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在旧中国较长的历史时期，经济基础薄弱，大多是小生产者，分散广大农村的，从事个体农业生产。定居城市的，小商小贩居多，勉强餬口，维持最低生计，除了极少数富裕者外，资财达到“满贯”者，寥寥无几，因而不承担天课义务，一般虔诚穆斯林只能采取力所能及的“海迪叶”(赠予)、“乜贴”(许愿)形式，作为宗教布施，施舍对象主要是在职的阿訇和海里法(满拉)，以及更贫困的穆斯林。
从前，某些地方家资殷实的穆斯林，每逢灾荒年景，常出资在清真寺或自己家中举办粥厂，赈济饥饿无告的贫民，作为施济天课的一种方式。这种粥厂施济的对象，不仅仅是穆斯林贫民，也施济非穆斯林贫民，不分民族，一视同仁。教律规定天课不能用于修建寺宇，但在回族穆斯林也曾施行一种“达变”办法，称为“转手则卡提”，用于修建清真寺等公益事业，其办法是，即应缴纳天课者，立意施济天课，通过协商，将天课赠予应受者，再由应受者自愿捐献给清真寺，用于公益事业，两得其便，彼此都可获益。
朝觐——复命归真的实践
朝觐，是伊斯兰教又一项法定功修。回族穆斯林视为复命归真的实践活动。据说，安拉降人祖阿丹于“天方”之野，繁衍人类，修道立教。及至天长日久，人物日增，便渐渐流向四方，离天方越来越远，日渐离开正道。安拉悯世人离散，忘却自己的从来，于是命阿丹宣谕大众，平生一次，朝觐天房，归本探源，思还大命之乡，一心向主，以近本原，复命归真。凡属穆斯林须生平朝觐一次，列为“天命”。但是，对于某些不具备朝觐条件者，也可以不承担，并非人人有责。以下情况者可以免朝：
1.四肢残废，行动不便，或身患重疾，不可能“割爱离家，崎岖跋涉”，亲赴麦加圣地；
2.去“天方”圣地途中，道路险阻，障碍重重，生命和资财安全得不到保障，朝觐可以从缓，期之于他年；
3.个人所有资财既不足“满贯”，难以维持最低生活，更缺乏“天方”朝觐用度。这类人也可以不奉行这项“天命”；
4.父母在堂，衰迈不堪，朝不保夕，不同意其子远离膝前，可以屈从亲命。
凡是基于上述原因，不能亲赴天方者，夙夜省视父母，晨夕亲近贤学，动静省察心灵，时时刻刻念念不忘安拉，人们遵此数事，亦可以当做朝功，谓之心朝。
朝觐，穆斯林每年希吉莱历十二月——觐月前赶往“天阙”——克尔白圣殿所在的麦加，接受一系列的“朝仪”，进行短期的“潜修苦行”。“朝仪”主要有以下几项：
至关受戒麦加境外设有五座“戒关”，作为进入圣地的标志，来自四方的朝觐者，不论在陆地或海上，进入“戒关”，即意味此身已进入圣地，就必须“受戒”，诵读“应召辞”，表示“应承天命”。“受戒”时要穿着不缘不缝，内外俱新制的戒衣，还应遵行十一条“戒律”——“露顶、裸足、不衣黄紫、不佩容臭、不嗅香果、不涤首、不薙发、不齐髭、不杀一切生灵”。
正期大朝朝觐正期是希吉莱历十二月八日至十二日。八日，朝觐者进驻米那(在麦加城西北三十里)，在这里住宿一夜，九日清晨，前往阿尔法特山，此山位于麦加东南25公里之处，相传，此山是人祖阿丹与其妻好娃既离复会的相识之所，也是大圣依布拉欣接受“朝仪”所在。朝觐者在山前，面向天房站立进行祈祷，时或高诵应召辞，时或恭默念主，这些都是应行的仪式。直到日落，再西向到木兹德里法(距阿尔法特山约十公里)，举行“投石打鬼”的仪式。十日晨回到米那，“宰牲”开戒，沐浴，止应召辞，盛服佩香，之后，到麦加入觐天房，进行正朝，正朝的主要功课是周回克尔白七匝，临位礼拜，致祈祝，抚摸“玄石”。登索法、麦尔卧两山，在两山间奔走七次。
终期辞朝朝觐期最后一月，哈吉们即将离别麦加，进入禁寺再进行一次朝觐天房的活动，谓之辞朝。之后，哈吉们前往麦地那拜谒先知陵。
朝觐在过去实非轻而易举之事，不是任何一个穆斯林都可以完成的。首先要求朝觐者身体健康，行动正常，足以胜任长途跋涉，适应圣地炎暑。同时还需要较大“财货”，支付往来各项用度。这是最主要的。至于“路塞”、“无亲命”，不过暂时而已。因此，这“一生一朝”要求就很严格，务必“正时”，即在一年一度“觐月”规定的“觐日”前受戒，正式参加朝觐的一切功修，才可以取得“哈吉”(朝觐者)的荣誉称号，算是完成了一项“天命”。倘不能如期赶上规定的觐期，或在觐月以外到达麦加，仍可以进行某些朝觐功修，绕行克尔白圣殿，奔走于索法与麦尔卧两山之间，不宰牲，一般称为“副朝”或“小朝”。至于一般到圣地瞻仰克尔白圣殿，观光先圣遗迹，不进行其他朝觐活动，一般称为“巡礼”。因此，身历圣地，由于时间、目的、功修各异，朝觐有正朝、副朝或小朝、巡礼之分。
