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底层来说，他们的意见和情绪首先来自亲身感受。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割地赔款，而最终，钱只能从底层民众那里出。加上自然灾害，底层民众顿时觉得生活压力陡然加大。但他们大多数生活在乡间，读书不多，消息不灵，对国家的整体局势缺乏认识和了解。来自生活中的最直接的感受就是政府加税、横征暴敛，却不能认识到导致自己负担增加的全部原因。因而，那一时期的底层民众容易把自己的生活压力归结为朝廷太坏，揭竿而起反对清政府也就顺理成章。由于大多数底层民众与洋人还隔着较大的距离，他们对洋人的了解只是只鳞片爪，看到或听说洋人欺负朝廷，出于自身感受，反而觉得洋人是自己的同盟者。这也是太平天国对整个西方世界抱有幻想的原因。频繁地与中国底层民众直接发生关联，底层民众凭直觉发现，洋人比朝廷更不能接受。比方说在某些农村，当地的地痞流氓往往最先成为教民，以期得到“洋大人”的保护。而传教士并不能分辨中国底层民众的良莠，为了显示传教的成果，基本上来者不拒。这给中国底层民众造成一个印象：洋人经常保护坏人。义和团运动之前各地频频发生所谓“教案”，这也是重要原因。由于底层民众对朝廷里的腐败无能并没有很多了解，因此，在洋人与清政府冲突时，他们改变了太平天国时期的方式，不再对洋人抱有好感、怀有幻想，而是站到了朝廷一边。
从太平天国到义和团运动，中国社会上层精英与底层民众之间反向逆动的趋势，说明那个时期大多数社会精英与底层民众的严重脱节。到清朝灭亡，没有多少精英对这种脱节加以重视。这一现象直到中国共产党出现才根本改革。抗日战争时期，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大多数社会精英与底层民众同呼吸共命运，此为后话。虽然义和团运动获得朝廷里一部分人的支持，但是，两者其实是同床异梦，欲求并不一致。义和团只是被利用，而没有被正确地引导，最终的失败也就无法避免。
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形势，不论是社会精英还是底层民众都认为需要改变，即便是清廷，改变现状的意愿也相当强烈，行动也时时可见，这是与知识分子和底层民众相一致的地方。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清朝社会各界虽然有变革的共同愿望，但在如何变革的具体内容方面却相互分离，甚至互相羁绊。清政府由于种族原因，担心失去满族的特权，因而不敢放开手脚。为了保住满族的特权，他们甚至会借助洋人的力量来压制中国内部的变革要求。为朝廷服务的知识分子也表现出多面性，既要变革，又怕与“乱党”混同，因而往往畏首畏尾。决心反抗朝廷的知识分子，一方面要反朝廷，另一方面又要维护国家；一方面要学西方，另一方面又得不到西方的有力支持；在改良与革命之间徘徊，甚至为了革命而破坏改良。因此，能够主导变革的力量都因为各自的小算盘而同床异梦，最为关键的是，他们都忽略了广大底层民众的期待，使得民众的意愿只能昙花一现，没能成为引导社会变革的主导力量。
底层民众自发形成社会运动或者革命容易出现过激行为。当时的很多精英非但不对其加以指导，甚至缺乏必要的同情。例如，邹容在《革命军》一文中将革命分为“野蛮之革命”和“文明之革命”，并将义和团归为“野蛮之革命”，仿佛中国底层民众的作为都是野蛮的，只有洋人，或者他们这些接受了洋人教育的留学生，才是文明的，甚至连革命都是“文明之革命”。有人以义和团实施破坏、杀害无辜为这种观点辩护，但事实上，法国大革命时雅各宾派专政的三年时间里，仅在巴黎被屠杀的就有7万多人，全法国在大革命期间的无辜死亡者数倍于此。以人口比例来说，法国大革命造成的死亡人数比义和团运动高得多。何为野蛮？何为文明？中国的精英从那时就开始的崇洋媚外，只能使他们脱离中国民众，从而使得上层精英和底层民众的任何改革或革命都难以成功。
