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前，内战中的武汉一直属于国统区，但武汉大学的风气很自由，经常有学生上街游行，珞珈山当时有“小解放区”之称。那时国家政局动荡，政治的阴影渐渐笼罩全国各大学。特别是随着时局的演变，在政治立场尖锐对立的绝少数同学的推波助澜之下，珞珈山上的生活也难免受到政治的影响。于是左右两派少数特殊学生抱着鲜明的政治立场展开政治活动。结果，右派学生被称为“国特”，又被称为“顽固分子”，左派学生被称为“职业学生”，又被称为“先进分子”。这两派学生从思想到行动都尖锐对立。尽管如此，大家通常只是采取理性的特别是学术研究的方式来解决矛盾。因此公开的论战就成了最能吸引绝大多数同学的方式。在文学院和法学院之间，横在图书馆前面的所谓“民主墙”便成了论战的场所。两派的墙报常常针锋相对，彼此毫不留情地驳斥对方。
虽然马克昌身在“吃皇粮”的司法组，没有参加论战，但也并没有完全置身事外。他积极参与了武大所有重要的游行。1946年12月发生了美军士兵强奸北大女学生的“沈崇事件”。1947年1月5日，马克昌走在武汉大学1300多名学生组成的游行队伍中，与其他兄弟学校的游行队伍会合后，直奔汉口天津路的美国领事馆强烈抗议。
1947年5月22日，马克昌随武汉大学1700多名学生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大游行，武汉的学生运动被推向了高潮。为阻止武大学子参加华北学联倡议的在6月2日举行全国各大城市学生大游行，6月1日凌晨3时，武汉行辕和警备司令部纠集了军警宪兵特务数千人，全副武装包围了珞珈山，并根据事先审定的名单逐室搜捕进步师生，抓上囚车。被困在“老斋舍”中的武大学生们愤怒了，马克昌和大家一样，不断从窗口向军警特务身上泼水。有些宿舍的学生闯过封锁，冲到樱花大道上，破坏囚车或直接跳上囚车抢救被捕师生。随着一颗信号弹升起，包围“老斋舍”的军警同时开火，最终3名学生被枪杀，重伤3人，轻伤16人，逮捕进步师生20余人。6月2日，学校听说反动军警还要来，担心再出事，连忙组织“老斋舍”的学生们集体避入老图书馆。当晚大家一直提心吊胆，在地上和衣而眠。马克昌作为法律系班代表，在“六·一”惨案发生后负责组织、联系同学，一起制作花圈，并参加了迎灵、入殡、追悼会、出殡等活动。
武汉大学“六·一”惨案，把愤怒的火焰燃遍了全中国。武汉市政府迫于政治和社会压力，6月3日释放了武大被捕师生，武汉警备区司令彭善亦被撤职。
在校期间，马克昌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共青团前身）。1950年6月，武汉市青年联合会成立并召开第一届代表大会，马克昌是会议代表，并参加制订了青年联合会的章程。马克昌发现章程里只规定了代表选举程序，但没有规定代表罢免程序，就在会议上提出疑问，当时他得到的答复是：“既然是我们自己选举出来的代表，怎么会被罢免？”马克昌只得作罢。他后来回忆说，现在看来当时的想法比较单纯，既想不到人是会变的，也想不到形势是会变的。
有趣的是，由于1958年后马克昌遭遇浩劫磨难，居然一直到1979年团组织才要他申请退团，他也按要求写了退团申请。这真是那个荒唐岁月的一段奇闻。
3．知心爱人
一个偶然的机会，马克昌从同乡那里得到高中同学曹智慧的通信地址，便开始给心仪已久的曹智慧写信。因为读高中时马克昌学习勤奋刻苦，为人质朴善良，深得老师们的喜爱，自然也得到了曹智慧的认可，因此马克昌和曹智慧开始了鸿雁传书，这对情投意合的年轻人很快坠入了爱河。1947年夏，他们二人在曹智慧开明的父母的支持下定下婚事并刊登在当地的报纸上。据曹智慧后来回忆说，他们曾互赠订婚戒指，后来由于生活困难，马克昌只得把戒指卖掉充作生活学习费用，他后来为此无奈之举欷歔不已、深感遗憾。
订婚后，已经成为中学老师的曹智慧开始资助马克昌读大学、读研究生。这个善良柔弱的女子从此一辈子都在背后默默地支持着马克昌的法学研究事业，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与挫折都不离不弃。
1947年，马克昌与曹智慧订婚照。曹智慧老师当时在信阳鸡公山一所中学教书，已经有了一份工资收入，于是她开始寄钱资助在武汉大学法学院读书的马克昌。当时鸡公山只有一个邮局在山顶上。无论风霜雨雪，曹智慧都会按期徒步爬到山顶给马克昌寄钱。
