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途跋涉中，任继愈除了照顾家人，偶尔与同行的朋友讨论一下时局之外，四弟任继周发现，他一直在看一本书。这本书就是明代抗倭著名将领戚继光所写的《纪效新书》。这部书系统阐述了选兵、号令、战法、行营、武艺、守哨、水战等内容，有许多新思想。戚继光在序言中说：“夫纪效，明非口耳空言；曰新书，所以明其出于法，而不泥于法，合时措之宜也。”戚继光创造了集中优势兵力，进攻敌人防御重点，迅速瓦解歼灭之的兵法，沉重打击了骚扰海疆的倭寇。不仅如此，戚继光还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他以“保国卫民”训导官兵，可谓从世界观的层面提升了戚家军的战斗力。任继愈在当时研读这部兵书，是否有投笔从戎之意，已经无从考证。但他关心时局，以天下为己任的想法，可从中窥见一斑半点。
将家人安顿在湖北沙市后，任继愈未作片刻停留，直接奔湖南长沙新组建的长沙临时大学。在那里，“临大”于1937年11月1日，在非常简陋的情况下，草草筹备就绪，正式开学上课。只是好景不长，日军持续对长沙进行空袭。12月13日，南京失守，武汉震动，这才唤醒了一些人的和平美梦。
日军对长沙的轰炸不断增加，临时大学面临再迁徙的命运。1938年1月，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的方案，得到国民政府批准。
1月20日，临时大学第43次常委会对西迁做出安排，临大师生分三路赴滇：一路是陆海并用的路线，由樊际昌、梅美德和钟书箴带领，成员包括教师及家属、体弱不适步行的男生和全体女生，共计600多人。他们分批经粤汉铁路到广州，取道香港，走海路到安南（今越南）海防，由滇越铁路到蒙自、昆明。第二路是陈岱孙、朱自清、冯友兰、郑昕、钱穆等10余名教授乘车由长沙沿湘桂公路经桂林、柳州、南宁、镇南关（今友谊关）抵河内，再由滇越铁路进入昆明。第三路是近300名师生徒步西迁，由长沙、益阳、常德、桃园、芷江、晃县（今新晃）到贵州玉屏、贵阳、镇宁、丰彝（今云南富源县），最后到达昆明。21岁的任继愈，报名参加了这一路。也正是这一路的徒步旅行，揭开了中国抗战史、世界教育史上著名的一幕——西南联大“湘黔滇旅行团”！
临大规定，这次徒步旅行的宗旨：“借以多习民情，考查风土，采集标本，锻炼体魄，务使迁移之举本身即是教育。”而事实上，却是战时迫不得已的应急举措。到了学校发给旅行团学生每人20元的旅费。教授每人领取65元。但他看到，许多教职员将自己的旅费捐助给了体弱寒苦的学生。
为保证旅程安全，全团实行军事化管理，学生团员统一着装。国民党高级将领张治中委派黄师岳中将领队，临大军训教官毛鸿上校任参谋长。全团分为两个大队，大队长由另两位军训教官邹振华、卓超中分任。每个大队又下设3个中队，每个中队又有3个小队。
任继愈参加西南联大“湘黔滇旅行团”中队长和小队长都从学生当中遴选。
任继愈和同学们穿着黄色咔叽布制服，背着湖南有名的油纸伞和军队发放的黑色外套，他们总被老百姓误称为“粮子”（老乡把国民党军队叫做“粮子”）；也有人说他们是警察、宪兵、航校学生或从前线退回的队伍。“前线的消息怎样？”或者“你们的枪呢？”任继愈看到，那一张张朴实的面孔上，满是惊异与疑惑。
§§§3． 初涉征途
经过体检、填写志愿书、打防疫针等一系列程序后，1938年2月19日，任继愈参加的 西南联大湘黔滇旅行团在长沙圣经学院的操场，举行开拔仪式。20日正式出发。从此，近300名师生开始了历时68天、历程3500里的“小长征”。
任继愈回忆，“湘黔滇旅行团”还设有辅导团，由11位教师组成。南开大学的黄钰生教授为主席，另几位分别是北大化学系教授曾昭抡；清华生物系教授李继侗，助教吴征镒、毛应斗、郭海峰；清华中文系教授闻一多、助教李嘉言，地学系教授袁复礼、助教王钟山等。
旅行第一天，雄鸡初唱。
吹号的同学在朦胧中爬起来，吹出几声并不纯熟的号声。同学们一骨碌爬起来，迅速卷起铺盖卷儿，有人背到行李车边。傍晚，在距离宿营地三四里的地方，大家又从行李车上取下铺盖，搬到自己宿所。
