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过早去世的阿莫斯·特沃斯基相比，魔鬼经济学和弗兰克经济学的作者只是一些小角色。列维特是靠反对“祖师”成名的，有言行不一之嫌，弗兰克也只是拾人牙慧而已。现代行为经济学的奠基者阿莫斯的遗产要丰富得多：不论我们的心智情感有多么复杂，多么异想天开，那都是可以影响我们的行为的。纵然人心隔肚皮，匪夷所思的人心仍然在实际生活中表现出有迹可循的经济规律。
第一节 小字辈才更符合“魔鬼”标准？
一天，实验室里最奇怪的一幕发生了：费利克斯疾速跑进实验室，它没有拾起托盘上的12枚硬币去买食物，相反，它将整盘硬币扔回它们的公共生活区，接着逃离实验室，冲进公共生活区去找硬币—银行打劫，然后越狱逃跑！
公共生活区多出了12枚硬币，7个猴子抢个不停，整个大笼子混乱不堪。陈进入笼子，试图拿回硬币，但猴子拒不交钱—它们已意识到硬币是有价值的。陈只好靠“行贿”要回钱：给猴子提供食物。这给猴子上了一堂意义非凡的课：犯罪不用付出代价，反而有利可图！
随后，异乎寻常的事情发生了：一只公猴没有将抢到的钱换取吃的，反而向一只母猴走去，把钱给了它。这是“利他主义精神”感召下的自觉的金钱捐赠行为吗？不！在抚摸了母猴几秒钟后，那两只僧帽猴竟然发生了关系，而且一待好事结束，拿到硬币的母猴立即将硬币交给陈，买到了一些吃的。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利他主义，而是科学史上的首例猴子“卖淫”行为！这一幕让陈百思不得其解。
一旦猴子们手里有了钱，它们就会迫不及待地去“嫖娼”，同样也可以料想，猴子谋杀者、猴子恐怖主义者、引发全球变暖的猴子污染者肯定会充斥世界，不得片刻安宁。毫无疑问，下几代的猴子就会出场，替它们的先辈收拾残局……
这是“魔鬼经济学家”史蒂芬·列维特写的一篇“强文”名字叫《当猴子们学会用钱》中的一段。这个在《纽约客》专栏上推出魔鬼系列经济学的人在文中断言，僧帽猴实验证明“经济学中最基本的法则不仅适用于人类，而且同样对猴子有效”，“需求曲线必定向下”。
《纽约时报》有名的年轻写手史蒂芬·列维特成了《纽约时报》评出的最畅销图书榜冠军作者，他至今获得的最大成就还包括2003年的克拉克奖，《堕胎合法化在犯罪问题上的效应》的“火药味”论文。这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事实上我们在这里打算揭开列维特之类著作的伪装。
以客观的标准说，列维特也许才够得上他自己的“魔鬼”标准。让我们也模仿魔鬼经济学的风格，来过一把行为经济学的瘾。
一个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工作的年轻人来到美国，后来进入斯坦福大学工作。他有着与美国人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和谈话方式：在生活方面，随着岁月的流逝，他是完全成熟的；在谈话方面，他完全像个大男孩，经常在交流和思想的碰撞中显示出其个人强烈的兴趣。他对无聊和伪善之语十分敏感，但因为机智和善于表达往往表现为幽默的方式，他显得很睿智，很多人会把他描述成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知识分子。在他人入睡时整夜工作的习惯，帮助他避免了各种妨碍，并且给他空闲时间从事他最心爱的活动—定义问题并解决它们。
这个人不是别人，他是阿莫斯·特沃斯基。尽管他直到去世前还是斯坦福大学的校方顾问委员会的主要人物、行为科学中心的主要调查员，并且还是行为经济学绝对的奠基人，不过没有几个美国人知道他。许多美国人一听到这个人是计量经济学会会员，就感觉他是个数字怪物，于是敬而远之。
列维特、都博纳、艾瑞里目前是炙手可热的畅销书经济学家，与早逝的阿莫斯相比，只能说是小字辈，特沃斯基比他们早出生40年，他要比他们更加年轻有为。在他们现在这个年龄，他已经是美国心理学会的特别贡献奖获得者，已经完成了行为经济学的奠基性实验，如锚定实验、预期实验、基数偏差实验等。
列维特写书后引来了一场诽谤案。2006年另一个经济学家约翰·罗特认为列维特引用他的《枪支越多，犯罪越少》论文时说“该文没有获得实证”属于诽谤。列维特则声称罗特向芝加哥大学出版社行贿，让反对的论文无法发表。罗特败诉，因为法官和学术界对此的看法类同：他们并不把列维特写的东西看作经济学。
