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史海寻踪:戴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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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名校抉择(2)

沈从文

刚入校门的秉衡有幸认识了许多文化名人,在课堂上聆听教诲,并为大师们的魅力所折服。当年教大一基础课的老师都是国内一流的教授,如国文老师沈从文,他用小说构造的“湘西世界”早已打动世人,他那带着湘西口音的低沉语音,更有着梦幻般的魔力,引领学生进入课文的意境,进入美的境界。哲学老师贺麟,学贯中西,著作等身,被尊为现代新儒学八大家之一,时任北大训导长,但对学生没有一点架子,讲课激情四溢,富有浓郁的哲理性,秉衡和同学常常去他家玩,在书房里无拘束地聊天。许德珩是社会学的老师,早年曾跟随居里夫人学习镭学,他在北大讲授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史,听者踊跃。朱光潜的美学课让学生耳目一新,这位美学大师以自己深湛的研究沟通了中西方美学,同时以哲理的思考以及丰富的语言来感染学生。

每一天每一堂课,秉衡课前课后都作着笔记,沉浸于广博的知识海洋里。史学系的任课老师都是大名鼎鼎的教授,他们把历史讲解得细致入微且见解非凡,成为秉衡前行的导航灯。教授宋史的邓广铭,治学严谨,功底深厚。面对浩瀚的宋史资料,邓先生知难而上,日积月累地做着资料卡片,使得他的研究和讲课更加充实而生动。有一次,秉衡听他讲辽史的“四时捺钵”,有些问题弄不清楚,课后便写了一封长信请教。没过几天,邓先生在课堂上用了半个多小时讲解秉衡信中提出的问题,给了秉衡无穷的勉励。讲授元史的邵循正是从清华大学请来的教授,在蒙古史研究方面有着杰出的贡献。元史是一门艰深的课程,经他一讲解,却魅力无穷。西洋史老师杨人楩,学识精深,每讲一课,先将课文内容娓娓道来,随后抑扬顿挫地念出一段精辟的总结,讲课带着手势,富有个性而有幽默感。他对古希腊特有感情,所讲的“希腊精神”具有真知灼见。赵万里先生是从北京图书馆请来讲目录学的,他精于版本、目录、校勘、辑佚之学,是国学大师王国维的同乡兼门生。他的博大精深令秉衡深深佩服。

1947年,北京大学留影(自左至右:王雨若、裘祖逖、戴逸、周大昕)

这些名师专业不同,讲课风格各异,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注重启发、教育学生,从不照本宣科。他们鼓励学生独立思考,课堂内外师生们可以自由交流,各抒己见。他们不辞辛劳,用心血浇灌着学术园地中的禾苗,更以自身的人格魅力感染学生、激励学生。

秉衡在名师的影响下,更加刻苦学习,一有时间便去北大图书馆。这间宏大的藏书楼让秉衡想起家乡的铁琴铜剑楼,幼年时随父亲去那里借书看书的情景历历在目。每次借书、还书,父亲都会展开一块蓝色的棉布,仔细地把书对角包裹好,父亲这种专注而神圣的神情给秉衡印象至深。在古里村的藏书楼里,秉衡看过很多书,与长衫叔叔的书箱一起,带给他美好的童年记忆。在中学时代,用零花钱积聚的近两百册线装书、平装书,成了秉衡的至爱。当他第一次走进沙滩图书馆的大阅览室,只见馆藏满架,可以自由取阅,看到许多从前听说过但从未见过的书籍,摆放在高高的书架上,心中欢喜无比,有一种豁然开朗的境界。除了听课,秉衡从图书馆借阅大量的书籍,在这样的氛围中,他对历史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甚至充满了探究的兴趣。

秉衡在中学时代即经常给故乡的《常熟日报》投稿,处女作《春》的发表更是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少年才子文思泉涌,妙笔生花。到北大后,秉衡一边用功读书,一边仍坚持写文章,奇思妙想犹如大珠小珠落玉盘,主要在天津《大公报》上发表了《西南联大复员见闻》《故宫巡礼》《巫师娘》等散文和小说,时间均在1946年10月之后。后来,秉衡因忙于学生运动,才搁笔不写了。

