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初执教鞭
章开沅常常自我解嘲：“我的职业像包办婚姻，通常应该是先恋爱后结婚，我却是先结婚后恋爱。”1950年正式担任历史系教师后，他逐渐欢喜教师这个职业，也增长了对史学研究的兴趣，与史学终生结缘并以毕生的精力从事永无止境的史学远航。
1949年12月，迁到武汉后的中原大学结束了以思想改造为主的干部培训，正式成立财经、教育、政法、文艺4个学院，章开沅在教育学院历史系担任助教（相当于教学秘书）兼研究生会主席。但是，教育学院没有立刻进行课堂教学，而是在中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的统一安排下，全体师生于1950年初分赴中南五省进行教育调查，蒐集资讯为中南大区的教育决策提供参考。章开沅被分配到河南省，带领20多位学员（包括政治、历史等系），历经一个月的风雪严寒和长途跋涉，深入信阳、淮阳两个地区的十多个县，拜访各级教育领导，并与许多中小学师生进行恳切交谈，收集到大量资讯，“其行程之远、工作量之大以及生活之艰苦，堪称各分队之冠”。通过这次调查，章开沅初步懂得了“师范”二字的深刻内涵。
新中国成立以后，高等教育进行全国范围的院系调整。1951年秋季中原大学教育学院与私立华中大学合并，随后又与中华大学中文系和化学系、湖北教育学院等整合成为华中师范学院。（华中师范学院这一名称一直沿袭到1985年8月，此后，更名为华中师范大学。本书有些地方简称为华师。）章开沅仍然隶属历史系，担任中国革命史与新民主主义论这两门公共课的教学。因为当时办学规模突然扩大，教学任务相当繁重而教学人员又缺乏，章开沅先后教过历史班、历史专修科、历史系本科、教育系的中国近代史、革命史，经常一学期3门课，一周13个课时。
历史班的学生都是中南五省抽调的优秀教师，有的已从教一、二十年，而且与章开沅的父亲年龄相近，有的还毕业于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等名校，而登上讲台的章开沅却连大学本科都没读完。第一次给这些学生上课前，章开沅感到压力很大，晚上挑灯夜战，赶写讲稿。没想到，第二天一堂课下来，这些“大”学生都乐意听他讲课。从1954年起，章开沅专任历史系本科中国近代史基础课，开始参与中国近代史新兴学科建设。为了把课上好，他广泛阅读范文澜等学者相关著作，对《历史研究》、《近代史资料》等刊物上的文章逐篇认真阅览。他还参照著名历史学家胡绳在中央党校编写的中国近现代史讲课提纲，自编中国近代史本科教学纲要，印制出来作为教材，同行老师都反映较为适用。此外，章开沅也结合近代史领域的热门话题如太平天国性质问题、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等给学生讲解，深受学生欢迎，有的学生私底下亲昵地称他为“小老师”。
除了上基础课，章开沅还在全校作新民主主义论等辅导报告。1956年，应历史系三年级学生邀请，章开沅作“向科学进军”的报告。讲到快结尾时，突然感觉喉咙有点发痒且出腥味，便停止演讲，赶紧用手帕捂嘴，轻轻一咳竟发现唾液布满血丝。他担心可能是急病发作，但看到台下一双双专注聆听的眼睛，只有强忍咳呛，用铿锵有力的激情话语提前结束报告，教室里顿时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章开沅却匆匆躲进厕所，没想到咳嗽时竟吐出一口鲜血。虽然心里有些紧张，但为了避免学生担心，他仍然貌似从容地回到宿舍，稍作休息之后到校医务所打仙鹤草素针药止血，之后仍投入教学工作，没有请一天假。
章开沅把老师与学生的关系视为世界上最纯洁、最真挚、最高尚的关系，一贯主张教学相长，老师不仅仅是单方面的向学生传授知识，还要从学生那里获取精神养分和青春活力。因此，他经常带领学生进行课堂讨论，充分发挥他们的优长；而对于学生的提问，也总是耐心解答，从不敷衍塞责。经过多年锤炼，这个学生眼里的“小老师”已俨然成为老道的教学高手，每次上课都驾轻就熟，挥洒自如，他也以自己的才识和品德赢得了一届又一届学生的尊重和爱戴。
