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史海寻踪:戴逸传
3182800000020

第20章 清史人生(1)

1.治学境界

后辈晚学常常会探讨学界名人的成功之道,它犹如一粒璀璨的钻石,其各个棱面都折射着锐利的光芒。戴逸所行的漫漫学术道路,大致呈现三大阶段:大器早成,中岁蹉跎,晚年达到巅峰。对此,戴逸的几位学生都有不同角度的解析:

在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所长罗明教授眼里,“戴老师的学术成就得益于两个字,一曰精,一曰通。精是说他有非常结实的文史底子,阐发见识有厚度,青年时代就得到诸位史学前辈的赏识不是偶然的。通是说他学识广博,不狭窄,目前高校的学科教育就存在窄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前任总编辑王俊义认为,“戴老师的独特之处在于两个方面的贯通,一是纵向的前后通,按史学界通行的划分,清史以1840年为界划归两端,之前为古代史,之后为近代史,以往是两批人分头搞,戴老师则前后都搞。二是从横向左右通,他编撰《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把清史放到世界背景下思考、讨论,学术视野开阔”。

戴逸的女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黄爱平深有感受,“戴老师是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学术大家,他的旧学功底深厚,但又和完全的旧学不一样,他接受、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理论方法,但又和我们这些在新中国长大的学者也不同,我们没有那种坚实的文史哲功底,这也是后来人无法企及的”。

……

当戴逸本人被问及“成功法则”时,他认真思索后总结为“四字境界”:勤、苦、乐、迷,这四个境界贯通串联,循环往复,筑起一条成才之路。

成才之路的第一种境界是“勤”。回顾治学的经历,戴逸认为做学问没有捷径,靠的是勤奋,“勤”字首当其冲。“书山有路勤为径”,古今中外学有所成的都是勤奋刻苦的有心人。“业精于勤荒于嬉”,说的正是做学问要爱惜光阴,全神贯注,摈弃干扰,不能以天赋来替代勤奋,坚持不懈才是最关键的。宋朝王安石所著的《伤仲永》,说的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说明没有后天的培养和主观的努力,长大后只能庸碌无成。可见,仅有天分却不用功不可能成才,而天赋平常若能勤学苦读,也可以在专业领域里做出贡献。做学问的四勤为眼勤、耳勤、手勤、腿勤:眼勤,要多看书;耳勤,要多听老师的教诲、同学的讨论、大家的意见;手勤,要勤于记录,勤于思考,勤于写作;腿勤,要勤于跑图书馆,勤于查资料,勤于参加各种学习活动。如此这般,才能打下扎实的基础,奠定攀登的基石。正如马克思所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卡尔·马克思:《〈资本论〉法文版序言和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页。

成才之路的第二种境界是“苦”。“学海无涯苦作舟”,治学是在茫茫的大海中航行,坐在用“苦”字打制成的一叶小舟上,才能到达“乐”的彼岸。勤奋必然会很辛苦,书本啃不完,问题想不通,文章写不好,都会令人心神不定,苦恼情绪随之而来。这个时候就应该适当地调适身心,矫正一下情绪。但凡要学有所成,就必须放弃一些东西,比如娱乐活动、朋友交往、家庭琐事等等,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的,“把别人用来喝咖啡的时间都用来写作”。只有如此地“自找苦吃”,发扬“板凳需坐十年冷”的精神,才会进入另一种境界。只有忍受眼前种种困苦、寂寞,不危艰难,做出必要的牺牲,坚持到底,才能在学业上取得成功、成就学问。

成才之路的第三种境界是“乐”。苦与乐是一对矛盾,两者相辅相成,读书之苦中有乐、苦尽甘来,正体现了苦与乐的辩证关系。古人说,“一日不读书,便觉面目可憎”。这是因为读书自有一番乐趣,乐读于此中,可谓人生一大幸福。想想看,手执书卷,或吟咏、或默记、或回味,常年不辍,自然能心领神会,达到精神上的慰藉。譬如阅读历史书籍,一方书斋,青灯相伴,便可与古今中外的伟人们促膝谈心,感受他们不为人知的喜怒哀乐,感悟他们在人类共同面临的许多问题时所做出的思考和抉择,个中乐趣是不亲近书本之辈体会不到的。尤其当研究工作有所进展时,则会令人欢呼雀跃,被巨大的快乐所包绕,足以补偿曾忍受过的种种苦楚。做学问就要沉浸到书山之中,忘却身外之物,努力地追寻这样一种苦乐境界。也许,在他人看来是一种苦差,而自己却乐在其中,因为深知读书让精神更加愉悦,让生活更加充实,这是人生最大的乐趣。