3.投身学运

其实,复校后的北大校园并不平静。1946年底,发生了北大女学生沈崇遭美军侮辱事件。随即,北平发生了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北大进步师生在北大民主广场张贴罢课斗争的布告和标语,但遭到特务学生的撕毁。当时,史学系教隋唐史的向达先生挺身上前制止,义正辞严,并自报家门。向达先生学识渊博,他平时讲课声音较轻,学生们总怕听不清,常常把凳子往前挪,直到把他围成一个圈儿。因为倾听他讲课是一种享受,学生愿随他进入一个博大辉煌的盛唐时代。事后,刚正的向达先生找校长胡适以辞职抗议,直到特务学生被开除才罢。为此,向达先生后来被国民党列入黑名单。戴秉衡和同学们深受名师人格魅力的感染,不一枚举。此后,许多热血青年学生都逐渐投入到爱国民主运动的潮流,又经过“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大游行等一系列事件,北大学生运动蓬勃发展,各种进步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就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孑民图书室开始筹建。

孑民图书室的成立与北大的进步学生运动密不可分。1947年春天,学生运动正在兴起,部分文法学院的大一学生渴望读书,尤其想读到进步书籍和文艺书籍。当时的北大图书馆虽然藏书宏大,但象牙之塔只有圣贤书,却找不到具有进步色彩的新书刊,连一份普通的《文汇报》也没有订阅。对此,学生们非常气愤,多次向校方提议而无果。学生们虽然都很穷,但或多或少有几本心爱的书刊,于是集中起来互相交换阅读。这些书籍加起来大约有100册,归“大一学生会”管理。借阅手续很简单,只要在本子上登记一下就行了。暑假即将来临,戴秉衡和同学们就要升入二年级,“大一学生会”势必要解散。当时学生会的负责人名叫周桂棠(现名沙叶),是戴秉衡的同班好友,他委托戴秉衡暂时保管一下图书。平时,秉衡很钦佩周桂棠的人品和才干,在他的影响下,秉衡还参与过“大一学生会”的具体工作。于是,素爱读书的秉衡欣然答应,在沙滩红楼一个不大的房间里,清点了移交书籍。这里就是后来的孑民图书室的阅览室。暑假期间,秉衡的同学陈宗奇也来参加管理书籍,并说要办个图书馆。秉衡并未意识到这是地下党的决定,但他从心底里赞同这个建议,开始筹划、招兵买马,商议募捐书籍、筹措经费、建立机构的办法,大家分头忙乎起来。

孑民图书室阅览室

此时,内战已全面爆发,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使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为使读者能够从书籍中汲取更多的养分,秉衡和同学们想尽各种办法,决定面向社会募捐图书、筹措资金。最初,秉衡负责去北大教授家募书,挨家挨户登门拜访。教授们听明来意后,都非常支持,当即赠予书籍。有的教授还多次捐书,甚至还捐款资助正在筹备中的图书室。在同学们的真诚感召下,许多作家、书店、杂志社及外国驻华机构都纷纷捐书给孑民图书室。不少北大老校友们伸出援助之手,慷慨捐资。许广平先生更是将自己珍爱的、有蔡元培先生题字的《鲁迅全集》赠予孑民图书室。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没多久捐赠书籍达到1000多册,其中还有不少进步书刊,更有解放区出版的书刊和毛泽东的著作,这些书刊让同学们欣喜若狂。

图书室筹备开放前,编目问题必须要解决,同学们认为秉衡是负责此事的不二人选。为此,秉衡借来几本相关的书刊,还参考了北大图书馆的分类编目方案。为了应急,几天之内方案匆匆出炉。根据编目工作程序,同学们采用流水作业法,分门别类,每天开夜车,大家干劲十足。虽然这个编目方案很幼稚,甚至会发生乱点鸳鸯谱的笑话,又手忙脚乱地临时修改,但大家还是把一千多册书编成目录,可以开馆出借了。当然,此后又随着书籍的增加,又重新调整编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