后来在谈及自己的教学经验时，章开沅说：“作为一名教师，并不希望学生记住自己在课堂上讲的每一个结论、每一句讲辞，但如果有一两个富于启发性的问题、有一两句富于思想性的话语，能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引起学生思考，这堂课就是成功的。”无疑，章开沅的执教生涯多半是成功的。那些曾受业于他、早已头发花白的“大学生”，回忆当年章老师给他们上课的情形时，言语间常常流露出赞许和钦佩之情。一位退休历史教师曾回忆说：“1961年在华师大操场，全历史系四五百学生集中听章开沅先生的大课，这是前所未有的。他当时是历史系最年轻的讲师，穿一件挺括的浅蓝色衬衣，英俊帅气。讲的是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的两重性，分析得精辟透彻，全场鸦雀无声，讲到精彩处，全场爆发出一阵阵掌声。40多年过去了，至今我还难忘。”（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编：《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章开沅八十华诞纪念集》，2005年，第261页。）
2.踏入史坛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近代史领域比较热门的讨论课题是太平天国性质与中国近代史分期。初入史坛的章开沅也认真参与了这两大专题的争鸣。
太平天国（1851—1864），是清朝后期一次由农民起义创建的农民政权，历时13年。关于太平天国本身的革命性质，当时学界已展开广泛的研究和争论。有学者认为它是单纯的农民战争，有的认为它是资产阶级性的农民战争，还有的认为它是单纯的农民战争但兼具资产阶级革命性。在日常的教学工作中，章开沅对这一问题也产生了浓厚兴趣。他撰写了《有关太平天国性质的几个问题》一文，认为把太平天国的革命性质单纯地定性为农民战争或资产阶级性的农民战争均是片面的，因为决定革命根本性质的因素应该是当时的社会性质和当时客观存在的革命任务与革命后果，而不是承当这一革命任务的主要社会力量的阶级成分和他们的主观意愿。通过考察太平天国的土地政策、工商业政策及其政治思想和文化教育，章开沅指出，太平天国革命中具有资本主义因素，并以列宁对俄国1905年革命的分析为例，将太平天国的革命性质表述为：按其社会内容来讲，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但按其斗争手段来讲，却是单纯的农民战争。这篇文章于1958年发表于《理论战线》，并且被收入《太平天国性质问题论文集》。此外，章开沅对太平天国时期颁布实施的《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等纲领性文献也作过比较深入的研究。1955年他写了题为《有关太平天国土地政策若干问题》的长篇论文，被华中师范学院刚刚创办的学报分两期连载，章开沅也因此深受鼓舞。
20世纪50年代，我国史学界基本上公认中国近代史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止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但在中国近代史具体分期问题上，学界却颇多争议。1954年，胡绳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率先发表《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一文，主张以阶级斗争的表现作为划分时期的标志，并根据中国近代史上的三次革命运动高潮——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把中国近代史分为七个阶段。“一石激起千层浪”，紧接着，史学界有志于此研究的学者，如孙守任、金冲及、范文澜、戴逸、荣孟源等纷纷撰文发表看法，展开热烈讨论。
