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改变官制：拓跋人建国之初，官制简古，多依旧制设官，名称也多非汉语，有的官职取之于鸟名，如“诸曹走使”，因行动迅速称为“凫鸭”；伺察侯官需像水鸟一样引颈远望，故名之曰“白鹭”（《魏书·官氏志》）。另外《南齐书·魏虏传》记下了北魏13个官职的拓跋鲜卑语称呼，一律带有蒙古语式的后缀“真”：国中呼内左右为直真，外左右为乌矮真，曹局文书为比德真，檐衣人为朴大真，带仗人为胡洛真，通事人为乞万真，守门人为可薄真，伪台乘驿贱人为拂竹真，诸州乘驿人为咸真，杀人者为契害真，为主出受辞人为折溃真，贵人作食人为附真，三公贵人通谓之羊真。这13个官职中有几个保存在13世纪的蒙古语中。例如，“曹局文书”的“比德真”，即必阇赤（bitekchi），书记者；“通事人”“乞万真”，即怯里马赤（kelemechi），译臣；“守门人”“可薄真”，即khapakhchi，门人；“诸州乘驿人”“咸真”即站赤（jamchi）；为“贵人作食”的“附真”，即保兀儿赤（ba urchi）等等。这13个名词中有一些词干可复原为突厥语，这说明拓跋鲜卑语中有相当多的突厥语借词，这应与拓跋鲜卑吸收了大量的操突厥语的人口有关。
南迁后孝文帝下令按魏晋官制在中央设立三师、三公、中书等官职，在地方上州设刺史、郡设太守、县设县令。在迁都之前孝文帝已经改变从战争掳获中择物赐赏和允许官吏随意榨取的办法，确定各级官吏的俸禄。
三、禁胡语：拓跋人的母语是一种古蒙古语方言，入居中原后，拓跋人渐渐汉化，但在以鲜卑人为主体的军队和朝廷中拓跋语仍然通行，汉人要想仕进，也要学鲜卑语。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年）下诏禁止说鲜卑语，年龄30岁以下的，再说鲜卑语便要降爵黜官，只有30岁以上的人可加宽限。禁胡语的诏令使拓跋人的汉化速度大大加快。
《隋书·经籍志》记载“后魏初定中原，军容号令，皆以夷语。后染华俗，多不能通，故录其本言，相传教习，谓之‘国语’”。北魏时因鲜卑人没有文字，在记录鲜卑语时用的是汉字。到北魏末年，因为汉化的结果，懂得鲜卑语的已经不多了。《经籍志》著录了13种鲜卑语书籍，计有：《国语》15卷、《国语》10卷、《国语物名》4卷（后魏侯伏侯可悉陵撰）、《国语真歌》10卷、《国语杂物名》3卷（侯伏侯可悉陵撰）、《国语十八传》1卷、《国语御歌》11卷、《国语号令》4卷、《国语杂文》15卷、《鲜卑号令》1卷（周武帝撰）及《杂号令》1卷。可惜的是这些记录鲜卑语的书籍今已无存。
四、改汉姓：拓跋人传说有99姓，即氏族。定都洛阳后，为了向汉族靠拢，孝文帝下诏改胡姓为汉姓，帝室改姓为元，其他贵族和北方人也都改姓。其办法有几种，一种是音节缩略，即改多音节为单音节，例如丘穆陵氏改为穆氏、步六孤氏改为陆氏、贺赖氏改为贺氏等。还有一种是意译，如丑奴氏改为狼氏。丑奴的原字应为cino，在拓跋—蒙古语中意为狼。孝文帝还仿照汉族确定士品高低的办法，划定拓跋人姓氏的贵贱。为了与汉族人快速融合，孝文帝鼓励胡汉通婚。
由于汉化的加速，入居中原的北方民族与汉族的区别越来越小，很快融合在中原人之中。北朝末年，除了从姓氏上还可辨认出民族之外，原先造成南北分裂的民族隔阂已经大部消除，这就为中国的重新统一创造了条件。
（二）中国的另一个名字——拓跋和桃花石
“拓跋”这个名称是拓跋人自称的汉字音译，这个民族的另一支被称为“秃发”。“拓跋”和“秃发”这两个音译汉名都是入声字，在魏晋之际的“拓跋”的汉语发音为tak bat，而“秃发”的发音为tuk bat。拓跋人的近邻中有许多是使用突厥语的民族，因为语音习惯的缘故，把“拓跋人”称为Tabqaci（参见拙文：《拓跋人的故土及其迁移》，原文为德文，刊于《中亚杂志》，1989年第1—2期，威斯巴登，第91—92页）。拓跋人统治中国北方长达1个半世纪以上，所以在古代突厥语中Tabqaci（拓跋）意为中国。