1948年9月，有情人终成眷属，马克昌与曹智慧在鸡公山一位亲戚家的别墅里举行了婚礼。鸡公山上的新婚蜜月生活是马克昌跌宕起伏的人生中一段难以忘怀的日子。后来他常常因公坐火车往返北京，每逢经过鸡公山车站时，他总会满怀深情地凭窗眺望鸡公山山峰，回忆那段甜蜜的岁月，直至火车远去，鸡公山消失在视线之外。
1949年秋，马克昌听母校老师说家乡西华教师奇缺，特别是数学老师。据西华县志记载，1949年西华县仅有中学教师10人，小学教师313人。马克昌就对擅长教数学的妻子曹智慧说：“我的家乡西华现在很需要老师，你回西华教书吧！”这时曹智慧已经在武汉教书了，拗不过马克昌的执着，毅然回到马克昌的故乡河南西华县这个黄河水刚刚退去、沼泽遍地、百废待兴的豫东平原腹地。
马克昌、曹智慧两人利用暑假坐火车到漯河，然后坐船沿沙河到逍遥镇，再步行四十多里才到了红花集。曹智慧到西华后，马上脱去父母为她置办的时尚旗袍，换上了当地的粗布衣服。这时马克昌也将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了。
曹智慧先在红花集的西华第二完全小学任教。半年后，县教育局把曹智慧调到当时在逍遥镇的西华县中学。去西华县中学报到的路上，由于曹智慧从小就在外读书，口音与当地有些不同，还被人当成逃亡地主盘查，陪同曹智慧去逍遥镇报到的一个本家亲戚赶紧找当地熟人出来证明曹智慧是县中的教师才予放行。
当时西华县中学师资力量很弱，全校只有曹智慧一个女教师，除了校长是大学毕业、另外一个老师读过大学但没毕业外，其他老师都是只读过高中或者师范甚至没有毕业的。曹智慧当时也没读过大学，但是她初中读的是开封女中，高中读的是周口联中，都是河南最好的学校之一，同时各方面的素质都很出众，也有教学经验，本人又热爱教书，对工作满腔热情。因此曹智慧不但能很好地完成教学任务，还担当起管理学生的工作，同时兼任起向周边群众宣传党的政策、新思想、新婚姻法的重任。据曹智慧生前说，在西华搞宣传时，逐渐爱上了绘画，这也是后来她报考华中师范学院美术专业的原因之一。
当时，白天正常上课，晚上带领学生赶着两辆黄牛拉的大车到各村唱河南梆子（现在已融合发展为豫剧），一台新戏、一台旧戏。晚上就住在村子里，走到哪个学生家所在的村子，哪个学生的家长就管一顿饭，可以充抵学费。每周曹智慧都是最后一个离校，最早一个到校。
把学生送走后，曹智慧再步行回到40里外的红花集看望一下婆婆，替马克昌尽孝心。虽然在红花集的时间并不多，但她为人谦和，与人为善，和邻居们的关系非常好，大家都喜欢这个知书达理的年轻女教师。
当时西华县中学不给老师发工资，只发给一些粮食。马克昌在北京读书时需要钱，曹智慧都是自己把学校发的粮食提到集市上去卖，然后等到替学校到县里办事时，去离逍遥镇五十多里的西华县城邮局寄钱给马克昌，因为当时全县只有县城才有邮局。
1952年7月，马克昌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研究生班毕业，在路过老家河南时将妻子曹智慧接到了武汉，两人从此相伴一生。
回武汉后，曹智慧渴望读大学进一步深造。当年她从周口联中高中毕业时，因为患支气管炎，医生却误诊为肺结核，所以抗战胜利后也就没有报考大学，她一直觉得心有不甘。曹智慧的母亲陈兰亭出身书香门第，父亲也是北京大学毕业生，两位老人自然也希望自己的子女都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当时曹智慧的二弟已经大学毕业留在武汉大学任教。曹智慧根据自己的爱好选择了华中师范学院绘画制图学专业。师范院校不仅全免学费，还按月发放生活费。
从华中师范学院毕业后，曹智慧被分配到武汉一所中学教美术和制图学。后来她有多次机会调入高校工作，但为了照顾好三个孩子都放弃了。武汉测绘学院想调她去教制图学，原武汉师范学院以及武汉大学宣传部也曾想调她，她都没有去。那时马克昌已经被划成“右派”，长期一个人在农场、干校生活，居无定所、颠沛流离，而曹智慧在汉口的中学教书，子女上学方便，也不会受到歧视，且学校对面就是著名的同济医院，一旦孩子们生病，去医院也很方便，无需别人帮忙。