1956年，中共中央正式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全国掀起“向科学进军”的热潮。受这股热流的影响，章开沅也加入到这场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的讨论，撰写了《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虽说是赶热闹，但他并不迎合他人的观点，而是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在章开沅看来，给中国近代史分期，不是制造主观想像的机械公式，而是寻求客观存在的历史规律。他同意以阶级斗争的表现作为分期标准，但认为在具体运用时，必须着重考虑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这八十年间各种社会力量的配备和关系的变化。由此，他把中国近代史分为三个时期：一、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始和第一次革命高潮时期（1840—1873）；二、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完备形成和第二次革命高潮时期（1873—1905）；三、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继续发展和第三次革命高潮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酝酿时期（1905—1919）。这算是章开沅早期发表的一家之言。
同年暑期，章开沅到北京出差，顺道参加教育部主办的中国近代史高等师范院校教学大纲讨论会，会上首先就必须讨论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与会学者有东北师范大学的孙守任、南开大学的王仁忱、华东师范大学的陈旭麓、上海师范学院的魏建猷教授等。章开沅本来是列席旁听，但会议休息间隙，陈旭麓询问章开沅对分期问题的看法，章开沅如实陈述了自己的见解。陈旭麓听后，非常高兴地说：“你很有见解，而且是和他们并不完全相同，应该在会上讲一讲。”受此鼓励，章开沅在会上作了发言。会后，《历史研究》编辑郭煜中找到章开沅，不仅称赞他的发言，还让他把文章提供给《历史研究》。1957年，《历史研究》第3期刊载了章开沅的《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一文的摘要，而此前写的《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一文于同年发表于《华中师范学院学报》第一期。
通过长达三年的分期问题讨论，初入史坛的章开沅更加增添了对史学研究的兴味和信心。
3.参与青联
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简称全国青联）成立于1949年5月4日，是全国各个青年团体的联合组织。在全国青联之下，各省市设有地方青联。1956年，章开沅作为湖北省社科界代表出席了湖北省暨武汉市青年联合会。该青联每年都定期举行会议，参加者有汉族代表，也有少数民族代表，分别来自宗教界、文艺界、学界、体育界、医药界等社会各界，章开沅被推举为副主席。除带领各界青年代表团参加一些参观活动外，章开沅因为教会大学的背景，还从事若干外事活动。20世纪50、60年代，与新中国建交的主要是社会主义国家及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全国青联的一项重要活动就是组织这些国家的青年代表团来我国各大城市访问交流，不同省的青联负责接待。章开沅多次热情接待了访问湖北省的苏联、尼泊尔、波兰等国的青年代表，并且在这些外事活动中逐渐扩大了国际视野，还初步具备了对外文化交流的资质与能力。
1958年4月，正在当阳草埠湖农场劳动锻炼的章开沅，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界代表，前往北京参加全国青联代表大会并就劳动锻炼和知识分子工农化作了发言，受到与会者好评，并当选为全国青联委员会委员。1959年，章开沅赴京参加全国青联全国委员会。时值中印边境战争，他在会上作了题为“中印边界与尼克鲁的哲学”的发言，从历史学的角度，阐明了印度虽然已经独立但其政府仍然继承并保护大英帝国的对华扩张政策遗产。章开沅的新颖观点和精炼言辞极富说服力，会上被选举为全国青联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载了他的发言。
