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化发展的“近世”化
宋朝已具有近现代社会文化的一些特征，被有些学者视为“近世人文”的肇始。1910年，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提出唐和宋在文化性质上有显著差异，因此唐代可认为是中世纪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这就是著名的“内藤假说”或称“唐宋变革论”。“内藤假说”断言了宋代在各方面的对古代中国而言所具有的巨大而深远的变革性。后来和田清也有类似说法：“虽然由于史料等关系，常常简单地把唐和宋称为唐宋时代，但……唐、宋之间，是明显地存在着截然区别的，无论从四周形势来看，还是从国内的政治、经济、社会、科学、艺术、宗教、思想等各方面来看，五代、宋以后，是与前代显著不同，而与后代相连。这大概是任何人也不能不承认的。”（［日］和田清：《中国史概说》，第13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宋代文明“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逐渐普及开来，促进了庶民阶级的兴起，根本上改变了从来的以贵族为中心的社会，而带来了较强的近代倾向。”（同上书，127—128页。）
国内学者的看法大体与日本学者接近。如钱穆认为：“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钱穆：《理学与艺术》，《宋史研究集》第7辑，第2页，台北：台湾书局，1974年。）还有学者认为：“商业街区的形成、侵占官街河道事件的屡屡出现，以及城墙外附郭草市的增多，改变了宋以前中国传统城市的内部及外部形象，使城市具有近代城市的色彩。”（吴晓亮主编：《宋代经济史研究》，第145页，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甚至有学者认为宋代已有了现代社会的特征：“公元960年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行政之重点从传统之抽象原则到脚踏实地，从重农政策到留意商业，从一种被动的形势到争取主动，如是给赵宋王朝产生了一种新观感。”（黄仁宇：《中国大历史》，第128页，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以上种种都可以看出宋代文化的近世面貌已见端倪，近代人文精神与旨趣，已经在宋代呈现乃至蔚然成风。
近代人文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社会的世俗化、文化的平民化，教育由贵族通向平民，艺术由殿堂走向民间。士大夫的审美兴趣呈现出多样性、世俗化的特点。两宋文化艺术在臻于精致、典雅的同时，更为平民层所喜闻乐见的俗文化也随之兴起，并达到相当繁荣的程度。
在文学领域，词成为宋代文学的标志。词以长短句的形式，更适合于细腻委婉情感体验的表达，词的审美视角，相比于诗，更贴近人生的形而下的存在体验。尽管其后如苏轼、辛弃疾、陆游等被称为“豪放派”，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樊篱，凡怀古、感旧、记游、说理等诗文惯用的题材，都用词来表达，大大拓宽了词的领域，并在词作中表达了强烈的政治热情和豪爽的英雄本色，体现出豪放旷达的风格；但这并不改变词坛总体仍以“婉约”、“阴柔”为主流，词格仍以沉吟于人生当下体验所传递的“韵味”为基调，宋词中抒发的感情大多都是浅斟低唱的闲情逸趣。
与士人文化切近生活，走向世俗的同时，是更为通俗的民众文化的兴起。宋代城市的繁荣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使成分庞杂的市民阶层迅速崛起，更加感官化和日常生活化的市民审美需求也随之产生。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序》中这样描述当时汴京的城市文化景观：“辇毂之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欢，各有观赏……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这是城市大众通俗文化的狂欢盛现。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则在5米多长的画卷上展现了清明时节首都汴京东南城内外的热闹情景，反映了都市形形色色、各行各业人物的劳动和生活，以及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市井文艺场景。市井风情，瓦肆风韵，一一栩栩如生地呈现。宋代的民间戏剧如傀儡戏、滑稽戏、参军戏已十分流行，这些歌舞小戏以滑稽调笑、讽刺揶揄为主，可以随时随地增添一些即兴表演，台下观众大声应和，气氛颇为热烈。而传承而来的话本艺术是“说话”艺人的底本，是民间“说话”伎艺发展的一种文学形式。为了市民的娱乐，各种瓦肆技艺应运而生，瓦肆即瓦舍，是市民文化娱乐的固定场所，每个瓦舍划有专供表演的圈子，称为“勾栏”。在众多勾栏里演出多种形式的文艺节目，如说书、讲史、杂剧、杂技、说诨话、角抵、队舞、皮影等。市井俚俗的下里巴人之调，已与文人士大夫的阳春白雪之曲分庭抗礼，并呈现出酣畅淋漓的市井美学风采。