2005年春天，在夫人80岁生日宴席上。曹智慧在十分艰难的环境下尽心尽力抚育培养三个孩子，孩子们的学习也都很优秀。儿子马霄汉1979年被国家重点院校长春地质学院录取，现任湖北省地质灾害应急中心主任。因为母亲曹智慧潜移默化的影响，两个女儿都将美术作为终身的职业与事业。大女儿马重慧后来长期担任武汉大学出版社美术编辑直至退休。小女儿曹琳随母亲姓曹，本科毕业于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研究生就读于清华大学美术专业，现担任江汉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副院长。
晚年的曹智慧终于住进了珞珈山麓的资深教授楼，和马克昌住在了一起。这对饱受生活磨难长期分离的患难夫妻终于得以朝夕相伴、安享晚年。
马克昌会用自己的方式关爱着妻子曹智慧。他毕生潜心治学，心无旁骛，又由于历史的原因屡受冲击，家事自然关心甚少。但他始终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关爱着妻子：自己能做的事情尽可能不麻烦她，尽量减少妻子的负担，生活上尽可能简朴、简单。无论遇到什么事，从来不在家里生气，更不会对妻子发脾气。无论妻子说什么，他总是十分体谅、宽容地微微一笑，从不与妻子争执。两人一辈子相敬如宾，从不拌嘴，也没红过脸。即使在马克昌生命中最后一段住院的日子，天南海北的学生、朋友来看望他，常常带来珍贵的营养品，他总会叮嘱孩子或身边的人带给妻子曹智慧。
4．独钟刑法
大学期间，马克昌尽情地遨游在法学知识的海洋里。对国际法、国内法的民法、刑法等都表现出浓厚兴趣。他最后醉心于刑法学，并选择刑法学作为今后的研究方向，应该与蒋思道教授有很大关系。蒋思道别号心澄，江西人，1930年起担任国立武汉大学法律系教授。
当时武大建有专供著名教授居住的十八栋。学校修建十八栋的目的，就是为了“筑巢引凤”，用很高的礼遇将全国各地的优秀人才吸引到武汉大学任教。苏雪林、杨端六、熊国藻、葛扬焕、刘博平、桂质廷等一代名师都曾居住于此。在风雨飘摇的1930年代，王世杰校长无疑具有首创精神，他实践着筑巢引凤，建楼以引进大师的理想。而这些大师的入住，无疑给年轻的武汉大学带来了莫大的名声，并由此孕育和发展了越来越深厚的文化内涵。
当年学校教学区在老斋舍（现在的樱园）一带，从十八栋到老斋舍一路翻山越岭，步行需半小时以上。为了让住在十八栋的名教授们上课方便，学校专门开通了往返的交通车。这在当时实属奢华。要知道直到解放初期全武汉市总共只有150辆汽车，而在1930年代学校校园内就有此壮举，当年学校对人才的态度不得不令人叹服！蒋思道教授就曾经居住在十八栋的第5号楼，由此可见蒋思道当时在学术界的地位与影响。
据相关资料记载，蒋思道先生曾兼任过国立武汉大学附属珞珈中学的校长。1938年初日军包围武汉，武汉岌岌可危。国立武汉大学校务委员会为了保护师生安全，决定西迁，并选定四川乐山作为临时校区。4月29日，国立武汉大学迁至乐山。为了解决教职工子女的读书问题，武汉大学决定自办初中班，当时取名为“国立武汉大学附设初中班”，此乃“武大附中”的雏形。
1941年3月，对外扩招，办学规模迅速扩大，此时才正式命名为“国立武汉大学附属珞珈中学”。武大附中以“教学认真，考试严格，学风自由，思想活跃”的办学理念而享誉嘉州，声名远播。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武汉大学准备回迁武汉。因“武大附中”的学生大部分是乐山人，不能随同回迁，于是武大附中校务委员会研究决定，将“武大附中”交由武大毕业的乐山籍同学唐叔庆等人接管，并聘请武大法律系教授蒋思道先生出任校长。
其时蒋思道负责讲授马克昌所在司法班的刑法学课程。蒋思道教授讲课生动风趣，很吸引学生，常以嬉笑谩骂对国民党当局加以讽刺。课堂上，他曾直言不讳地说：“我国根本无宪法可言，因委员长（指蒋介石）之手令可以干涉任何事情。”对蒋介石假民主、真独裁和一党专政的法西斯本质的揭露可谓入木三分。
蒋思道教授曾著有《行政法》、《新刑法之理论基础》（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5卷1号1930年4-6月）、《刑事诉讼法要论》、《监狱学（丛书）武汉大学讲义》（武汉大学1935年版），还有论文《自由刑底累进制度》（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第6卷3号）。正是由于蒋思道教授的影响，马克昌逐渐对刑法学情有独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