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从发展主体来看。前文已经指出，私营经济在推动印度经济发展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在实行改革开放以前，印度就一直允许私营经济存在，但由于政府管制较多，总体发展较为缓慢。自从启动经济改革政策以来，大力发展私营经济就成为印度政府的一个重要目标。为此，印度逐渐放弃微观层次的经济管理，逐步放松对经济的管制，逐步放弃政府对某些行业的垄断，逐步缩小公营企业的经营范围，逐步扩大私人企业的经营范围，逐步推出了一系列鼓励私营经济、自由企业和自由市场发展的政策。目前，印度除了少数一些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外，绝大部分经济领域均已向私营企业开放，政府很少再直接干预经济运行，而是让市场机制更多发挥作用，特别是在高速发展的第三产业中，政府的管制更为宽松，甚至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管制，完全由市场进行调节，而且印度国有企业已经逐步退出该领域，从而进一步调动了该领域的市场积极性，推动第三产业迅速成长发展，成为印度在国际经济中最具竞争力的产业。印度政府在政策上一系列调整为私营经济创造出了一系列有利的发展条件和一个宽松的成长环境，印度私营经济因而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势头，横跨于农业、工业以及服务业等各个领域之中，（王学人：《中国与印度经济改革之比较》，《天府新论》，2008年第5期。）成为印度经济奇迹的核心。最近的统计数据显示，印度私营经济对GDP的贡献已经高达85%，（《崛起的印度》，《国际市场》，2007年第10期。）成为印度吸纳就业人数最多的部门。更为突出的成绩是，目前印度的很多私营企业已经成长为世界级的知名企业。在这方面，中国经济与印度经济表现出了不同的特点。应当肯定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私营经济也获得了很大发展，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私营经济解决了中国三分之二的就业人口，为中国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另一方面，目前中国的国有经济仍然十分强大。按理说，企业强大并非坏事，但问题是，中国很多国有企业的强大与企业自身的经营管理能力无关，而是凭借政府政策给予的垄断地位而强大起来的。和印度有很多私营企业成为世界知名的跨国公司不同，中国能够进入世界五百强的企业，大多是凭借垄断地位而强大起来的国有企业。而且，目前中国政府对经济的管制还比较严格，很多重要领域，比如金融、电信、能源等事实上都还没有对私营经济完全放开，仍旧以国有经济为主，而这些国有企业还没有完全摆脱计划经济的模式，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仍然比较弱。下一步，如何处理好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关系问题，是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
第五，从发展环境上来看。这里指经济发展的国内环境，并不包括国际环境。我们以通常所说“硬件环境”与“软件环境”两个方面进行比较。在“硬环境”方面，中国取得的成就无疑超出印度很多，特别是在公路、铁路、港口、电力、电信等发展经济特别是发展制造业所必需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国可谓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基础设施之完善已经超越很多发达国家，这为中国制造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硬件支持。而印度在“硬环境”方面则相形见绌，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严重不足，在电力、电信、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方面，设备老旧，设施匮乏，严重影响经济发展特别是制造业发展。但是，在“软环境”方面，印度则比中国拥有更多优势，印度的法律制度、金融体系、资本市场、产权保护等要比中国更为成熟和完善，而且更与国际体系接轨。以资本市场为例，印度的资本市场已有100多年历史，目前全国有24个股票交易所和债券市场，而且全部实现联网，上市公司数量已有1万多家，市场监管制度比较完善，运作比较规范，透明度比较高，上市公司管理和信息披露比较严格，市场化程度比较高，投资者权益受到严格保护，资本市场结构也比较合理。相比之下，中国的资本市场只有20多年历史，存在着管理制度不完善、市场化程度不高、资本市场结构失衡、投机性强、对投资者利益保护不够等各种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在发展环境方面，中印各有优劣，两国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从以上几个方面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同中国的经济模式相比，改革开放以来的印度经济模式是一种主要依赖国内市场而非出口，主要依赖消费而非投资，主要依赖服务业而非工业，主要依赖高技术产业而非低技能制造业的模式。