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而言之，由于清朝少数特权统治阶级时刻维护自己的特权，时刻担心自己被数量更为庞大的汉族人取代，在危机到来时，依然不肯放弃特权，清朝贵族与广大民众的利益冲突日趋激烈。虽然汉族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一次次顾全大局，用建议、呼吁、呐喊、参与等方式，给了清朝政府无数次自己改革的机会，但是，清贵族阶层在自身利益面前，依然目光短浅，将全体民众的共同利益放在自身特殊利益之后，最终没能形成上下一致的利益共同体，没能推行真正有效的改革，以应对急剧变化的世界潮流，导致它必然要被中国人民淘汰，不再值得惋惜。
在这个过程中，西方人的所作所为同样重要。西方为了自身的利益，某种程度上也维护着清贵族的利益，致使清朝特权阶层产生了一个错误的判断，以为牺牲中国民众的利益，保证洋人和它自身的利益，就可以延续统治。在内忧与外患问题上，清朝政府决定采取“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政策，将外患视为“轻”害，“宁与洋人，不与家奴”，便是这一观念的体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的概念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只有民主，才能有效地将国家利益与民众利益结合在一起，而清廷始终没能做到这一点。当然，怎样的民主才能实现整个国家的全体民众都成为利益共同体，这是另一个话题。清朝推动“君主立宪”也是当时乃至今日依然被奉行的西方民主方式之一，但它失败了。因此，民主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它的形式，而在于本质。形式只是工具，工具并不能等同于本质。如果我们要吸取清朝失败的教训，那么我们应该看到，积极而健康的爱国主义是让国家政权与民众利益凝结在一起的强大力量，而这正是清政府严重缺乏的。
二、“依靠谁”是个大问题
清朝灭亡之后的北洋政府之所以失败，某种程度上可说是犯了与清政府同样的错误，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虽然清政府被推翻，但是，清朝对西方的承诺并没有作废。北洋政府不敢取消清政府对西方承诺的利益输送，时刻看着西方的眼色行事，这在某种程度上与清政府靠西方来保护它的特殊利益是一回事。北洋政府一届内阁能否站住脚，常常取决于西方是否支持。而西方是否支持，又取决于西方在清朝时期攫取的在华利益能否得到北洋政府的保护。与清朝时不同的是，当中国的一大块利益蛋糕被切给了西方，给国内剩下的蛋糕明显就少了，军阀混战其实就是抢夺国内剩下的蛋糕残渣，这种现象在清朝时期没那么明显和激烈。军阀混战一方面使国内利益的抢夺更加激烈，另一方面也使得抢夺所剩不多的国内利益的成本、消耗大为提高。最终，所有的负担都压在每一个百姓的头上。
蒋介石最初跟随孙中山时，虽然也显示出爱国、救国的热血，但依靠谁来爱国、救国？他的立场还不太明显。蒋介石领导北伐，扫除军阀，实现国家的统一，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民意的支持。北伐成功等于消除了国内对剩余利益无规则、无秩序，仅凭武力的疯狂抢夺。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能彻底否定蒋介石，不能说蒋介石一无是处。但是，换一个角度看，蒋介石的北伐即便不成功，也一定会有其他人实现这一目标。否则，中国将陷入长久的灾难而无法获得发展的机会。中国的传统不允许这种分裂、混战的状态长期存在。我们今天需要思考的是，不管是蒋介石还是其他人，结束国内军阀混战、恢复国内利益分配秩序的人，他所能依靠的力量是什么？
当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发动“四一二”政变时，他的立场终于昭然于天下。蒋介石对内依靠的是社会上层，背叛了广大底层工农；对外，蒋介石在抗拒外国在华攫取利益方面，与北洋政府区别不大，最多是在向所有西方国家还是向部分西方国家输送利益上多了一点选择。蒋介石对内依靠的一个主要势力是国内买办阶层，这一选择事实上把国内的利益集团与外国势力在中国的最大利益联结在一起，使他们共同成为蒋介石的靠山。由此造成的结果是，在全体民众的利益分配方面，蒋介石做得并不好。蒋介石出于维护自身权力地位的要求，与地主、买办、资本家等少数上层阶级达成妥协，更多地维护了国内上层精英的利益，而没有使广大民众获得真正的利益。因此，军阀打来打去，蒋介石消灭军阀，对于民众来说都一样，民众还以为蒋介石不过是另一个新军阀，或者是打剩下的唯一军阀。蒋介石虽有爱国情怀，但利益严重倾斜的政策难以保障中国广大底层民众的利益，这是他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