“辛亥革命”一词是在其发生将近十年后才成为一个专有名词的，在此之前，它一般被称为“武昌起义”或“武昌首义”。武昌起义并不是一场按部就班策划、实施的起义，而像是各种机缘汇集在一起的意外。然而，它毕竟发生了。战斗虽然不算很激烈，但清朝政府仍没能抵挡得住，很快就退出了历史舞台。如同一栋年久失修的老宅，某一天，一个轻微的声响，一个看似不重要的断裂，便很快引发连锁反应，造成整个房屋的倒塌。经历了将近三百年的统治，换了12位最高统治者，清朝政府的确腐朽了，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候。1919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发表文章《民众的大联合》，文中使用了“辛亥革命”一词，并对其内涵进行了阐述。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提到：“辛亥革命，似乎是一种民众的联合，其实不然。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呐喊……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没关系。”毛泽东继而提出今后的革命要唤起和联合民众。应该说，当时年仅26岁的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比很多同时代的风云人物都要更加高瞻远瞩。只是当时他还年轻，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动员组织体系，历史仍然没有走上正途。此后，梁启超、陈独秀等人以演讲或文章的方式，让“辛亥革命”一词在其十周年之际，成为一个专有名词。然而，这个专有名词的含义已不局限于武昌起义。
由于鸦片战争之后对外一连串的失败和屈辱，人们的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孙中山年轻时曾上书李鸿章希望改良，后来放弃了这一主张，变为主张推翻清政府，建设一个新国家。辛亥革命就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不断努力、不断积累的结果。孙中山的努力是想从内部改变中国。虽然武昌起义像一个偶发事件，并不那么波澜壮阔，但孙中山及其同志多年来流血牺牲、不屈不挠、前仆后继的壮举，让后人看到以革命的方式从内部推翻清政府的事业充满了艰辛与曲折。与孙中山革命的艰难困苦相比较，第二次鸦片战争，八国联军入侵，西方列强的武装都已经占领了北京，但那个时候，西方列强并没有推翻清政府，而是保留了它。孙中山较大程度上接受了西方思想，他的建国方略也基本上参照西方的模式。按理说，西方列强占据北京的时候，更容易实现孙中山的目标。换句话说，西方列强当时完全有能力推翻清政府，然后依据它们“自由、民主、平等”的文明理念，在中国建立一个符合西方政治理想的新政权。然而，西方列强很容易做到的事，它们却没有做，而留待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非常艰难地去做。这是为什么？
不仅如此，在孙中山推翻清政府的艰难过程中，西方列强不仅没有给予孙中山经济上的资助，连道义上的支持都很少。孙中山的经济支持主要来自海外华侨。直到今天，一些西方国家为了推翻某个它们不喜欢的政权，依然采取在政治、军事、经济上公开或秘密支持、资助的方式，但这种方式居然没有发生在孙中山身上，这并非孙中山不想要，而是西方列强根本就不想帮助孙中山。孙中山曾三次得到外国政府的资助，但都发生在辛亥革命之后。美国政客将孙中山称为“梦想家”，英国在中国香港的总督称孙中山为“文明之害”，西方列强还响应清政府的要求，纷纷将孙中山驱逐出境，连各自的殖民地都不允许孙中山逗留。这种现象不能不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大奇观：孙中山和西方一样认为清政府腐朽落后，孙中山像西方一样认为西方制度先进文明，但是，更容易在中国实践西方制度的西方列强却不愿做这件事，甚至反对孙中山做这件事，甚至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后，依然支持北洋军阀，而不是孙中山。这是为什么？
对此，我们只要看看孙中山的政治主张就能明白。孙中山既然接受了西方思想，那么，他的建国思想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与西方国家平等相处。此外，孙中山还要求推翻清政府，建立新政权后，要废除清政府与西方各国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还要收回当时由英国人控制的中国海关，等等。换句话说，孙中山在西方思想影响下，希望新政权与西方能够平等，西方虽然口口声声说清朝落后，孙中山接受的西方思想才是先进，但当孙中山可能妨碍西方的利益时，西方便将其视为“文明之害”。反过来，西方虽然认为清政府落后野蛮，但是，当清政府满足了西方的利益要求时，西方列强宁愿保留一个对它们有利的、“落后野蛮”的清政府，也不愿要一个与它们一样代表“先进文明”的孙中山的新政权。