中国穆斯林由于所处特定地理环境，与“天方”相去万里。陆行，横绝大漠，万水干山；海行，远涉重洋，惊涛骇浪。某些人视为畏途，产生“代朝”的达变之法，即委托他人代行，提供足够用度，或他人完成本身“朝觐”天命后，继续留在圣地，次年“代朝”。
元朝当有不少中国穆斯林朝觐者，但见诸文献记载的只有广州穆斯林哈吉哈三。到了明代，见诸文献的回族穆斯林最早的“朝觐者”，是郑和的祖父和父亲。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大学士李至刚撰《故马公墓志铭》：“公字哈只，姓马氏……”“哈只”现译“哈志”、“哈吉”，其义为“朝觐者”，穆斯林朝觐麦加圣城获得的荣誉称号。据说，郑和的船队最后一次远航(公元1430年)到达古里国时，天方国近在咫尺。于是郑和派随行的穆斯林马欢、哈三等七人作为使团前往，他们从亚丁湾进入红海，在红海中部上岸，步行抵达天方，在圣地等候了一年，显系“觐期”已过，等待次年“正朝”。天方国派遣大臣沙瓛率领使团，携带天方特产麒麟、狮子作为礼物，随同船队到中国进行友好访问。
到清代，回、东乡、撒拉、保安族穆斯林中，朝觐者渐有增加，特别是随着苏非神秘主义在甘宁青穆斯林中得到广泛传播，苏非门宦有不少办道的谢赫(筛海)，万里迢迢跋山涉水，不畏艰难险阻，苦修苦行，前往麦加完成“天命”朝觐功课。据传，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虎夫耶苏非派鲜门门宦的创始人鲜美珍曾前往麦加朝觐。
雍正六年(1728年)虎夫耶苏非派花寺门宦的创始人马来迟，由家乡河州行抵广州乘船由海路前往朝觐，行程两个多月抵达亚丁，进入也门，游历也门许多清真大寺，随后到达麦加朝觐。朝觐后又游学于巴格达、大马士革和开罗等地，朝觐游学五年，于雍正十二年(1734年)始回国。
苏非派另一位着名的朝觐者是哲赫忍耶苏非门宦的道祖马明心，在他少年时，于雍正末年至乾隆初年，即跟叔父由陆路，经新疆叶儿羌、喀什噶尔及布哈拉、撒马尔罕一线，沿丝绸古道，徒步长途跋涉，前往麦加朝觐，途中遇大风暴，叔父被吹散失踪，马明心孤身流落也门，被也门道堂谢赫伊本·裁尼收留为弟子，学道十余年，期间曾数次前往麦加朝觐。一说，由他的家乡河州出发，经四川松潘、茂州等地，到云南出国，进入缅甸、印度再抵达也门，恐此说为是。
虎夫耶苏非派北庄门宦的创始人马葆真，从嘉庆十九年(1814年)至道光六年(1826年)，曾三次前往麦加朝觐求学。每次他只身背着“背夹”，跋山涉水，穿沙漠、越葱岭，历尽干险万难，徒步到达麦加。苏非派文泉堂门宦的创始人马文泉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至同治八年(1882年)，也曾三次去麦加朝觐。19世纪到20世纪初，甘宁青还有许多苏非神秘主义者前往麦加朝觐。
除甘宁青苏非派外，着名朝觐者还有云南的回族学者马德新。马德新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与弟子马安礼，由海道抵达麦加朝觐。朝觐后又广泛游历亚历山大、开罗、苏伊士、塞浦路斯、耶路撒冷、特拉维夫、伊斯坦布尔等城市。在阿拉伯朝觐游历八年，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回国，以阿拉伯文撰《朝觐途记》，咸丰十一年(1861年)由作者“门人弟子”马安礼译为汉文，刻版问世。这本小册子是作者马德新1841年至1849年旅游阿拉伯世界的见闻录，反映19世纪50年代中国至阿拉伯和西亚各国的海陆交通概况，记载了当地文物古迹以及风土人情，尤其详尽地记载了“三大圣寺”——克尔白圣殿、麦地那“先知寺”和耶路撒冷的“阿克萨大清真寺”。尤其对当时“天房”的规模、布局、建筑结构的记述甚为详尽。