但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这里进行的中印两国的经济模式若干方面比较并不涉及对两者发展模式优劣的评价问题。也就是说，我们认为，中印两国的经济模式到底孰优孰劣，目前还不能轻易地给出结论。两种模式都是根据自己国家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而逐渐形成的，都有自己的优点，但同时也都有不容忽视的缺陷。中国的经济模式当然存在很多问题，鉴于我们的研究重点不是中国模式，在此不做过多阐述；但印度的经济模式也不是完美无缺，同样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关于两国的未来，我们认为必然是谁能更好地解决自身所面临的问题，谁就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走的更平稳一些。目前，我们不能因印度的信息产业等高技术产业比中国发达，就得出印度的经济模式比中国的经济模式更为先进的结论；同样，更不能因目前中国经济很多数量化指标都比印度高出很多，就得出中国的经济模式比印度的经济模式更为优秀的结论。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后面章节进行进一步的分析。我们认为，比较可行的做法是，认真分析对方经济模式的优缺点，从中吸取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以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自己的经济模式，为实现本国现代化目标而服务。本着这种思路，下面我们分别对印度的农业、工业以及服务业的发展情况作简要介绍和基本分析。
第四节印度农业的发展及其存在的问题
农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农业现代化，即从传统农业向与工业文明相适应的现代农业的转化，不仅是现代化进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影响甚至决定着现代化进程的速度和质量以及最终目标的实现。正因为如此，经济学家普遍高度重视农业在一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缪尔达尔就明确指出：“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现在它更是这样了。”从世界各国的历史来看，除了极少数国家外，大部分国家的经济发展与农业密切相关，农业的成败关系经济发展的成败，脱离了农业的发展，其他经济部门业很难取得持续发展。印度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同时又是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农业大国，至今还有近70%的人口以农业为生。因此，农业在印度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作用，是印度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的发展决定了印度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因此，印度农业的现代化进程对印度现代化目标的实现至关重要，具有决定性作用，格外引人注目。
其实，农业问题不仅仅是目前对印度实现现代化目标至关重要，回顾历史，粮食缺乏一直就是一个长期困扰印度、关系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虽然印度发展农业的自然条件并不差，但由于长期遭受英国殖民者统治，殖民统治者只从自身利益出发，只顾眼前掠夺，而不可能从印度利益出发，不顾长远发展，导致印度农业发展极其落后，加上英国还从印度运出大量粮食，印度因此经常爆发大规模饥荒。在1946-1947年以前的40年间，印度的粮食产量只增长了12%，而与此同时人口却增长了40%以上，因而导致印度人均粮食获得量大幅度下降。（Blyn George，Indian Agricultural Trend（18911947），Agricore Publishing House，New Delhi，1966，p.96.）1943年爆发的孟加拉大饥荒夺走了350万 -400万人的生命，而宗主国英国面对饥荒却拒绝伸出援手，给印度人留下悲惨而深刻的记忆。印度独立前夕，盛产稻谷的缅甸又脱离了英属印度，这直接导致印度大米产量急剧下降，不得不依靠进口解决大米短缺问题。1947年印度终于获得国家独立，但在英国殖民者的操控下却不幸分裂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两个粮食主产区旁遮普和信德又归属了巴基斯坦（这两个省至今仍然是巴基斯坦的粮食主产区），这又使印度粮食生产面临严峻形势，印度不得不依靠大量进口小麦解决粮食短缺问题。因此，独立时，印度的农业情况非常糟糕，粮食生产形势非常严峻，饥饿时刻都在威胁着印度。加快发展农业、解决粮食问题是独立后印度政府面临的一个紧迫而又棘手的问题。印度独立领袖甘地在1946年的演讲中说：“对于饥民而言，上帝就是面包；独立印度政府的首要责任就是保证每个人都有面包吃。”