也就是在这次全国青联常委会上，章开沅有幸第一次接触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他和其他常委与胡耀邦座谈并参观了他的书房兼卧室。胡耀邦生活简朴，博览群书，经常在图书室夜读，且待人真挚热情，颇具亲和力，大家都直呼其名，就连二十来岁的小青年，也亲切地喊他“耀邦”，有时还跟他开开玩笑。他这种朴实无华的生活作风和对祖国的赤诚奉献深深感染了章开沅。
周恩来总理是章开沅最为敬重的国家领导人之一。他非常关心青年人和全国青联的运作与活动，每次会议期间都亲自安排最佳话剧、电影等节目供青年代表观赏。章开沅在参加全国青联会议期间有幸目睹总理工作的细致、为人的谦和及思维的睿智。1961年，章开沅赴京参加在中南海举办的全国青联会议。周总理讲话前征询提问，章开沅请工作人员向总理转交了自己困惑的问题：“我们的媒体经常说‘东风压倒西风’，但目前中国在国际上朋友很少，尤其少有大国和富国这样的朋友。我们的朋友大多是第三世界的小国、穷国。对此应该怎样看待？”时值全国最困难时期，阶级斗争形势紧张，这种尖锐的提问很有可能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帽子而遭到严厉批判。一向率直无隐的章开沅虽然提出这个问题，但猜想总理不可能作正面回答。不料周总理非常理解青年人的困惑，不仅没有对章开沅的这一敏感提问作任何批评，反而在讲话一开始就耐心解答，以自身在长征时期的宝贵经验勉励青年人要客观理性地把握和分析问题，要经得起任何困难和考验，以不断充实自己，迎接美好时代。章开沅把周总理的恳挚教诲与热切期望铭记在心。
通过参加青联活动，章开沅不仅广交各行各业的青年精英，还积累了丰富的做青年工作的经验。同时，喜欢阅读社会，阅读各阶层人物的习惯，也使他产生了深层次的专业思索，此后逐步把研究视野拓展到社会群体研究。而周恩来总理和胡耀邦书记对青年人的关心和勉励，还有他们高尚的人格风范更深刻地影响着他的一生。他在自身的从教和治学生涯中，经常以他们为榜样，耗尽心力为青年人的成长铺路筑桥。
4.劳动锻炼
1957年，章开沅与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留校毕业生黄怀玉相爱并建立家庭。“湘有兰兮沅有芷”，一个名字中带有“沅”，一个喝沅江水长大，可谓“千里姻缘一线牵”。
黄怀玉于1934年出生在人杰地灵的湖南沅陵，曾就读于湖南私立贞德女中和沅陵县中，后在一所小学教书。1952年进入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学习，1956年以优异成绩毕业留校，参与世界中世纪史教学工作，同时兼任该教研室秘书。不久，章开沅向黄怀玉表明自己对她爱慕已久的心迹，而黄怀玉对这个昔日的老师也一直怀有好感，两人遂相恋相知，并于1957年7月走进婚姻的殿堂。新居是章开沅的宿舍兼书房，生活用品非常简陋。婚事也极其简单，没有婚礼，没有婚宴，更没有婚纱和婚照，甚至墙上连个喜字都没有贴。对这一切，黄怀玉毫无怨言，因为章开沅的真诚朴实、好学上进以及对生活的热爱，消融了一切物质上的匮乏。为了让这对新婚夫妇充分享受蜜月，历史系主任田家农安排他们陪同即将回国的两对日本友好人士夫妇前往江西庐山避暑。这对伉俪在风景秀美的避暑胜地度过了一生当中最难忘的美好时光。
1957年8月末，田家农突然来信，让章开沅立即返校。由于反右派斗争愈演愈烈，他们夫妇自然难以在庐山长时间逗留，只有立刻回校参加反右派斗争。下放前表明向工农学习、改造思想的决心。
同年12月，章开沅又与历史、物理、中文、教育等系一大批老师、干部，被送往湖北当阳草埠湖农场劳动锻炼。此时黄怀玉已怀孕，章开沅只能远远望着爱妻，心里涌现出无限酸楚。