成才之路的第四种境界是“迷”。从勤于读书到艰苦读书,再到乐于读书,最后就是迷于读书,这是读书的最高境界。迷是一种强烈的、深厚的感情,正是“乐”到极点,自然入“迷”。如果做学问对专业怀有深厚的感情,一往情深如痴如醉,每时每刻都惦念着,就像《诗经》所说的,“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全身心都专注在学业上,忘却世间事,那样日积月累,自然在各方面都超越他人,就会有所成就,对社会做出贡献。

对于勤、苦、乐、迷这四种境界,戴逸认为做学问只要循序渐进,就能依次进入其间,就能取得一定的成就。当然“勤”是最重要的,因为做学问没有锦囊妙计,唯其勤奋学习,才能达成后面三种境界。“勤”是前提,“苦”、“乐”、“迷”是由此而来的具体感受,这种感受势必起到推动的作用。从“勤”到“苦”,到“乐”,再到“迷”,入迷之后自会更加执著追求,更加勤奋努力,就又回到“勤”字,就像是螺旋形上升,这时的“勤”已上升为更高境界,是自觉自愿的“勤”。如此循环往复,从自身持久地产生前进的动力,不断奋进,永不懈怠,才能通往成功之路。无论沿途碰到多少坎坷、多少困难,只要明确学习的目标,誓不罢休。“立志高远,贵在坚持”,正是戴逸治学经验的毕生总结。

勤奋是成才的必要条件,那么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应该具备哪些品质和能力呢?对此,戴逸曾专门著文细致入微地阐述自己的看法。前人曾说,优秀的历史学家应具备史学、史识、史才、史德。他把这八个字转换成“资料、思想、文采、道德”。虽然含义不完全相同,但大体上还是接近的,只是这里有着我们新时代的考虑。“学”是指知识、资料、信息;“识”是指理论、思想;“才”是指文采、才华;“德”是指道德、人格。这是对历史学家四个方面的要求。每位史学工作者必须从这四个方面下功夫,努力锻炼,不断提高,才能成为合格的以至优秀的历史学家。德高望重的史学家对此有深切的体会,这也是对每一位青年学子的具体要求:

首先是资料。科学研究必须重视资料,重视知识信息,历史学家要掌握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我们的研究必须从事实出发,对事实材料进行归纳、分析、综合,抽引出规律,而不是从先验的概念、定义或某种框架、理论出发,也不是单凭头脑玄想。没有丰富而确凿的材料,就不能进行科学的概括……但并非要研究者穷尽所有的资料。人的生命有限,而知识、资料无穷。因此每个研究者都有自己的研究方向、研究领域,专攻某个学科的某门专业,按照一定的方向和题目去读书、研究,去收集并积累资料。人类的全部知识,是由许多学者分工合作进行研究的结果。人类知识日益丰富,专业分工日益细密,越来越难以出现那种精通许多专业的全能式的学者了。

因此,需要处理好“博”和“专”的关系。“博”和“专”是摆在每个研究者面前的一对矛盾。学问越广博,眼界越开阔,才能够高屋建瓴地思考问题,博学才能深思。但个人的认知范围有限,时间有限,不可能穷尽全部知识,只能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在某个窄小的专业范围内,要求研究者的知识和资料越多越好,对资料的占有最好做到“竭泽而渔”。因此,收集、整理和积累资料是很艰苦的工作,切不可灰心丧气,要不嫌麻烦、不辞劳累、不怕挫折,要有一股韧劲,锲而不舍,持之以恒,就是前面说的“勤”和“苦”,才能积累越来越丰富的资料,使你的研究提高到新的水平。

其次是思想。收集和积累资料只是研究工作的开始,而不是终结。研究工作要运用分析推理,从资料中引绎出规律……对于刚刚在研究道路上起步的人,养成思考习惯、锻炼思考能力是十分重要的。思想需要更长时间的积累,锻炼思考能力,有几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注意。一是要发现问题,勤于提问,善于提问,勇于提问。提出问题可能是提出科学新说的先声,有了问题,蓄积于胸,以后就会为了寻找答案而力学深思,上下求索,从而取得研究成果。二是要善于发现矛盾,追溯究竟,从而得出有价值的成果。三是要学会辩证思考,从事物的发展和相互联系中看问题,不要孤立地、静止地看问题。