《朝觐途记》作者通过亲身经历，“始知朝觐有二途”，北路途程指中国至阿拉伯和西亚各国的陆上交通，即自嘉峪关出发，沿“丝绸之路”，经哈密、吐鲁番、焉耆、阿克苏、浩罕、撒马尔罕、布哈拉、德黑兰、巴格达、阿勒颇、大马士革、耶路撒冷、开罗、安柯、雅法……详细记载了站口、里程。乃是作者访问记录，未曾亲身经历。马德新于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十月，从云南省城出发，取道滇西，进入缅甸曼德勒，沿伊洛瓦底江东下，直达仰光，泛洋西行，经锡兰、印度、孟加拉、马尔代夫、红海、荷台达……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五月一日晨光曦微中，到达麦加圣城，历时一年半。当年“朝觐”途程的艰苦，由此可见一斑。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马德新由吉达启航返国，途中在新加坡留居一年，进行天文实地考察。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回到广州。
清末继马德新之后，“朝觐”的穆斯林学者有马联元(1840-1903年)。他完成“朝觐”使命后，游历叙利亚、埃及、印度。归国后，在云南致力于经堂教育，提出“经书并授”主张，在马德新开创的基础上，他将云南寺院经堂教育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他根据多年教学实践，编写了一套教材，百余年来，为南北寺院经堂所采用。1902年，马联元第二次出国，赴印度讲学，在孟买出版他的阿文着作《讨绥哈》(简明教义学)。1903年，在于补勒城逝世，印度穆斯林特为这位中国穆斯林学者建墓树碑，以志纪念。
随着近代海、陆运输工具不断改进，轮船、火车相继出现，大大缩短了东西方交通距离，“天房”在中国穆斯林心目中，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遥远、渺茫而不可及，“孤行万里，谈者深为骇异”。从本世纪开始，除了知名的宗教界上层人士前往朝觐外，穆斯林群众去朝觐的与日俱增。据社会学家江应粱教授调查，云南的一个回族村庄沙甸，人口不过五千余人，可是，完成“朝觐”天命的哈吉不下百人，还有妇女哈吉十余人。其中有一门四哈吉、两代六哈吉的人家，在当地回族穆斯林中传为佳话。
当时，西南地区“朝觐者”大多由广州启航；东北、西北、华北、华中的“朝觐者”，则取道上海远航。上海自“五口通商”以后，成为中国回族伊斯兰宗教制度概论东南沿海最大港口城市，外商船舶云集，“中国旅行社”委托英商“太古轮船公司”，每年“勒哲布”(希吉莱历七月)增加一次直航阿拉伯吉达港的航班，中国“朝觐者”届时集中上海乘轮前往，往返约需旅费银元五百余元，为期半年左右。据上海市伊斯兰教协会调查统计，从本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中期——抗日战争前夜，每年由上海启航者约七八百人。大部分来自甘、宁、青，沿途都有穆斯林团体接待。上海小桃源清真寺之建，即为西北的哈吉而设。船抵香港，由“回教博爱社”安排食宿，抵达新加坡，大部分下塌于“三夫卡清真寺”。
建国后，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多次组织“朝觐团”赴麦加圣地参加“朝觐”活动(详见本书“当代中国伊斯兰教”一章)。朝觐已成为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友好往来的桥梁，对于发展中国和阿拉伯世界文化、经济贸易关系以及国际穆斯林争取和平、进步事业发挥了重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