还在出发前，不少人就预料这趟行程将非常艰难。杨振声教授还曾调侃体弱的闻一多教授：“一多加入旅行团，应该带一具棺材走。”不想到了昆明，老友相见，闻一多反唇相讥：“假使这次我真带了棺材，现在就可以送给你了。”于是彼此大笑一场。
行军开始，血气方刚的任继愈和同学们，却对这次走出校门的远程旅行兴奋不已。团员们穿着军装，打着绑腿，别着毛巾水壶，大踏步向前走着。但很快，他们就感到了旅行的困难。首先是腰酸腿痛，脚板上磨起水泡不说，行军队伍是分成两列纵队，后面的人要提防踩着前面人的脚后跟，还要提防后面同学踩到自己，两只眼睛明显不够用，暗暗叫苦。后来，团长宣布“不准超前，落伍者听便”，大家才大为解脱。
奇怪的是，仅仅八九天之后，哪怕是体力最弱的人，一天也能很不费力就走上四五十里地，后来最多的时候，一天竟能走八九十里。每到晚餐时间，不用清点，吃饭的始终不少一个。再后来，脚也不起泡了，腿也不酸疼了。当然，3500多里行程，宿营地是不能讲究的了。有时候一觉醒来，任继愈和同学们会发现，床位边赫然陈放着一口棺材，有时候会有猪的哼哼声和难闻的腥臭气。但习惯了，也就不在乎了。无论白天看着多么肮脏的地方，晚上一铺上稻草，就是天堂了。只是有一天，行李车到达宿营地时，已是夜晚10点多了，天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大家好不容易扛着行李，摸着山路，爬上山腰的寓所，却忽然传来可怕的消息，有一批土匪快要逼近了。寓所里立即布满恐怖的气氛和可怕的阴影。最初有人主张放哨，最终恐惧挡不住疲倦。当第二天号声又吹响时，大家才知，已经平安度过了一夜。
在路上，同学们也爬了无数险峻的山峦。什么五里山、镇雄关、关索岭，尤其在普安，从山顶到山脚，弯曲着二十四个“之”字，令同学们叹为观止。
时间一天天过去，眼看着一点点接近目的地，一步步走向成功，加之一路领略着异乡的一切，尽管历经艰苦，任继愈和同学们的心里还是满怀希望。他们可谓一路故事一路曲、一路笑声一路歌，在其乐融融的氛围中坚持着。
湘西的风景真是美不胜收。路两边山谷青黛，鸟鸣声声，沟壑溪涧，清澈可见。不时还能看到山涧中的牛和羊在溪水边上，悠悠吃草或咂咂汲水的情景，悠悠嘶鸣回荡在宁静的山间，却又让人感觉更加静谧深远。看管牛羊的孩子们，似乎都忘了自己的“使命”，有的躺着小憩，有的互相追逐嬉戏，根本无暇他顾。如此美丽的景致面前，牧童和牛羊都在放任自己。
当旅行团经过山区乡民的吊脚楼时，任继愈发现：远处不见主人进出，走近见到了，也看不到他们举止慌张。世上的争端与硝烟，血与火，生与死，升与谪，毁与誉……与他们全然无关。
在如此美景中行走，即使累一些，也会迅速缓解的，美丽的风景就是一剂让人精力充沛的良药；再说，与可亲可爱的老师和同学在一起，大家幽默说笑，完全忘记了路途的疲劳和战争的狰狞，尽管他们是被残酷无情的战争威逼着，离开了美丽的校园。途中，他们还不乏新奇的发现。沿途有红军留下的标语，尽管字迹已经模糊，但仍可依稀辨认。更有领队的老师闻一多，随身携带画笔，执笔作画或引吭高歌，精神抖擞。既把美丽的景色临摹下来，更把富有纪念意义的历史遗迹收藏起来。
“小长征”，给走出象牙之塔的旅行团师生打开了书本以外的大世界。饱览名胜古迹和名山大川，增强了师生们对祖国的热爱；拜访苗寨、接触民众、调查社会，使他们感受到祖国经济的落后和百姓生活的艰难。辅导团的教师也不失时机地进行教学：闻一多讲授桃花源地名的原始意义，指导学生收集民歌、研究地方语言；李继侗教授介绍乡野农村的情况；袁复礼教授则实地讲解河流、地貌和演示的构造变形；等等。同学们，也包括老师们，都得到了许多书本上无法得到的知识。这次旅行，竟成了一次真正的“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的实践行动。
