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结缘清史
1958年这一年，青年史学家戴逸可谓三喜临门，首部代表作《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赢得掌声一片，并荣任人民大学老校长吴玉章的学术秘书，同年搬进铁狮子胡同大院的教工宿舍。
北京市张自忠路3号（铁狮子胡同1号）
铁狮子胡同大院旧称“铁1号”，也就是后来的张自忠路3号，其中式大门与内部西洋古典建筑的完美融合，令人按捺不住地想探究深藏不露的历史烟云。抬眼处，红漆大门两旁蹲坐着大石狮子，雕梁画栋间透出昔日清王府邸的余威。清初，这里是康熙帝九子允禟的府邸，后来是乾隆弟弟和亲王弘昼的府邸。书法家启功是和亲王的裔孙，曾和戴逸开玩笑地说，你现在住的家正是我家的老窝呢！往事早已风流云散。清末新政，这里成了清政府的海军部与陆军部。民国时期，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坐镇其间。其后，历史见证了大门外的血腥，段祺瑞政府在这里向和平请愿的群众开枪，屠杀了刘和珍等烈士，“三·一八惨案”的纪念碑永久性地矗立于此。以后，又是宋哲元二十九军的司令部。日寇占领北平，成为冈村宁次华北派遣军的司令部。正可谓“屡经风尘，历尽沧桑”。
这里地处闹市，院子里却流淌着奢华的静谧。戴逸搬进新居后，每天回家就是钻进书房，在历史的尘埃之中括清思路。夫人刘炎明眸皓齿，性格爽朗，她与戴逸原在解放区华北大学同时进修，当时并不在同一个部学习，进城后才相识相知，并于1952年结为伉俪。刘炎原先在党史组教学，后来成为一名哲学教授。刘炎以行动支持丈夫，成为戴逸在史学道路上前行的贤内助。1960年底，戴逸任北京市历史学会常务理事，同时兼中国近代史专业组的组长，工作更加繁忙了。这样，照顾家庭的重担几乎都落在刘炎的肩上。那时，孩子尚小，彼此的工作都很忙，戴逸不仅要做学问，还有很多事务性的工作需要身体力行，在家的时间很少。但刘炎毫无怨言，以哲学家的眼光看待生活与事业的辩证关系，把一应琐事处理得恰到好处。为此，戴逸庆幸自己找到了善解人意的另一半，也更加可以甩开膀子奔跑于史学的道路之上。或许，这正是缘分使然。
人的一生中，潮起潮落，恰如缘来缘去，一个“缘”字起着推波逐浪的作用。北京市历史学会成立后，戴逸与吴晗的交往更加多了。当时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又是学会的首任会长，之前戴逸参加了由他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编委会的工作，所以彼此较为熟悉。吴晗学识渊博，治学严谨，但无学究之气，早年史学巨著《朱元璋传》为他赢得声名，在史学界影响深远。他从不端官员架子，非常平易近人，尤其关心年轻人的工作和生活。戴逸非常敬重他，平时常在报章读到他的激扬文字。吴晗在繁忙的公务之余，撰写的很多脍炙人口的论著、短文和其他作品，使戴逸更加理解吴晗的治学和为人。当年在编委会时，戴逸是最年轻的编委，其才华深得吴晗欣赏。戴逸对吴晗像师长一样敬重，吴晗则把这位学术新秀当作忘年之交，开会见面不时谈话聊天。吴晗非常健谈，思维纵横，作为明史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的他，想的最多的可能就是古籍的整理、担任北京市副市长时的吴晗。
文物的保护、明陵的发掘，乃至市政和中小学教育等工作的设想。戴逸认真听着眼前这位师长的谈话，有时自己也会说一些想法，这时吴晗会频频点头，并作交流。戴逸非常尊重这位声名显赫的历史学家，还记得在北大创办孑民图书馆募书时，曾与他有过难忘的一面之缘。
那时吴晗同师生们一起回到清华园，住进了旧西院十二号。这是一所中式的院落，院子宽敞而幽静，门外正对着一片树林。当时北平的民主运动非常激越，这所独门独户的院子，也成了北平进步教师和革命青年聚会的地方。吴晗以学者、教授的身份，掩护着革命行动，院子里明朗的笑声、热烈的争论不时冲破着外界的黑暗。