草埠湖农场是一个大部分未经开垦的辽阔荒滩，生活条件非常艰苦，劳动强度很大，参加劳动者除本场原有职工与华中师范学院下放干部以外，还有来自上海、宜昌的约五百名知青及其他下放人员。章开沅担任生产队副队长，全队约30余人。他辅助农工出身的老罗队长，带领大家“日未出而作，日已落而未息”，用十字镐、锄头、铁铲把一片片生荒地改造成一望无垠的棉田。棉花种植异常辛苦，要经过七次翻地，七次锄草，还有不计其数的喷洒农药，后两项基本都在炙热的盛夏阳光下进行，许多人皮肤晒得脱皮。但让大家欣慰的是，棉花生长势头异常良好，株高花盛，大片生荒地焕发出蓬勃生机。
1958年端午节前后，又逢每年洪水泛滥季节，章开沅与少数下放伙伴驻守沮漳河堤要害部位，不分昼夜巡堤抢险。一天晚上，月亮特大且呈暗黄色，当地有经验的老农预言可能要决堤，奉劝章开沅等人赶紧离开，而其他人员早已迁住安全高地（俗称“台子”）。章开沅不想轻易放弃，在将信将疑中继续与伙伴不断加固河堤并认真巡防。但终究不出老农所料，山洪突然暴发，逾丈高浪迅速淹没农场大片田地。章开沅和伙伴只好带上随身工具，舍堤涉水奔向预定避难高地，他们成为全场最后安全撤回的抢险小组。
农场顿成泽国，已经结桃的棉田成了一片汪洋，辛苦半年的劳动成果一瞬间化为乌有，章开沅心痛万分。而此时，妻子产下长女，老父又值病危。为了坚守岗位、抗洪救灾，他无法回家探视亲人，只能在内心默默祝福他们平安。农场粮食短缺，人心惶惶，许多人感到前途渺茫，甚至想离场而去。为了稳定军心、鼓舞士气，章开沅带领一批被错划成右派的年轻力壮学生，冒险打捞公私物品和行李，并趟着齐胸深的水用大车把粮食运到住地。车子推不动的地方，就用双肩扛车前行。粮食基本得到了供应，但一天也只能吃两顿稀饭。灾后，全场员工重整旗鼓，努力生产自救，整饬田地，种蔬菜，砍芦苇，兴建沟渠，把希望寄托于即将到来的明年春天。
农场充分肯定章开沅的劳绩，在他回校后追评他为一级劳动模范。他和其他下放干部在艰苦劳动中与工农群众建立了深厚友谊，赢得了伙伴们的信任与爱戴。粮食短缺时，如果只剩下一碗稀饭，谁都不吃，最后只有大家一口一口分享。这些感人景象使章开沅深深体会到工农群众的艰辛困苦与淳朴善良，也促使他不断思考如何用自己的史学研究成果来丰富和影响人们的现实生活。
5.尝试电影
1959年春，章开沅从草埠湖农场劳动锻炼期满返校。这年秋季正逢新中国诞生十周年，文化部在全国27个城市举行国产新片展览月，他满怀激情地观看了由郑君里导演的大型历史影片《林则徐》，并写了一篇影评在《人民日报》发表。没曾想，这篇影评竟使他与著名导演郑君里相识，并且曾尝试写一部历史题材的电影剧本。
在诸多历史风云人物中，章开沅非常敬重富有爱国情怀的林则徐。观看影片时，他感觉自己仿佛进入了林则徐那个时代，心情跟着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回家后，章开沅思绪难以平抑，连夜写了一篇题为《傲霜花艳岭南枝》的影评寄给《人民日报》。他指出影片的成功之处在于以形象的艺术语言解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劳动人民是历史主人的伟大道理、正确地处理了林则徐的忠君与爱国之间的深刻矛盾等。同时，他还对主要演员的扮演进行了中肯评价，并以历史学者的眼光，就历史题材的电影如何凸显历史的主流，历史真实如何与文艺真实有机结合以及影片需要改进的地方提出比较中肯的意见。《人民日报》文艺版编辑李希凡很重视此文，迅速全文刊登。郑君里看后也非常欣赏，把它收入自己编撰的《林则徐——从文学剧本到电影》一书，并且写信给章开沅，除夸奖他的影评外，还鼓励他继续深入研究文艺真实如何与历史真实结合的问题。此后，两人通信不断，就文艺真实如何与历史真实结合的问题多次交换意见。章开沅希望郑君里继续拍摄太平天国的影片，而郑君里则鼓励研究太平天国且对电影感兴趣的章开沅尝试写电影文学剧本。