为改变印度农业的落后面貌，解决数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印度政府采取了种种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总的来看，独立后的印度农业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独立到60年代中期为制度改革阶段，核心内容是实行土地改革、合作社运动和乡村发展计划等；第二阶段，从6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为技术改革阶段，核心内容是实行绿色革命；第三阶段，从90年代初期起至今，是综合发展阶段，核心是消除农村贫困和失业问题。三个阶段的内容以土地改革和绿色革命最为重要，取得的成果也最为明显，产生的影响也更为深远。下面我们将对这两个问题做重点阐述。
一、土地改革：效果及影响
土地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生产资源，土地制度如何安排对一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来说至关重要。在前工业化时期，土地制度是最重要的经济制度，土地制度的变化直接决定政治制度的形态和变迁，土地的高度集中成为阻碍社会生产发展的重要障碍。即使在现代社会土地制度仍然非常重要，特别是在工业化初期，土地制度如何安排尤为重要，直接决定一个国家的工业化目标是否能够实现。在理论上，仍然是现代经济学关注的热点问题，不同的经济理论提出了不同的制度安排；在实践中，不同的国家因选择不同的制度安排也产生了不同的制度效应。对于这个问题，总结一些国家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我们认为，在工业化初期，不管土地制度如何安排，至少要能够实现两个目标。第一，通过对传统社会中高度集中的土地制度进行适当改革，合理分配土地，改变社会资源不合理的分配格局，以达到促进农业生产力发展的目标，进而为国家工业化提供充分的消费市场和必要的生产资源。特别是对于人地关系紧张的国家更是如此。第二，当一个国家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水平还不能为所有劳动力提供充分就业，而劳动力又严重过剩的情况下，通过合理分配土地（目前的有效经验就是实行人均分配或公共支配）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缓解就业压力，解决贫困和饥饿问题，实现现代化进程的平稳推进。因此，大凡国家改造和社会改革，多以土地改革为起始。（张文木：《印度国家发展极其潜力评估》，《大国》，2005年第2期。）
对于印度这样农业人口占绝对多数、经济又极为落后、工业化任务艰巨的国家来说，土地制度如何安排更为重要。而独立时的印度恰恰又继承了一个极为复杂、极为落后的土地制度。独立前的印度土地制度是英国殖民主义者彻底摧毁孱弱的农村公社制度（在英国殖民以前的古代印度土地制度本身就十分复杂，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的看法，马克思认为古代印度土地的最高所有权属于国家，也有人对此持有不同观点。但无论如何，印度独立时继承的土地制度主要时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形成的土地制度。这里不再对古代印度的土地制度进行分析。）后建立起来封建土地制度，即柴明达尔制、莱特瓦尔制和马哈瓦尔制。其中柴明达尔制度最具有代表性。（柴明达尔（Zamindar）一词原是波斯文的复合字，Zamin指土地，dar指持有者，合起来意为“土地持有者”。）在这种制度下，柴明达尔地主占有全印度耕地面积的一半左右，印度政府则通过柴明达尔地主向农民征收田赋。柴明达尔地主因而承担了一个中间人的角色。即使在现代经济运行中，中间人角色也非常重要、不可或缺，但中间人也极其容易演化为一个食利阶层，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在殖民时期的印度，柴明达尔地主则完全变成了一个腐朽的、寄生的封建统治阶级。他们只热衷于剥削农民，对农业生产毫不关心，成为印度最大的封建势力，严重阻碍印度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据统计，印度独立之初，占全国农村人口15%以下的地主占有全国土地的85%，其中不到2%的大地主却占有全部土地的70%。其中，占农村人口25%的农民没有一寸土地。这种严重不合理的土地制度显然难以支撑印度快速发展经济的需要。因此，改变这种落后的土地制度不仅是印度农业发展更是印度整个国家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急迫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