙，毕竟是些看不到问题的本质的庸俗透顶之辈。这时所笼络到的金子和太阁征伐朝鲜所掠取的金子，两者至此成为日本金币的基础。”同上书，第112页。对此，他还说：“所说历史学家对足利义满被明朝皇帝册封为日本国王进行了极力攻击，我不是对义满作任何辩护，但是不要忘记他接受册封的虚名是出于获得实际利益的考虑。他向明朝低头，也就因此而不客气地请求赠予永乐钱，这样看来，他也够狡猾的了。”同上书，第87页。就是说，有利于经济发展是第一位的，那些虚名或空论是次要的。
三胜海舟与丁汝昌、康有为
胜海舟的中国认识，还表现在他对丁汝昌的评价和对康有为的劝告之中。
1891年7月，海军提督丁汝昌率北洋舰队7艘军舰访问日本时，据《冰川清话》记载，丁汝昌到胜海舟家里访问，进行了恳切的交谈，并以提督之礼招待胜海舟参观了军舰，丁汝昌读过胜海舟的《海军历史》，被胜海舟引为“海外一知己”，并赠给丁汝昌一首和歌和一把宝剑。因为这种关系，他说：“日清战争时期，心里总想着北洋舰队，虽然是敌方，也注意其消息。而且因为那时联合舰队的司令官伊东祐亨中将，过去曾在我神户开的塾中学习过的缘故，在这难逢的灿烂人生舞台上，想着如何为日本海军的名誉及他自身建立功勋，当时我的心中既想着这边，又想着那边，几乎肝肠寸断。”江藤淳编：《胜海舟》，“日本的名著32”，第93—94页。在他得知丁汝昌自杀的消息后他作诗一首以示纪念，诗题为《二十八年二月十七日闻旧知清国水师都督丁汝昌自杀之报，我深感君之心中果决无私，亦嘉从容不误其死期。叹数时，作芜诗，慰其幽魂》：忆昨访吾庐，一剑表心里。
委命甚诚忠，懦者闻之起。
君固识量洪，万卒皆遁死。
心血溅渤海，美名照青史。龟谷馨编：《海舟遗稿》，第22页。《冰川清话》中此诗有改动，改为：“忆昨访我居，一剑表心里。委命甚义烈，懦者为君起。我将识量大，万卒皆遁死。心血溅渤海，双美照青史。”见江藤淳编《胜海舟》，“日本的名著32”，第92页。胜海舟还写了一篇《吊丁汝昌文》，记述其自杀经过以及他的评价，赞扬其“终履将帅之道而死，可谓有古英雄之风”。龟谷馨编：《海舟遗稿》，第97页。此句为《吊丁汝昌文》的最后一句，收入《冰川清话》时被删去。但是这篇文章对丁汝昌的自杀经过的描写值得注意。文章开篇写道：“廿八年二月十六日，丁汝昌以其所率领的军舰，以降旗向我投降。论其可否得失，而欲听我之意见。我以默识而未答。其后，以两三日，闻丁完成降伏顺序，自刃而死。我闻此讯，思彼之心里，叹息数时。”江藤淳编：《胜海舟》，“日本的名著32”，第92页。这里与前述铁石浪人所创作的演歌《丁汝昌》歌词一样认为丁汝昌是先投降后自杀。丁汝昌服毒的时间是2月11日晚，戚其章查到《丁氏宗谱》，其记载丁汝昌是“卒于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八日辰时初”。戚其章：《甲午战争新讲》，中华书局，2009年，第243页。即公历2月12日早晨7时许。丁汝昌死后，北洋舰队“广丙舰”舰长程璧光去向伊东司令官递交投降书。14日，牛昶炳与伊东祐亨签订《威海降约》。
胜海舟对这种先投降后自杀之说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丁汝昌的这种处置，是“失去战斗力的舰长应该采取的模范”行为，并为他解释说：“像丁汝昌的境遇，数年来苦心培养的部下可以作为将来支那海军的要素，有两百名秀才，还有给人找麻烦的所雇用的洋人，必须对这些人有所安置。如果说奋战到死的话，已经有十年素养的两百名海军学员必将被杀，如果投降的话，自己的良心无论如何不允许。为此丁汝昌深思熟虑，只以支那海军的将来为重，也为了保全自己的面子、出于对所雇用洋人的义理，而奋不顾身地以自己的生命和军舰作为牺牲，其心事，实在令人怜悯。”江藤淳编：《胜海舟》，“日本的名著32”，第94页。
另外，他还从丁汝昌身上感觉到从容就死的大气，认为这是“支那人的美风”，但是他接着说：这种美风表现在万事之上。如在日清战争中，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旅顺口、威海卫等要塞全都落入日本人之手，即便如此，其国民完全不在乎，一点也不吃惊，人们会笑其感觉木然，大国民的风度，反倒在其中得到认可。