1960年春，郑君里所在的上海海燕电影厂第三创作集体给章开沅来信，正式约请他编写太平天国文学剧本，章开沅欣然应允，院领导也非常支持。但写剧本与写影评、写学术研究论文毕竟是两码事，他只有找来夏衍等一些著名文学艺术家的电影理论著作认真研读，苦思冥想构筑故事情节，形成初步的框架和思路。由于当时居室狭窄，并雇有保姆看护一岁多的女儿，家里完全没有写作空间，章开沅只好到东湖之滨，利用路边的石桌石凳工作。好在当时人们仍然醉心于革命化的狂热，没有闲情逸致逛公园。他在这个僻静之处潜心创作，不到一个月时间就完成初稿，刻印出来竟然有厚厚一本。电影厂负责人员耐心阅读了剧本，并作出了中肯评价：“有修改的基础，有文学美如散文诗，有些场面很有气魄，但缺乏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人物刻画也缺少更深层内心活动的挖掘。”电影厂热情建议章开沅进一步根据电影艺术特点对剧本继续加以修改。可惜章开沅很快就奉命全力筹备1961年的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没有余暇和心情继续电影剧本创作。
6.倾心辛亥
也是在1959年，政治气候有所改善，教学秩序渐趋正常，而且很快就要迎来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章开沅深感荒废学业已久，应该在这较好形势中做点实事，便鼓起勇气向院系领导提出筹划在武昌举办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全国学术会议的构想。校、系两级领导都很赞同这个大胆建议，并立即向湖北省委宣传部汇报，省委宣传部也很支持并迅速上报中宣部，同时责成湖北省社联具体筹备。省社联主席李达、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密加凡和理论处处长彭展等都非常重视这项工作，并且指派章开沅参与会议的前期具体筹划。
章开沅之所以有这个构想，主要源于他对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兴味，而这个研究兴味起源于1954年秋冬之交的一次外事接待。当时，民主德国贝喜发博士专程来武汉对辛亥革命史作调查研究，外事部门邀请章开沅与武汉大学历史系姚薇元、汪诒荪两位教授出面接待。他们陪同贝喜发博士参观起义遗址，与武汉历史学者交流并与辛亥老人座谈。贝喜发博士的研究热情，辛亥老人对往事的畅谈，使章开沅深受刺激和启发：“一位外国学者不远万里专程赶来研究武昌首义，而我作为本地的中国近代史教师却从来没有着手研究这个饶有兴味的课题，真是有点难为情。”从此，章开沅决心研究辛亥革命，他采访了张难先、熊秉坤、李春萱、朱峙三、李西屏等一大批辛亥老人，向他们请教一些疑难问题，并与这些老人及其后裔建立了经常的联系。汪诒荪前辈早在20世纪30、40年代即已注意搜集辛亥革命史料，他鼓励章开沅长期从事这一研究，并毫无保留地把过去抄录的许多珍贵辛亥革命资料借给章开沅阅读与转抄。然而，就在章开沅对辛亥革命研究兴致勃发之际，各式各样的政治运动打断了他的研究进程，因此还没有任何成果可言。
得到省委支持后，章开沅协助省社联相关工作人员推进准备工作：组织论文写作并进一步争取中央的指导与学界帮助。当时辛亥革命史研究在武汉地区几乎是一片空白，没有任何一位教师堪称辛亥革命史专家，所以论文写作成为一大难题。几经联络，武大、武师（即现今湖北大学）等校相关教师才开始分头准备论文。华中师范学院所报题目是《从辛亥革命看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而且采取当时通行的集体讨论个人执笔方式，成员有章开沅、孙玉华、陈辉、刘望龄等，具体执笔人为章开沅。为了写好这篇论文，章开沅认真逐篇阅读了柴德赓主编的八本《辛亥革命》资料，并和小组成员一起赴北京、上海、南京等地搜集档案文献资料。同时，为了获取可靠史实以便对论文作出正确结论，他们又分头带学生深入到鄂西、鄂东、鄂西北各地作社会调查。时值全国经济困难，口粮供给不足，劳累加上饥饿，使得他们经常连脚都提不起来，最严重时竟瘫坐在路途中。但没有一人打退堂鼓，大家信念坚定，齐心协力完成各项准备工作。1960年冬，章开沅只身一人在昙华林寒冷的狭小宿舍里赶写论文，时值妻子黄怀玉因病在南湖校本部集中疗养，两岁多的女儿只有全托在幼儿园，由于食不饱腹，营养缺乏，他几乎每晚都在饥寒、晕眩的状况下伏案奋笔疾书。耳畔偶尔飘来学校收音机播放的宋世雄慷慨激昂的乒乓球国际比赛解说：“抽一大板，又一大板……好，得分！”这不仅驱走了章开沅的孤独感和饥寒感，而且催使他愿像乒乓健儿一样努力拼搏。