1947年夏秋之际，据说有一批珍贵的图书和文件从解放区带来，要捐给孑民图书馆。作为孑民图书馆负责人之一的戴逸，苦于联系不上带书的同志，正在焦急之际听说吴晗知道来人的下落，便自告奋勇地去清华大学找他。通过一位熟人的介绍，戴逸与心仪已久的吴晗教授见面了。吴晗戴着黑色圆眼镜，儒雅而洒脱，非常亲切地握住戴逸的双手。戴逸他们说明了来意，并汇报了孑民图书馆的进展。吴晗非常赞赏孑民图书馆的名称，由此谈了不少蔡元培先生的学问及做人的故事，还非常坦诚地谈了对形势、战局和学生运动的不少看法。作为晚辈后学，戴逸很是仰慕吴晗，他谈了刚读过的吴晗的《朱元璋传》，并对一些感想进行交流。聊到后来，戴逸提到解放区的同志和所带书籍，没想到吴晗却声称一概不知，但一口答应自己给孑民图书室捐一批书籍。虽然这次拜访没有达到预想的目的，但见到了吴晗教授并进行热诚交谈，大受鼓舞，自觉收获不少。临别时，吴晗关切地嘱咐说要他们小心特务盯梢。
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北大学生已成长为青年史学家。有次闲谈中，戴逸跟吴晗提及往事时，吴晗仔细端详了好久，认出了当年找过他的北大进步学生。他不免哈哈大笑，笑当年的那位冒失鬼。吴晗当然知道解放区的同志和书籍之事，但考虑到当时的环境，为了顾全大局，只能说不知道了。戴逸这才知道事情原委，终于解开了多年的一个谜团，师生俩的关系更是进了一步。
北京市历史学会下设十多个专业组，日常开展有关学术活动。当年，诸多史学专家负责各专业组的学术工作，如邓广铭任古代史组组长，翟良超是现代史组组长，张芝联是世界史组组长。戴逸担任常务理事兼近代史组组长，副组长由苑书义、王炬堡担任。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正经历困难时期，各种运动接连不断，全国的学术空气很沉闷。但吴晗直接领导下的学会团结一致，气氛活跃，做了许多工作，经常举行年会、座谈会、报告会，团结了北京广大的史学工作者。常务理事会主持学会会务工作，任务较为繁重，但戴逸乐此不疲。当时，戴逸正在进行《中国近代史稿》第二卷的紧张写作，在洋务运动的错综复杂中倾尽心力。
时值1961年的一天，学会召开常务理事会讨论工作。会后，吴晗约戴逸留下来谈谈。办公室里只有他俩，一杯绿茶在茶几上透出春意，安静而友好。身着中山装的吴晗，笑吟吟地坐在沙发上，慢慢地说：目前，中央领导同志正在考虑清史编纂工作，这是一项艰巨而庞杂的大工程。你看，明史的编纂花了将近一百年，清史的编纂也得用上几十年吧。当前，清史尚是一片荒芜的园地，治清史者甚少。接着，他语重心长地对戴逸说：你是研究近代史的，近代史也就是晚清史，因此想听听你的意见，应该怎样开展清史研究工作，如何着手编纂清史。一听此言，戴逸不免沉思起来。
“国可灭，史不可灭”。中国向有易代修史的传统，前车之鉴历来为后继的统治者重视，设立史馆、聘请专人、编纂前朝历史，以寻求治国的经验教训。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灭亡后，孙中山先生任临时大总统，曾将有人呈请设立国史院的建议，咨送参议院讨论。到袁世凯任总统时，便设立了清史馆，由赵尔巽任馆长，修纂班子名义上有600多人。1927年，历时14年、共536卷的《清史稿》终于面世。这是一部近代大型的重要历史著作，为研究清朝历史提供了相当重要的史料。但《清史稿》存在着明显的缺点和谬误，主要是参加编写的人大多是遗老遗少，对清王朝歌功颂德，反对革命、反对进步。
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曾向毛泽东、周恩来等提议编修清史，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厚重的二十四史正是源于中国修史传统的绵延不断，才为世人熟知。当时由于各种条件并不具备，所以没有正式开展。20世纪50年代末，周恩来专门找到吴晗，谈及起草编纂《清史》方案的事宜。受此重托，吴晗开始着手宏大的规划，如成立清史馆、留意人才、起草方案等等。他自然想到京城诸多史学家，如郑天挺、任继愈等，还有年轻的戴逸。
多年后，戴逸忆及吴晗当年请他谈清史编纂之事，内心仍怀有谦恭之意。因为在此之前，他只顾埋头治学，且根据工作需要，听从组织安排，从党史组到近代史组，根本没有起过要编清史的念头。他沉思片刻，便如实相告面前的师长，只说了说目前国内清史研究的情况。当时，国内具有精深造诣的清史专家有郑天挺、谢国桢、王钟翰、商鸿逵、李洵等，还没形成专家队伍。对于这项宏大的蓝图，戴逸觉得仿佛眼前打开一扇继往开来的窗户。吴晗一直在点着头倾听，他非常欣赏戴逸的才华，这位学术新秀的几部作品令他刮目相看。
