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战史演义》是戴逸耕耘近两年的处女作，署名“王金穆”出版。此书甫出，一时洛阳纸贵，成了当时的畅销书，一版再版。这是新中国第一本全面而真实地叙写抗战全过程的著作，再加上章回体的体裁，满足了读者想迫切了解历史真相的愿望。当时，不少省级广播电台连续播放此书，听众好评如潮。北京市委宣传部专门找戴逸谈话，肯定戴逸的成绩，并予以鼓励。这是戴逸一边钻研历史，一边锻炼写作的成果，也是他学术道路上的起跑点。
解放初期，全国上下掀起一股学党史、革命史的热潮。当时，胡华的心血之作《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已正式出版，发行达数百万册，在海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当年最畅销、最有影响的党史教科书。为了配合全国人民的学习热情，中央领导胡乔木指示胡华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参考资料》，“哼哈二将”戴逸和彦奇协助编辑。接受任务后，他们迅速收集党的文件和各种珍贵资料，其中大多是胡华收藏和借来的。经过讨论、梳理、综合组织，篇目大纲初稿出来后，最终由胡乔木审定，商务印书馆出版。此书出版上柜后，书店连连告罄，畅销几十万册。由于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所得稿酬非常丰厚，丰收的喜悦让三位历史学者感到由衷的欣慰。
此时，新中国已拉开抗美援朝战争的帷幕，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在朝鲜战场进行艰苦卓绝的战斗。面对前线不时传来的战况，胡华、戴逸和彦奇想国家所想，急人民所急，最终决定，用三人的名义共同购买一架战斗机，捐献给前线的志愿军战士。这—义举，使人想到优秀历史学家的品质，必须站在时代的前列，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具有无尚的爱国主义激情。而戴逸在初入史学殿堂时，便努力使自己具备这样优秀的情操和品格，可谓难能可贵。
3．近代史教学与研究
华北大学迁入北平后，第二年10月与中国政法大学合并，正式成立中国人民大学，成为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所新式大学。从此，戴逸的学术生涯都奉献给人民大学这所高等学府，虽历经磨难、坎坷，却永生不悔。
新中国刚解放，全民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热情高涨。平时除了专心于革命史专业的课程、研究及写作，戴逸攻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做了很多读书笔记，常常挑灯夜读至深夜。戴逸在阅读中思考，在思考中阅读，他相信马克思主义是指导历史研究的科学理论。少年时代的戴逸读诸子百家，《庄子·养生主》给他留下奇妙的印象，庖丁那把解牛刀令他赞叹不已。“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响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作为历史学家，透过事物外在的现象，掌握事物的客观规律，对世事才能看到本质。研究历史就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这把锐利的解剖刀，去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通过历史的表象探索本质，指明历史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等等，以寻找历史发展的规律。
胡华
但是，历史总是令人困惑的。1951年，革命史组组长胡华遭到党内批判，罪状是与资产阶级勾结，因为他为私营的新潮书店组织过很多书稿出版。一夜之间，大会小会，轮番批评，再三检讨，跟胡华在一起的人也受到株连。作为组员，戴逸与同事们也要检查资产阶级思想。当然，他们所写的文章和书籍，内容没有任何错误。从此，在胡华领导下的一个生机勃勃的青年学术群体停止了研究及写作，不得不偃旗息鼓。
1952年，随着人民大学的发展和教学需要，人民大学革命史教研室分为两组，其中历史组独立成了中国历史教研室。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任务繁重，当时由考古学家及历史学家尹达担纲重任，却又因工作需要调离了人民大学。由于近代史的研究才刚起步，师资力量又奇缺，学院最终决定把这项教学任务交给年仅26岁的戴逸，把他调去历史教研室工作。刚开始，戴逸心里一点都没底，此前他把时间与精力都花在马列主义理论、党史及中国古代史方面，对近代史的知识所知甚少，只泛读过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等书。但是面对领导和同事的信任，面对工作的需要，戴逸只有知难而上，决定一切从头学起。
纵观当时的中国史学界，可以说是近百年来的先秦史研究。先秦作为中华民族、中华文明悠久历史文化的源头，向来备受专家、学者们的关注。相比之下，秦汉以后的历史研究关注度很低，鸦片战争以后的近代史研究更少，甚至不被承认是一门学问。解放初期，立足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中国近代史书籍寥若晨星，资料也十分匮乏。这门课程原先由德高望重的尹达教授主讲，他从考古而到史学研究的治学道路令人敬佩，知识渊博、讲课风趣的他吸引了无数学生。中国近代史研究才刚刚起步，戴逸向前辈看齐，查找资料、写讲义、思考问题。由于资料缺乏，他只好花大量时间查阅原始资料，翻阅线装本。所幸的是，1952年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开始出版，后陆续出版12部专著。解放初年由郭沫若担任会长的中国史学会，致力于推进学术活动，在五六十年代组织一批史学家编辑出版了这部多卷本丛刊，对推进中国近代史研究，培养科研、教学人才起了重要的作用。这套丛刊的出版前后跨度数十年，但为近代史研究填补了空缺。
当时，戴逸给中国历史研究班和中国经济史研究班上课。翻开花名册，学员来自全国各地，大都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不少学员年龄比戴逸大，资历比戴逸深，有的已是副教授，而站在讲台上的戴逸只是一名普通的讲师。面对艰难的教学任务，戴逸更加努力拼搏。他夜以继日地工作着，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课内课外勤与学员沟通，赢得了大家的尊重和喜爱。他还向前辈虚心求教，当时系里上中国古代史课的是尚钺教授，这是一位既严厉又善意、热情的导师。他总是督促和勉励年轻人勤奋钻研，勇于攀登科学高峰。当时尚钺已年过半百，头发斑白，很欣赏年轻有为的戴逸。
两人经常长谈至深夜，没多久便结为忘年交。尚钺熟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有深厚的理论造诣，非常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他引导戴逸在钻研理论的同时，还要重视创新，在史学研究中大胆突破框框，勇于探索，创立新说。这些宝贵的经验让年轻的讲师
1954年，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前左刘敬坤，前右戴逸，后袁定中）戴逸有很大的收获，在近代史领域中摸索前进。功夫不负有心人，戴逸的讲课终以精辟的见解、严密的逻辑、生动的语言、丰富的史料，受到学生们的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