丁汝昌也什么时候对我这样说过：“我国与贵国相比，万事都进步迟钝，但是另一方面，一旦开始动起来，决不退步。”支那的可怕之处，实际上就在这里。最近的战争虽然顺利地战胜了，如果将其长处和短处综合起来考虑，我担心将来呀。江藤淳编：《胜海舟》，“日本的名著32”，第177页。这里顺便可以想一想，所谓“大国民的风度”是真心的赞美之词吗？就如同中国人的长处和短处往往是纠结在一起的一样，胜海舟对中国的认识，也与同时代的许多日本人一样，往往是“寓恐惧于轻侮之中”。
我们再来看看胜海舟的《与康有为书》。
1898年10月27日，宇佐稳来彦（1872—1934）来访胜海舟，谈及从中国偕康有为来日本的情况，并请求胜海舟能与康有为见面。11月，胜海舟收到康有为来函，恳切请求会面。岩本善治编：《新订 海舟座谈》（胜部真长校注），岩波文库，1983年，第369、370页（《海舟座谈》关联年表）。12月，康有为访问胜海舟，谋求借助日本之力以实行清朝之革新。江藤淳编：《胜海舟》，“日本的名著32”（富田铁之助编《海舟年谱》），第464页。戊戌变法后，康有为亡命日本的情况，线索大体明朗。最新的研究成果，参见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北京：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该书第842页谓：“‘宇佐稳来彦’，即宇佐穗来彦（1872—1934），‘稳’是康有为之误。”此判断或以伊原泽周《由近卫日记看康有为的滞日问题》一文为根据而来，该文翻译的1898年11月3日近卫笃麿日记中有“岩本善治于昨日（十一月二日）来书谓：（前略）兹有筑后人宇佐穗（按《康南海自订年谱》将‘穗’书为‘稳’）来彦者”（伊原泽周：《从“笔谈外交”到“以史为鉴”——中日近代关系史探研》，中华书局，2003年，第184页）之语。此非康有为之误，宫崎滔天的《三十三年の夢》的日文版与中译本皆为“宇佐稳来彦”（东京：平凡社1967年版第116页，林启彦译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3页注释②对其人作了简介），下文所引岩本善治之文亦为“宇佐稳来彦”。但康有为与胜海舟的交往，似乎并未引起多大注意，康有为致胜海舟的信函亦未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新出版的《康有为全集》中找到。松浦玲在其《明治的海舟与亚细亚》一书的结尾部分特别论及胜海舟与康有为，对于研究中日近代化走向提出了很有启发意义的思考。这里围绕胜海舟的《与康有为书》做些简要的说明。
岩本善治（1863—1943）将《与康有为书》收入其所编《海舟余波》时，有如下说明：明治三十一（1898）年十二月十六日起草。康长素之来，举国无不欢迎，志士多慷慨而谈。独先生对其提出忠告，恳切热诚。长素遂怒，怫然而去。先生其后语其同伴者宇佐稳来彦曰：即便人负我，我亦不负人。即载一书相赠。北泽正诚氏译之，而致宇佐君。江藤淳编：《胜海舟》，“日本的名著32”，第272页。北泽正诚（1839—1901），松代藩士，曾师事佐久间象山，在维新政府任左院议官等职。胜海舟的忠告究竟如何？且将其《与康有为书》龟谷馨编：《海舟遗稿》，第87—91页。后收入《海舟余波》时，第一句“康君足下，近日枉驾惠赐亲书，多谢多谢”与最后一句“足下请深虑。再拜”被删去。见江藤淳编《胜海舟》，“日本的名著32”，第279—281页。其余稍有不一致之处，文中标出。全文译出如下，以资探讨。康君足下，近日枉驾惠赐亲书，多谢多谢。夫西洋各国东渐之形势既起于三四十年前，当今其实际历然显现，其着手固及根底。亚细亚洲中，物产之多、土地之广大者，以日清两国（“日清两国”《海舟余波》版为“清国”）之交易交通为第一。其他寥寥者，岂能堪同各国之融通？
熟察各国之所策划，其规模之大、动手之永续，以俄国为第一。故各邦隐然联合力图防止，终究不可能也。譬如近来我朝鲜事件，为此而国币空费，全国疲敝，且谤议盛行，纷纷扰扰。深入观察，不过为了给俄国以好机会也。急躁浅虑之所致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