更有意思的事情是，列维特在书中描述的堕胎合法化导致犯罪率下降，严格来说倒是招致了许多反对，比如美联储波士顿分行的两位经济学家就指出，列维特和都博纳的数据取舍统计研究发生了技术错误，这两者根本没有什么正相关性。而且有位经济学家还指出，血铅的影响要比列维特的研究更加靠谱。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许多经济学家对于魔鬼经济学几乎不发表任何意见。除了《纽约时报》捧场，鲜有经济学家对列维特的著作进行支持。
而且，列维特的大部分畅销文字，都是谈到大量的实验如何，但是在学术上，他不承认实验经济学，例如开头写的那个僧帽猴的价值，他认为这种实验根本不能反映实际的人类行为。这就是说，就像魔鬼经济学的第一章的标题“所有事情总有背后一面”一样，列维特在专栏上写的文字也有另外一面，根本不相信实验室内容的列维特却在谈实验室的行为经济学。看来，魔鬼经济学家们也有一层更厚的面具，而他们的著作可能是为了给他们企图解释的世界加上更厚的伪装。如果说这些著作能从根本上彻底改变人们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不要忘了，这本书的作者和内容也有一个未知的世界。
小字辈们有另外一面，比如丹·艾瑞里，此人写了13个实验，企图证明行为经济学的有趣，事实上，怪诞行为学的作者说，他相信非理性行为短期要付出成本，长期却可能有收益。比如，人们读他的书不会有更坏的结果，这句倒可能是真话。许多人误以为这不过是礼貌的幽默而已，事实上，行为经济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就是非理性行为是人们的常态，按照这个逻辑，打破常态并不利于人们的生活。举个另类的验证方式就是，尽管行为经济学深入人心，从列维特的专栏开始，美国人的生活不是变得更好，而是更坏，如果按照列维特的研究思路将他的畅销书和美国人的生活质量联系一下，也许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这种魔鬼经济学的畅销导致了美国人民生活水平数年来的不断下降。因为银行家从中学会了理性地从事非理性的诈骗，注意，我们保证在数据取舍上不会犯都博纳和列维特的低级错误。
这也许是跟魔鬼经济学开的最大的黑色玩笑。每一次美国人在危机中都要想念哈耶克，然而危机过去，他们会立刻把哈耶克永远送进胡佛所的档案研究室。
中国的主流经济学似乎和列维特一样犯着同样“魔鬼”的毛病，这边听到股份制和私有化如何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那边却在大规模地制造企业效率下降。有些企业比如顾雏军的科隆案，居然让所有的经济学家彻底失去发言权。也许是因为类似列维特等人更了解同行们，所以他倾向于反向操作，事实上，就像阿西加玛普罗斯的农场主一样，这也是预期下的生存之道。
第二节 为什么应该承认动物精神
“动物精神”这一术语在古语和中世界拉丁文中被写成“spiritus animalis”，其中“animal”一词的意思是“心灵的”或“有活力的”，指一种基本的精神力量和生命力。但是，在现代经济学中，动物精神具有略微不同的含义。它现在是一个经济学术语，用来指经济的动荡不安和反复无常，还意味着我们和模糊性或不确定性之间的特有联系。有时候，我们被它麻痹，有时候它又赋予我们能量，使我们振作，克服恐惧感和优柔寡断。
这是经济学家乔治·阿科洛夫的新书《动物精神》中对动物精神的解释，我们这里谈到的动物精神的含义，主要是指我们和不确定性、模糊性的联系，这也是行为经济学重要的一部分内容。
阿科洛夫的这本书似乎是让我们相信这种不确定性对经济的根本影响，但是阿科洛夫并不是把这种动物精神引入经济学的人，确切地说，让人们心服口服地承认动物精神的，另有其人，他就是我们第一节提到的阿莫斯·特沃斯基。
阿科洛夫举例说波士顿通勤列车上有块告示牌：禁止吸烟—普通法第272条43A款—单处或并处不超过10日的监禁，罚金不多于50美元。这两项处罚内容看起来互相矛盾，实际上描述的是我们的货币幻觉。货币幻觉可能并不单一地发生在这种告示牌上，即使在看起来非自然的条件下，人类甚至动物本身也会产生这类糟糕的幻觉。更重要的是，这类幻觉本身是我们非理性的一部分，压根不能像弗里德曼的时代一样，假设这种非理性不存在。