接下来，吴晗激情四溢地跟戴逸聊了起来。其实在吴晗的头脑里，早已形成设立“清史馆”的设想，馆长得由一位国家副主席或副总理兼任，这样才能广泛调集专业人才，统一事权。纵观当前情况，吴晗考虑到首先要凝聚、培养研究队伍，要有充足经费才能把人才组织起来，这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才能办得到。接下来，则是清史资料的收集，全部清代档案的接管需要周密安排。还有工作计划的拟订，需要非常科学、具体，方方面面的细节都要考虑到。吴晗侃侃而谈，还谈到清史的体例、满文档案和外文资料的整合等等。吴晗是研究明史的专家，他还谈到明史编纂中的经验与失误，这在编修清史过程完全可以借鉴。听着吴晗的宏伟规划，戴逸打心眼里佩服，他的内心涌起阵阵激动。作为后学新进，戴逸深感要向前辈学习，在今后的岁月里不断磨砺，才能对得起国家的培养和关怀。戴逸完全沉浸在谈话之中，不知不觉天色渐暗，他看到吴晗的眼睛里闪烁着光芒，这光芒穿越岁月的尘埃，为后人照亮前行的道路。
看到前辈鼓舞的目光，戴逸对清史编纂事宜，针对性地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对于人才的培养，戴逸心里很清楚，当下国内研究清史的专家也就可数的几位，为了便于组建人才队伍，他提出不妨派人到全国各大学历史系，挑选有志于清史的优秀学生从头培养。此言一出，吴晗非常赞同，马上想到要在国内各大院校再找一批学生，翻译各种外文资料。吴晗认真地看着戴逸，笑着说：等队伍拉起来了，由你来当老师，教学生通读《清实录》《清史稿》，把基础知识垒实。当谈及想在北京市历史学会内设立清史专业组这一问题时，戴逸有不同意见。作为群众性学术团体，北京市历史学会下属成员只包括北京市各大中学和大学的教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若干历史研究所并不包括在内，鉴于这样的人员结构，重大的实质性任务似乎难以承担；再说学会内设置清史专业组，似乎难以归类及协调，事实上也很难凑成一个专业组，不如另起炉灶为好。这次令戴逸终生难忘的谈话，像火种播撒进心中，多年后想来，竟然指明了他后半生的研究方向。
此后，在北京市历史学会的一次会议上，谈到京密运河的治理工作时，吴晗又提及说：不久的将来，运河里船来船往，直通颐和园，我们可以在船上开会，一边开神仙会，讨论清史编纂的体例、计划，一边可以观赏两岸的秀丽风光。但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很多工作都停止了，清史培训班的计划不提了，清史的方案起草工作当然也搁起了。只是，从此清史编纂成了戴逸魂牵梦萦的一个追求，一个毕生奋斗的目标。
2．祸从文起
在岁月的磨砺中，戴逸摸索着前行的方向。作为青年史学家的戴逸，在与史学界前辈们的交往中，受益匪浅。1963年初夏，
郭影秋戴逸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史学家郭影秋。身为学者型的高层领导的郭影秋，解放后弃政从文，成为南京大学深孚众望的校长。
这一年，周恩来总理应人民大学吴玉章校长的请求，又调郭影秋来北京，担任人民大学的党委书记、第一副校长，主持繁重的日常工作。当时，戴逸要去范文澜那里参加一个重要会议，急需向校领导汇报，便有了一次难忘的会面。
郭影秋也是江苏人，早年就读于无锡国学专修馆，国学功底自然了得，《李定国纪年》便是他在南大任职期间的研究成果。眼前这位新校长既有革命家的风姿，又有着浓郁的书卷气，温文尔雅的言谈中透着果敢。听了戴逸的汇报后，郭影秋跟这位青年教师坦诚交谈。虽然郭影秋来到人民大学上任不久，却对学校的情况非常了解，对于学校教师队伍、专业设置、思想工作等等都了如指掌，并对学校的前景规划有了深思熟虑的想法。戴逸静静聆听着新校长的谈话，惊讶于他的敏锐眼光。这时，只听得郭影秋询问道：你看，历史科学在文科大学中应占什么地位？对此，戴逸想得并不多，便简单地说了几句。只听得郭影秋继续说道：如果条件成熟，可以考虑成立历史系或研究机构，重要的是要办出特色，要重质量。当年，人民大学是没有历史系和研究所的，经郭影秋点明，戴逸感觉眼前忽然打开了一扇窗户。此后一两年间，由于戴逸借调在外，又加上下乡“四清”，所以一直没有和郭影秋单独谈话的机会，但他一直牢记着这番话，这或许可以看作是人民大学设立和发展历史专业的发轫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