在蒋介石的政治生涯中，抗日战争本来是一个团结民众的机会，但他同样辜负了全体民众。日本入侵使得全体中国人民的利益被迫变得一致，抗日成为所有中国人共同的最大利益所在。本来，这是蒋介石重新调整国内利益与国际利益的良机，他却没有充分利用好这个机会。放弃东北是巨大的错误。“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虽然发出“准备抵抗”的声音，但仍要求“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政府现在既以此案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力避冲突……然为维持吾国家之独立，政府已有最后之决心，为自卫之准备，决不辜负国民之期望”。蒋介石的这一决策背后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相信洋人，以为“国联”之类的洋人机构能主持正义，以为西方会维护他们口口声声的“公理”，而不相信本国民众。
蒋介石放弃东北的错误造成几个后果：一、使得日本轻易获得扩大战争的资源，为日后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提供了充足的战争支撑。我去大庆油田的时候，当地人告诉我，日本人当年在东北勘探石油，其勘探点离大庆油田很近，只要再加一把努力，日本人就能先找到大庆油田。现在人们说起这件事，往往说是老天保佑中国，而没有保佑日本。如果当年日本真的找到了大庆油田，日本的战争资源就会更加雄厚，这场战争的结局可能就会有更多的变数。二、使得日本成功地试探了国民政府，国民政府为了自己的目的，是可以委曲求全的，国民政府并不想与日本硬拼，从而使得日本加快了实现其更大野心的步伐。三、国民政府放弃东北也试探了国际社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联”，虽然号称要主持世界的正义，蒋介石也听信了这种表态，但是，日本通过在东北培植伪满洲傀儡政府而实际上彻底控制东北，使得日本确信，国联不过是只会放空炮的花架子，完全可以不放在眼里。其实，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把青岛交给日本以后，很多中国人就已经对“国联”这样的国际组织不再怀有信任，“五四”“反帝”口号也就是在那时提出的。但是，蒋介石却依然对它抱有幻想。
虽然蒋介石仍是一个具有爱国心的人，但是，蒋介石对西方的迷信和幻想始终存在，这一点不光可以从他的决策看出，从他的婚姻、信奉基督教等行为同样可以看出。期待洋人裁决，无非是清朝时期“以夷制夷”思路的延续。即便有成功的案例，“以夷制夷”从根本上说都是要求之于他人，都要将中国的利益在不同的洋人之间送来送去，都容易受制于他人，成为别人的傀儡。蒋介石的这一错误几乎贯穿他的一生。
蒋介石的一生并非一无是处，他之所以最终失败，在我看来，关键原因之一就是对西方的信任和依靠超过了对中国民众的信任和依靠，并且使自己成为英美势力在中国的代理人，成为受英美势力摆布的傀儡。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民众的苦难几乎达到了顶点。包括蒋介石在内，此前所有在中国近代史上走过的风云人物，都没有给广大中国底层民众带来真正的利益，都没能改变他们苦难的命运，甚至没能给他们改变命运的希望，反而是雪上加霜。
“西安事变”时，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蒋介石终于同意对日抗战，他的民意支持也因此达到了高点。然而，蒋介石忽视了这一民意的本质。面对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无数中国人的共同利益在危急关头集中体现于生死存亡，蒋介石动员民众支持抗战的确是顺应了这个民意。因此，当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民意对蒋介石的支持一时又达到高点。然而，生死存亡只是民意的底线，在此之上，民众还需要广泛的现实利益。蒋介石因沿袭“四一二”政变时的政策而误将中国民众生死存亡的共同利益当成现实利益。