在湘西一带，是经常有土匪出没的。当地的高山大沟、密林深洞，以及封闭的疆界、凋敝的生活和剽悍的民风，都给湘西土匪的滋生提供了许多条件。民间流传，“湘西无处无山，无山无洞，无洞无匪。”幸好旅行团里有一位描写湘西边城而名满文坛的当地人——作家沈从文。当时沈从文还没有在大学执教的经历，“卢沟桥事变”之后，他随杨振声、朱光潜等教授从北平南迁至长沙。因是湘西子弟，更自幼闯荡江湖，沈从文便担当了与沿途匪帮交涉行程安全的任务。湘西匪患之烈名满华夏，从常德至晃县，更是土匪帮派盘根错节的老巢，但因有沈从文的书信，更有学校当局不菲的一笔“买路钱”，“湘黔滇旅行团”一行始终没有遭遇太多的波折，甚至还有“绿林兄弟”们在远远的山冈上，暗地里保护他们。在一种既兴奋刺激，又惴惴不安的旅行气氛中，这群手无寸铁的书生们，终于离开了湖南地界。
§§§4． 苦乐行程
“湘黔滇旅行团”从沅陵乘汽车至晃县（今湖南新晃），随后便开始了他们横穿贵州的徒步旅程。途中，袁复礼先生西服革履，手里提着斧头随时打击山石，加以考察。闻一多先生穿着中式浅色长衫，腰束黑带，斜插大烟袋，下面绑着腿，拿着手杖，风尘仆仆地赶着路。一多老师的胡子是出发前蓄上的。他表示，抗日不成功，他不剃胡子。
旅行团在贵州玉屏县受到当地民众的热情迎接，县长特别张贴文告：“对此振兴民族领导者——各大学生，务须爱护借重，将房屋腾让，打扫清洁，欢迎入内暂住。”
在镇远县召开的欢迎大会上，化学家曾昭抡先生还发表了关于国防工业的演讲。那个时代的学人兼通文理、学贯中西者众，这位曾国藩的曾侄孙才情奔逸，不但在化学领域卓有建树，还是学界有名的探险家，到云南之后陆续考察了滇缅公路与彝藏边区，有《缅边日记》与《大凉山彝区考察记》等书存世。学生们在镇远县虽只逗留了一日，却发现鸦片是戕害贵州民众的一张难以斩断的毒网。有学生在日记中回忆到，“黔东山多田少，生计艰难，农民多种植经济价值较高的鸦片以弥补不足，以致烟毒弥漫，害人害己”。其实，这次旅行，任继愈总感觉如同经历了几个国度，特别是进入贵州地界，那蒙蒙的雨，红白的花，恐怖的山谷、瘦弱的灵魂，以及破败的村庄，随处可见。这使他一生都在思考，难以释怀。
在炉山县（今凯里市），师生还与苗民举行了一场联欢会。盛装的苗族男女随芦笙起舞，学生们馈以小合唱和宣传抗战的短剧。随行的植物学家李继侗教授更搂抱一名男校医，以西方交谊舞示众。虽然都有些拘谨，但以平等的态度尊重弱小民族同胞，或许正是这些暂时被褫夺了一切虚荣的文化青年们，在万水千山行过后，最重要的一课。
从安顺再往黔滇交界的盘县行进，山势逐渐险恶起来。沿途的风景也不再明媚可人。已经在风雨中跋涉了一个半月的“湘黔滇旅行团”，逐渐接近体力与意志的极限，烈日和大雨交错的天气让徒步行军的师生们吃不消，汽车托运的行李也因为山路蹉跎，总是跟不上旅人的步伐。“晚间因铺盖、炊具多耽搁在盘江东岸，同学一大群如逃荒者，饥寒疲惫，在县政府大堂上挨坐了一夜。”身为教师辅导团成员，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植物学家，国家500万元最高科技奖得主吴征镒，在其日记中描写夜宿安南（今晴隆县）的场景，“半夜里，有人同黄子坚先生侄公子口头冲突，几乎动武，县太爷披衣起来拉架。旅行‘乐’事、‘趣’事，于此叹为观止。”
抢渡盘江天堑的经历更为惊险。4月11日，当旅行团到达盘江时，过江的铁索桥断了，脚下水流湍急，只有一种叫“舟子”的小船可以横渡。坐船的人必须直线排列蹲坐在船中间，两手紧握船舷，放稳重心，因为丝毫的晃动都会带来危险。两位艄公一前一后掌舵，先选好对面上岸的地点，然后到离该点很远的上游放行。小船如弩箭离弦般，顺急流俯冲而下。行至江心时，艄公撑篙急划，掌准方向才能成功渡江。时间不过几分钟，却令人惊心动魄、目眩神迷，犹如遇难再生。安全抵达彼岸，大家对那几位彝族老艄公的高超技艺，满是叹服与感激。
进入云南，云南省政府派车来边界接运行李，对于长途跋涉、筚路蓝缕的师生们来说，真是一种极大的安慰、教育和鼓舞。这段苦旅中唯一的乐事，是抗战前方传来台儿庄大捷的喜讯，鼓舞了这群流亡在深山腹地的爱国学生。大家呼口号，唱救亡歌曲，开始了雨天泥地的夜间游行，从城内到城外，不少人的布鞋和袜子全湿了，精神上却异常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