这种现象在辛亥革命之后一直持续。清政府被推翻后，北洋政府走马灯似的换人、换内阁。西方是否承认新的北洋政府，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新上台的人是否承认清政府与西方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举例来说，曹锟靠贿选上台，国内外对此都很清楚。按西方的政治标准，曹锟上台应该无效。然而，西方列强还是承认了曹锟内阁，原因就在于曹锟承诺不违背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旧条约。当时的中国海关被英国人控制，中国海关的关税一部分用于偿还清政府与西方所签订条约的赔款、借款等，一部分拨付北洋政府。孙中山在南方组织政权与北洋政府对抗时，曾经要求西方暂停将中国海关关税的余款拨付北洋政府。他建议等中国统一之后，西方再将这笔该给中国的钱拨付给新政权。暂且不说中国对于自身海关主权的丧失，就是孙中山这样一个可怜的请求，西方都不答应。孙中山在得不到支持和帮助的情况下，打算截留广东海关的关税，数个西方“文明”国家，包括英国、美国，立即共同行动，十几条军舰停泊在广州附近，用武力威胁阻止了“异想天开”的孙中山。
由孙中山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到，所谓西方的先进、文明，常常只是口是心非的幌子。在利益面前，西方人信奉的先进、文明原则，统统靠边站。如果听信西方的政治原则，常常会头破血流。号称先进文明的西方，不会因为你的政治原则与它一样就支持你，而只会因为利益得到保障而支持你，并不管你的政治原则是否真的与它一样。由此我们也就能理解，孙中山为何最后放弃了对英美的一切希望，选择了联俄联共的方针。这一决定的背后就是，孙中山终于认识到，自己革命一生、坎坷一生，革命反反复复，关键之一在于没有真正发动群众，没有将革命的目标与中国广大民众的个人命运联系在一起。当初聚在日本的革命者小圈子，不过是沾染了日本武士道风气的个人英雄主义团体。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社会上下层便始终处于相脱节的状态，人们还没有找到凝聚的方式。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预示着他意识到了这一核心问题，可惜为时已晚。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背叛了他终于找对的这条道路。
四、路漫漫兮上下求索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今后的中国应该怎么办，应该走怎样的发展道路？对此，在相当长时间里并不清晰。叱咤风云的人物层出不穷，有的如流星划过，有的如巨石沉江，有的孤傲孑然，有的奔走四方。在这个群体中，梁启超是非常特别的一位。从22岁参与“公车上书”开始，直到57岁病逝，三十多年间，梁启超的名字几乎与中国近代史上每一个重大事件连在一起。当时社会局势波谲云诡，枭雄豪杰轮番登场，内外势力明争暗斗，梁启超几乎受到每一方势力的欢迎和重视，他也因此有了“善变”的名声。
梁启超在政治上的确“善变”。他支持过变法维新，靠近过孙中山的武装革命；他既支持革命，又被认定为是一个反对革命的改良主义者；他大力提倡君主立宪，又鼓动段祺瑞发兵推翻张勋辫子军的复辟；他曾经想借助日本的力量改变中国，又很早就向中国介绍马克思主义；他拥护过袁世凯的强人政治，试图与袁世凯一文一武联手治理中国，又策划自己的学生蔡锷领兵反对袁世凯；他向中国大力介绍西方思想，提倡“德先生”“赛先生”，并一手促成了五四运动，最终又认为西方文明已经破产，要用东方文明来拯救世界……赞扬梁启超的人说，他的善变是与时俱进；批评梁启超的人说，他的善变是政治投机；维护梁启超的人说，他善变的背后，有“内在的一致性”；抨击梁启超的人说，他的善变是自相矛盾、无所依靠的彷徨；等等。于是，中国近代史上几乎每一个政治流派，都能从梁启超那里找到支持，同样也能找到反对。梁启超从学术思想到政治领域的“善变”，的确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大奇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