在从6世纪到15世纪长达900年的时期内，周边许多民族把中国称为“拓跋”。“拓跋”这个名字通过草原上的突厥人传到亚洲和欧洲许多地方。拜占庭帝国一直在通过前往东方的使节和商人收集中国的情况，7世纪前半叶，相当于我国唐初时代，在东罗马（拜占庭）供职的希腊学者泰奥菲拉克特·西摩喀塔（Theophylacte Simocatta）描述东罗马帝国莫利斯皇帝（Maurice）在位期间（582—602年）的中国历史说：在北方草原上被打败的阿瓦尔人（Abaroi）中有许多逃到Taugaste城。Taugaste城是一座非常著名的城，距突厥边境有数千里。其首领称作Taisan，意为“天子”。Taugaste国中有一条大江，把国家分为两部分，其中一个穿红衣，一个穿黑衣。在不久前，穿黑衣的国家渡江消灭了穿红衣人的国家。Taugaste国还有一座大城称为Khubdan（参见Codes，George：Textes d autres Grecs et Latins relatifs a l extreme—Orient depuis le IVe siecles AV.J—C.jusque au XIVe siecles，Paris，1910（戈岱司编：《公元前四世纪至公元十四世纪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耿昇汉译本《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04—105页）。
这段描述中提到的阿瓦尔人很可能是我国史料中的柔然。法国学者窦桂内（Deguignes）最早指出，Taugaste指的是中国，后来英国学者吉邦（Gibbon）和法国学者克拉卜罗特（Klaproth）均赞成之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第1册，中华书局1977年，第89—90页），遂成定论。关于Taugaste的字源，窦桂内认为是汉字“大魏”。后来的学者纠正他的解释，认为应当是“拓跋”（Tabqaci）的对音，Taugaste城指北魏的都城洛阳。
这位希腊学者所说的中国内部界分南北的大河应当就是长江，江北为隋，即文中之着黑衣者之国；江南为陈，即着红衣者之国。黑衣国征服红衣国指的是589年隋灭陈之战。通过游牧民族的马蹄，中国南北统一的大事不几年便传到欧洲。拓跋国的另一座城Khubdan，是咸阳的古称音译，后来一直指长安。
隋统一中国后，突厥人继续使用Tabqaci这个词称呼中原人。在唐代突厥碑铭中，每每言及突厥人与唐朝军队打仗时，都说与Tabqaci的军队作战。我国有些研究突厥碑铭的学者把Tabqaci译为“唐家子”，而不知Tabqaci是突厥人对拓跋，即中国的称呼。隋末唐初突厥汗国的疆域从蒙古草原一直延伸到欧亚草原。7世纪大食人来到中亚以后，也从突厥人那里接受了“拓跋”这个名字，用来指中国。大食帝国花剌子模人地理学家比鲁尼（Biruni）说，中国的Faghfur（即粟特语“天子”之意）王称号为Tamghaj Khan，即“拓跋汗”。另一位阿拉伯地理学家阿布尔菲达也说中国皇帝称为Tanghaj Khan，即“拓跋汗”。
“拓跋”作为中国的名称在中亚使用突厥语的民族中流传了很长时间。13世纪初全真道士丘处机奉成吉思汗之命前往西域时，在阿里马城（今新疆伊犁河流域），看到当地人用瓶顶水。从中原迁去的人民把汉地汲器介绍给西域人后，当地人“喜曰：‘桃花石诸事皆巧’”。丘处机的弟子李志常在他的记录中解释说：“桃花石，汉人之谓也。”清末学者洪钧认为“桃花石”是契丹的“大贺”部的另一种译音，但沙俄驻北京主教帕雷狄斯（Palladius）指出，“桃花石”的原字是突厥语Tamgaj（Tabqaci）（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第1册，中华书局1977年，第89—90页)。李志常因为不知道这个词来源于“拓跋”，所以把它译为“桃花石”。
11世纪突厥族的学者可失哈里（Mahmud al—Kashghari）写了一部著名的字典《突厥语辞典》（Lughat al—Turk），其中收录了“拓跋—桃花石”这个名词。该辞典说：桃花石是马秦（Macin，即中国南方）的名称，马秦距契丹有4个月的路程。秦（Cin，即中国）本来分为三部分，上秦（按，指中国南部）在东边，即桃花石；中秦就是契丹（按，指中国北方）；下秦就是可失哈儿（按，即今新疆喀什）。在可失哈里写书的时代，桃花石与“马秦”是同义词，而契丹与秦是同义词（张广达：《关于马合木·喀什噶里的〈突厥语词汇〉与见于此书的圆形地图》（上），刊于《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年第2期）。