非洲南部的布须曼人没有占有和货币的概念。在欧洲人占领南非以后，他们被视作偷牛贼，殖民法庭法官则判处他们苦役。后来因猎物减少，传统生活无法延续，这群人也开始工作并有了财产观念，可一旦拿到工钱，他们会立刻花掉所有的钱。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流浪汉身上。美国那些资深流浪汉的共同特点是：只要政府的救济金发到手里，就第一时间花掉。这笔救济金本来足够他们按照普通的营养标准度过一周。在实验室里做代币的猴子们，如果在食物相同，给多余代币的情况下，它们会一次性地撒掉这些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对于习惯了非理性生活的人，会同样选择初始的状态，即使有条件改变也不会立刻发生，就算布须曼人已经有条件改变贫困，他们还是要想办法维持一无所有的状态。很难说我们这个世界上存在脱离生物本性的理性，有些泡沫就是这种糟糕的东西的杂烩反映。我们的动物精神总是在不经意间被发掘出来。
来硅谷创业的年轻人多数是有一技之长的，如比尔·盖茨、谢尔盖·布林、杨致远之类的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年轻人有个好点子，可以说服一批有眼力的企业家、大财团和机构投入资本，然后等公司上市套现获取高回报，这种方式被称为风险投资。大批硅谷的高科技企业就是靠这种方式转型的。可是有些人并不具有一技之长，甚至他们连起码的技术设计也没有，与有创意的年轻人相比，如果在同一行业竞争，他们显然无法获得风投的青睐。办法总是人想出来的，这些竞争力差一些的人，就开出各种技术以外的附加条件，吸引那些顾虑少的风投。比如有这么一家公司，曾经宣称其最有竞争力的优势是可以把若干家高科技企业的资源进行合并从而创造出高价值。
微软说自己有个人计算机的新创造，开价10万美元，这家公司就宣布这种优势的专利它可以优先获得，至少便宜10%。微软要求100万美元的先期投入，这家公司就提出80万美元。打包上市后，这家公司还会答应风投提早退出。对不了解硅谷企业的风投们来说，多数会选择价廉物美的一方。这家公司倒是很快上市，其他创业者也开始群起效仿，在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提出“信息高速路”概念后，这种迷茫的概念很快成了这类公司补充的竞争条款。
到1993年前夕，这种没有实际技术支持，大搞概念的公司几乎增加了数倍，硅谷充满了肆无忌惮的吹嘘，大规模没有前途的企业遍地开花，而真正需要资金的创新企业反倒因为不够概念化，缺乏刺激感和吸引力而被人冷落，或者滞留在学校。这就是著名的20世纪90年代硅谷创业泡沫。当然，最后的结果肯定好不到哪里去，科技泡沫很快就破裂了，自那以后，硅谷一直没有恢复从前的活力，一个本来充满实质创新的地方，被虚夸的市场和劣质企业差点儿挤垮。这就是动物精神的后果。
阿莫斯曾经作出了一个反曲线模型解释。这个模型指出人类的动物精神总是在收益和货币的幻觉的交合点暴露出我们非理性的一面。在一个看起来不太清楚的选择上，比如赌徒快要输光的时候，总会在不确定的风险下用孤注一掷和违反常理的办法为自己开脱。这也就是创新公司的赌徒动机。
在一些能够判断出大致数字的事情上，这种非理性同样占据了主要的地位。比如，就像那个经典的死亡率陈述数据一样，人们更看重事前数据的起点，而不关注真正的事实。这也是骗子们上下其手的经济学依据。
就算企业家们可以通过计算找到出资的合理数额，他们依然会通过各种不合时宜的会计记录作出糟糕的选择。明明两块抵押的地皮，其中一块已经没有任何抵押资格，但是只要人为地制造出这块地皮和另一个富豪的关系，这块地皮的抵押资格级别就被神奇地恢复了。理由是根据过去情况看，这个富豪的地皮都有价值，这是明显的基数和锚定的偏差，次贷危机和硅谷泡沫都是这种情况。
在概念股集体登陆纳斯达克市场后，美国的分析公司们，近来开始盯上了中国的这些新锐力量，比如著名的浑水公司就是这方面的专家。浑水公司的分析到底有多高明，暂且不提。就中国这些上市企业的实体性质而言，我们很难说它们比互联网泡沫期的硅谷好多少，唯一值得庆幸的是，至少许多真正创新的技术类、生产类企业并不愿意蹚这个浑水，这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