1961年春，省社联李德仁秘书长、欧阳学术秘书和章开沅同时前往北京，李、欧两位负责与中央有关部委联络，章开沅则负责联络北京学术界。其时，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前辈已经收到章开沅的论文初稿，并经由该所学术秘书刘桂五安排专人具体审阅。在京期间，章开沅除听取论文修改意见外，还有幸与景仰已久的历史学家黎澍晤谈。黎澍新任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他耐心地给章开沅讲解“双百方针”精神，并特别强调实事求是的学风，劝勉章开沅不必参加当时颇为热络的辛亥革命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争论，要扎扎实实做点真正的学术研究。这些教诲让章开沅服膺终生。
为了确保会议论文质量，省社联把作者集中到洪山宾馆集体修改论文。章开沅迅速将《从辛亥革命看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一文最后定稿，并在省社联的统筹安排下，与陈辉、陈祚津担负起武师《论武昌起义》一文的修改任务。三人围绕“辛亥革命何以首先在武昌爆发？”这一问题商定了新的思路和框架，最后由章开沅正式执笔撰写，题目改为《武昌起义与湖北革命运动》。亲自抓论文修改工作的彭展对章开沅关心有加，见他身体虚弱且任务繁重，总是把自己定量的米饭拨一半给他；此外，洪山宾馆伙食略有改善，作者们的基本营养得以保证。为了不负众望，章开沅一鼓作气，仅用两三天时间就完成定稿任务。湖北省的会议论文终于保质保量按期正式付印。
会议由中国史学会与湖北省社联联合举办，会前，章开沅随会务组提前进驻宾馆，逐篇阅读各地送来的会议论文，为组织学术讨论做好准备。1961年10月16日，会议如期召开，吴玉章、范文澜、李达、何干之、吕振羽、翦伯赞、刘大年、黎澍、白寿彝、邵循正等百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共提交论文40多篇。章开沅向大会提交两篇论文，其中，《武昌起义与湖北革命运动》经上海代表陈旭麓等建议，首先在大会上宣读，章开沅后来幽默地称之为武昌“第一枪”的象征；第二篇《从辛亥革命看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比较全面而系统地剖析了辛亥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封建性与民主性两重性格。两篇文章都受到与会者的好评，第二篇论文会后还被《新华月刊》全文刊载，作为会议最具代表性的论文向国内外介绍。会议开幕式上，德高望重的吴玉章先生强调要说明历史的真相和提高学术水平，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同时刻苦钻研，认真做考证和辨异的工作。吴玉章、范文澜等学术前辈还在会上表扬了章开沅在内的青年学者的认真准备与扎实治学，并鼓励他们“不要停留于写论文，要努力写出大著作来”。这些谆谆教诲影响了此后章开沅一生的学术生涯。
这次会议是解放后第一次以历史事件为主题的全国性学术研讨会，武汉地区可谓首开先河。吴玉章先生在会议伊始就强调“利用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周年纪念来进行学术活动，是推进学术研究的一个很好的方法。”这无疑是对召开此次会议的充分肯定，事实也证明会议影响深远：会议在全国各地引起强烈反响，一些青年学者纷纷加入辛亥革命史研究队伍。会场以外，武汉各高校还分别邀请与会知名学者做大型学术报告，堪称一场学术盛宴。而更为重要的是，这次会议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当时史学界“以论代史”的不良学风，促使很多学者真正沉下心来脚踏实地做研究。
贸然提出的一个构想，竟然顺利实现且产生如此良好的效应，这是章开沅始料不及的。后来每逢学者和媒体为此赞誉他时，他总谦逊地自称当时才30多岁的自己是“小材大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