值得注意的是，宋代的娼妓业也因宋代城市经济的高度繁荣而趋于兴盛，其分工非常明确，大致分为了“官妓”、“声妓”、“艺妓”、“商妓”四类。这些从事娱乐业的女子，大都买艺不买身，一般都才貌双全，有的则琴、棋、书、画、歌、诗、词、曲样样精通，甚至很有造诣，深得官宦文人的青睐。也许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她们的吸引，文人士大夫也纵身市井风情，肆享瓦肆风韵。所有这些，反映出不同于贵族或传统士人情调的俗文化在宋代的兴起，日常生活的休闲情趣和审美享受，已经成为宋代社会的一种不可缺少的生活方式。正如美国学者包弼德所说：“在文化史上，唐代这个由虚无和消极的佛道所支配的宗教化的时代，让位于儒家思想的积极、理性和乐观，精英的宫廷文化让位于通俗的娱乐文化。”（［美］包弼德：《唐宋转型的反思》，《中国学术》，2000年第3期。）中国的休闲文化，也正是在宋代走向繁荣。在美学上的影响是，宋代美学的风尚和意趣，比之汉唐，更多切入了生活的休闲旨趣和境界。甚至反过来可以说，正是宋代休闲氛围的兴盛和休闲文化的繁荣，促进了宋代美学的空前发展和成熟，并使其更自觉地切入了生活，融入了人的实际的生存状态。
宋代被普遍认为是一个开始自觉地走向休闲的社会。从《东京梦华录》、《梦粱录》、《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盛录》、《武林旧事》等等大量历史笔记来看，宋代的休闲活动和方式已经蔚然成风。上自宫廷、士大夫阶层，下至一般文人和市井民众，其休闲活动与方式之丰富，为历代所不及。此外，宋人善于理性思辨的特点还使他们对休闲有着理论上的思考和建树。休闲文化的繁荣是宋代人文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对宋代人们的审美生活产生重要影响。本卷后面列专章讨论。
第三节从汉唐气象到宋元境界
宋代社会的转型、理论思维的成熟、主体性情的凸显、市民阶层的兴起、人本需求的张扬、士人心态的世俗化，导致宋元境界与汉唐气象有很大不同。与汉唐美学相比，宋代美学一方面走向理性，走向成熟；另方面走向生活、走向休闲。
在理论形态上，相对而言，汉代美学较为拙实，魏晋美学较为空灵，唐代美学较为感性张扬，宋代美学则更为思辨缜密。总体而言，宋代美学一方面在理学本体思辨的影响下，对美学的本体论问题作了深入思考，强化艺术和审美的伦理功能，高扬审美的主体品格和人生境界，“理气”、“文道”、“性情”、“胸次”、“气象”、“涵泳”、“自得”等哲学、伦理学范畴被深层地融入美学构架，“文道合一”成了理学家美学的立论之本。在唐代美学的基础上，宋代美学深入考察审美意识的特征，特别突出了审美意识有别于一般理智认识的独特性；受道禅哲学的影响，宋人推崇平淡自然的审美境界，出现了“风行水上”、“随物赋形”、“绚烂至极归于平淡”的理论表述。与此同时，在士大夫审美趣味世俗化、生活化的背景下，宋代文人士大夫美学精神凸显休闲旨趣，追求一种平淡天然的“逸”的境界，一种与日常生活相联系的“闲”的趣味，一种在入仕与出尘之间无可无不可的“适”和“隐”的态度，美学更深度地融入了生活，表现了休闲的旨趣和境界。
一、从唐韵到宋调：审美风尚的转换
中国封建社会在中晚唐发生了变化，转入了中年，从汉唐立马横刀式的向外开拓，转向了庭院踱步式的内敛沉思。宋代的美学也发生了由唐韵向宋调的转变。总的趋势和风貌是：在审美旨趣上，由外向狂放转向了内敛深沉；在审美创造的视角上，由更多地关注和表现情景交融的山水境界，转向更多地关注和抒写性情寄托的人生气象；在美学境界上，由兴象、意境的追求转向逸品、韵味的崇尚，“境生于象”的探讨逐渐转向“味归于淡”的品析。如果说唐代美学的核心范畴是“境”，是“神”，那么宋代美学的核心范畴则是“意”，是“韵”。（叶朗提出：“唐代美学中‘境’这个范畴是唐代审美意识的理论结晶，宋代美学中‘韵’这个范畴就是宋代审美意识的理论结晶。”见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李泽厚也认为宋代美学的一个规律性的共同趋向就是“韵味”，见《美学三书》，第159页，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
以史学、理学为核心的宋学（关于“宋学”，学术界有三种定义：第一种认为：“宋学”在中国经学史上，是与汉代“汉学”相对的一种学术概念，也可以说是一种经学研究流派，即区别于经文考据的、重于经义阐述的“义理之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经部总叙》：清初经学“要其归宿，即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第二种认为：宋学就是宋明理学，或谓“宋代新儒家学派”。钱穆在《中国政治得失》一书中称“宋学，又称理学。”第三种观点，提出“新宋学”的概念，陈寅恪从历史文化角度立论，认为“新宋学”包括宋代整个学术文化。）对宋代美学产生了深刻影响，着重表现为人文追求的执着、本体思考的凸显、主体意识的自觉、议论风格的流行、史学精神的融贯、忧患意识的深沉。
理学对于宋代美学理论品格的影响最为深刻与直接。理学引导的宋代士人主体意识、本体意识及道德意识的自觉，对宋代美学重视本体论的建构、强化审美的社会功能以及对人生境界的推重等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宋代理学通过对佛、道辩证的扬弃与融合，使自身发展成为细密严谨的思辨理论体系，其理性的思维深刻影响着宋代审美思维方式和审美精神。
宋代理学家在求理方法上吸收了释、道的向心内求、内向反省的方法，注重内在修持和自我参悟。与此相应，宋代美学在重写实的基础上，更重内在的涵泳玩味、体认了悟，把外界事物看作是自己主观心境的传达形式，看作是表达内心情感，抒发胸中意气，张扬个性品质的中介。因而，宋代美学主“韵”、尚“意”、重“气象”，追求以神造形、韵外之致、味外之旨。“性情”、“胸次”、“气象”等等与人生境象直接相关的范畴，更多地进入宋代美学家法眼，“圣贤气象”成为宋人普遍崇尚乃至是最高的人生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