抗战结束后，蒋介石的“接收大员”纷纷下山摘桃子，标志着蒋介石集团又开始伤害广大民众的现实利益。蒋介石所依靠的国内特殊利益集团在抗战时期过了几年苦日子，有的也做出了一些牺牲。他们虽然在生死存亡问题上暂时与民众保持了一致，但一等到抗战结束，便纷纷现出原形，开始抢夺各种现实利益，甚至像长久未得到食物的饿狼那样，比抗战之前更加变本加厉。由于蒋介石早已背叛了广大工农，将这些特殊利益集团作为自己最重要的依靠，因此，蒋介石即便心中不乐意，也无法阻止他们对现实利益的鲸吞和抢夺。三年解放战争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中国广大民众与国民党所代表的少数特殊利益集团之间的决战。貌似强大的国民党军队一路溃败，国民党士兵调转枪口便加入到解放军阵营，国统区强大的反蒋声浪，解放区民众对前线的踊跃支持，都显示出难以抗拒的巨大民意。
爱国主义不能仅仅是一个口号，它更为重要的核心是每一个人在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上的一致和相互促进。蒋介石在抗战时期利用了中国民众爱国主义的热情，但等到抗战结束，蒋介石的所作所为等于将民众的爱国热情变成一张空头支票。
得民心者得天下，语出两千多年前的孟子。这句话常常被人忘记或者误解。所谓忘记，就是很多人只认为“得力量者得天下”，以为只要有钱有枪有军队，就能坐稳江山。却忘了几千年前，商汤七十乘战车灭夏桀，周武王三百辆战车打败强大的商纣王。中国古人早就指出，胜败并不只在于力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这就是民心，这就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所谓误解，就是很多人看不起民众，忽视民众最质朴、最简单的声音，以为那些满腹经纶、喝洋墨水、穿文明装、舞文弄墨的社会精英就能代表普遍民意、广大民心。民心并不只是被代表的声音，而是在共同利益分配上的社会正义。从中国近代史来看，这两个错误都很容易发生，尤其是后一个。
依据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应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抱持“天下为公”的理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中国传统观念与西方社会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成为“社会的良心”是一致的。然而，中国社会在漫长的历史中，已经形成了知识分子如何代表民心、体现民意的成熟做法，即掌握权力的知识分子要与利益集团分离，并与民众广泛接触。而西方近代文明历史短暂，“知识分子代表社会良心”只是一个概念，其实践还很不充分。以西方的社会制度来说，知识分子要么成为只求学问、不问民间疾苦的专家，要么成为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而非真正的社会良心。西方知识分子如果要代表“社会良心”，只能身处政府权力之外，保持所谓独立。但其独立也只是批评议论，而非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样“以天下为己任”。
当中国被西方用武力打败，尊重知识分子的传统还没有丢，知识分子从形式上说依然像在古代中国一样，因参与政府而拥有较大的权力。但是，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把西方思想观念当成绝对真理。蒋介石时代常常把受过西方完整教育的洋博士当成真正民心、民意的代表，却不能清晰地意识到，受西方思想严重影响的知识分子，因其精神价值已不同于“先忧后乐”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也不允许知识分子成为权力主导，因而极容易成为利益集团的帮凶和帮闲。至今，还有不少人津津乐道于蒋介石政府里的官员有多少是西方名校的高材生，以衬托中国共产党里有太多的土包子。事实上，蒋介石国民党的权力结构，标志着民国政府只能成为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代理人，只能成为依附于外国势力的国内新的压迫势力，即官僚资本主义，必然与广大中国民众离心离德，最终被中国人民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