“拓跋—桃花石”这个名字在西域因为表示“中国”的意思，所以成为一种荣耀的称呼，一些少数民族首领很喜欢在自己的头衔上加上“桃花石”的称号。宋代立国于西域的突厥族政权哈剌汗朝的阿里特勤在发行的钱币上铸有自己的称号“桃花石·博格拉可汗”。这个王朝的另一位可汗亦卜剌金·不·纳速鲁也有“桃花石·博格拉·哈剌可汗”的称号。哈剌汗王朝的文学名著《福乐智慧》中提到，11世纪时统治可失哈儿的统治者阿三·不·失烈门的称号也是“桃花石·博格拉可汗”（参见魏良弢：《喀喇汗王朝史稿》，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3、109—112页）。
1218年，当成吉思汗的一支商队到花剌子模国不花剌城（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时，花剌子模算端向他打听成吉思汗攻金战争的情况，把金朝称为Taughaj，即桃花石。直至14世纪初西班牙国王使臣克拉维约出使帖木儿帝时，还提到当地的察合台蒙古人把中国皇帝称为Tangus，即“拓跋—桃花石”。
（三）北方民族民歌
“十六国”和北朝开创了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历史。入居中原的游牧民族在逐渐汉化的同时，也用自己的文化影响着汉族。北方民族的诗歌多以民歌的形式出现，它们与同时代的东晋、南朝民歌有着显著的不同，其特点是粗犷豪放，慷慨激昂，朴实流畅。流传至今最著名的“十六国”一北朝时代的民歌是《敕勒川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首歌是由北齐时代敕勒族将领斛律金传唱下来的。其歌词原是鲜卑语，现在流传下来的是其汉语翻译。这是一首脍炙人口的牧歌，它描述了阴山南北美丽的草原风光：茫茫草原，与天相连，天就像牧民的庐帐似的笼罩着草原，天色苍茫，草原无际。茂密的牧草遮住了牲畜，当风吹倒了牧草时，才能看见牛羊。短短几句质朴无华的歌词，描绘出草原的壮美、游牧民族热爱养育自己的土地和热爱生活的感情。这首诗虽然只有27个字，但其有极强的感染力。这首北方民歌被我国人民世世传颂，至今仍受到人们的喜爱，被选入语文教科书中。
北朝时期少数民族文学的另一篇代表作是《木兰辞》。《木兰辞》是一篇广为传诵的民歌，它描写的女英雄木兰替父从军，女扮男装上前线，为国建功立业后不慕高官厚禄，返回故乡重理闺房的故事。虽然没有资料说明木兰姑娘是哪个民族的人，但从歌词中“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可知，木兰不是汉族女子，而是一位出自落籍中原的鲜卑族家庭的姑娘。
从歌词中可以看出，木兰的家庭已经汉化很深，她像其他汉族姑娘一样，常常坐在织机旁织布劳动。但当她得知国家有难，正在动员征兵，而她父亲年迈，不能再从军时，便毅然决定代父出征。歌辞通过“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和“但闻燕山胡马鸣啾啾”的对比，表达出一位刚刚成年，在家时尚依母撒娇的少女离家从军后对父母的依恋之情。
歌词在叙述木兰服役结束后回到家乡时，通过对父母“出郭相扶将”，姐姐“当户理红妆”，弟弟“磨刀霍霍向猪羊”排比，表现出全家听说木兰凯旋时的兴奋心情。而木兰换上女装之后，故意走到同行的男伙伴前，使之大吃一惊，生动地体现出木兰姑娘调皮活泼的性格。歌词的最后，借平时人们难以从奔跑的兔子中区别雌雄，来表现鲜卑女子敢与男子一争高低的豪迈气概。
《木兰辞》既体现了北方民族的尚武精神，也表现了人民大众热爱和平的感情，是北方民族民歌艺术的杰出代表作。木兰姑娘作为女英雄，一直在中国人民中传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