此外,经常阅读思想水平高的著作,是帮助提高思考能力的重要途径。古往今来的哲人们在面对问题的时候,往往会有深入的思考,精辟的见解,严密的论证。只要认真去读这些哲人的著作,就会被一种思想的力量所吸引,领会到书中所蕴含的高度智慧和深刻的洞察力。我们学习经典著作,最重要的不是其中的个别结论,更是其思想能力。

思考能力的锻炼是循序渐进的,不能一蹴而就,不能急于求成。重要的是要重视这个问题,遇到困难和挫折,要鼓起勇气,树立信心,不要灰心丧气。当然,每获得一些思想成果,都会有收获的乐趣在里面,这也就是前面说的“乐”。

再是文采。研究的成果要表达出来,写成文章,这样就要讲究表达方式,力求写得通顺流畅、文采斐然。写文章发表科研成果,首先要写得明白易懂,要让大家容易理解你的研究成果,力求把深奥的道理浅显而又准确地讲出来。文章本是写给别人看的,谁也看不懂的文章,大可不必写。现在有不少年轻人的文章晦涩难懂,这样即使你的文章很有价值,也会让人难以理解,难以接受,没人愿意看。

写文章是很艰苦的,一篇精彩的文章,读起来优美流畅,如行云流水,但写作时却要冥思苦想,惨淡经营。当然,才思敏捷的人也是有的,但要写出好文章,仅靠先天的聪慧是不行的,必须有后天的勤学苦练。我主张初学写作的人,对自己文章的质量要严格要求,养成良好的写作习惯,反复修改自己的文章,字斟句酌,精心推敲。写文章力求精炼,提倡写短文章。应该用简短的篇幅来表达丰富的内容,切忌用庞大的篇幅表达贫乏的内容。历史学家韩儒林先生有两句名言:“板凳需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说的是做学问要甘于清苦,甘于寂寞,甘于长期坐冷板凳;写文章要有内容,不要空话连篇。这两句话可以作为我们治学的座右铭。

还有道德。做人有做人的道德,其中即包括了做学问的道德,做学问要遵循学术行为的规范。人品和学问是联系在一起的,是衡量和评价学者的两把尺子,伟大的学者,其道德、文章均为世人所景仰。这里有几个问题必须强调。

其一,治学应有严肃认真的态度,应把学术当做神圣的事业、崇高的责任,全身心地投入,不热衷名利,不畏惧困难,不追求功利,一心一意探索真理。从搜集材料、思考问题、讨论交流到撰写论著都要认真对待,一丝不苟,不能马马虎虎,不可追逐时髦,不可趋时媚俗。引出一条史料,拈出一个证据,都要查清来历,注明出处,不信手转引,人云亦云。下一个判断,必须谨慎,证据确凿,证据不足,宁可存疑。历史学家重视的是客观事实,排除一切单凭主观的臆测和猜想,不可以为取得轰动效应而故作惊人之笔,不可以做毫无根据的翻案文章。至于有意的抄袭,剽窃,更是科研工作者所不容许的。

其二,治学应有谦虚宽容的精神。学术上小有成绩,就沾沾自喜、洋洋自得,这会妨碍自己的继续进步。真正有学问的人,总是虚怀若谷,胸襟旷达,骄傲自满就装不进新的知识。学问无止境,对自己的学问和成果,一定要清醒地、实事求是地评价。对于学术上的不同意见,一定要充分尊重,认真听取,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才能使学术健康发展,不断进步。不要因为有人对自己的学术观点提出不同意见而一触即跳,大发雷霆,即使有些意见听起来不甚有理,论证尚不充分,也应抱宽容的态度,允许它存在和发展。对旧权威的挑战和突破是科学发展的规律,骄傲、偏见、狭隘、保守是科学发展的大敌。

其三,治学要有坚持真理的勇气。研究学问是探索未知领域,追求客观真理。而真理并不是一下子都能被大家所认同、所接受,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宣告未被大众所认同的真理会遭到许多人的误解,被斥责、唾骂,甚至遭到迫害。科学家要敢于坚持真理,甚至为真理而献身。

撰写历史,涉及许多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常常会触犯某些人或某个集团的利益,更会引起激烈的反对,甚至会招来杀身之祸。敢不敢面对事实,秉笔直书,这是对历史学家的严峻考验。尊重事实,秉笔直书,正是我国历史学家的优良传统。历史学家应该抛开利害得失,排除一切干扰,坚持真理,坚持揭示历史的本来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