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5日，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讲话指出：“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人民的选择。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我们的制度必将越来越成熟，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将进一步显现，我们的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我们就要有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真正做到‘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013年3月1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闭幕会，习近平发表讲话：“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一百七十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中华民族是具有非凡创造力的民族，我们创造了伟大的中华文明，我们也能够继续拓展和走好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全国各族人民一定要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坚定不移沿着正确的中国道路奋勇前进。”
关于中国的发展道路，习近平还有很形象的比喻。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后首次出访，到达俄罗斯，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题为《顺应时代前进潮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演讲，其中说道：“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这个表述通俗易懂，道理却很深刻。
一、中国道路的成功有目共睹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取得了一系列巨大的成功。但是，我们不应只看到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所取得的成就，同样应该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多年来，中国不断在取得一系列显著的成果。新中国成立时面临“一穷二白”的境地，连火柴这么简单的工业品都称为“洋火”，民族工业非常弱小。新中国成立后，在较短时间内形成了以重工业为重点的独立工业体系。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相当程度上建立在1949年以后社会主义建设打下的基础之上。
如今全世界讨论中国经济崛起时，经常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连续多年保持GDP两位数以上的增长速度。实际上，自1949年以来，中国几乎连续六十多年保持GDP的高速增长。2013年11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文章，其中指出：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1952年至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8.2%，其中工业年均增长11.4%”。在上述时间段内，有个别年份经济是负增长，这是当初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不足造成的。回过头说，如果当初能够避免或减少失误，那么，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经济建设成绩单会更加出色，与改革开放后30年的成就同样耀眼。只不过由于重积累、轻消费，在前三十年间，中国人均收入的年增长率只有2.3%，低于同时期世界人均收入的平均增长水平。这也是民众感到不满，促成后三十年改革开放的重要原因之一。从这个角度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前后连贯的，是在前后的延续之中求改求变，而非前后脱节、割裂的。
中国连续六十多年实现经济高速增长，这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英国作家马丁·雅克对中国和英美两国经济快速崛起阶段的经济增长做了一个比较，他指出：“世界上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之快的增长速度。1820年至1870年，英国的GDP年增长率仅超过2%，而美国同一时期的年增长率也刚刚高于4.2%。”这位英国学者还指出：“自1978年以来，中国GDP的年均增长率一直保持在9.4%左右，超过美国1870年至1913年3.94%增长速度的两倍。”后面这个数据比较的意义在于，1870年至1913年，是美国经济总量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的阶段。马丁·雅克认为，世界上成功的发达国家在其历史上都有一个快速增长期，此外大致是一个平稳的低速增长。通过几个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比较，他发现中国快速发展期的经济增长速度，比西方发达国家历史上快速发展的增长速度要大好几倍。
英国学者安格斯·麦迪森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英国几乎是在长达两百年的时间里，平均保持2%左右的经济增长，才有它今天的成就。美国则是在约两百年的时间里平均保持3%以上的增长。如今，英国要继续保持这样的速度已经面临较大困难。2013年，英国GDP增长为1.9%，为过去五年来的新高，在英国国内已经是一片欢呼，来之不易。进入21世纪的十多年间，美国GDP的平均增长率约为1.8%，也显示出后劲乏力。在长时段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国经济大部分时间处于负增长，较短的正增长时期，增长率也不高。但在1949年以后，不管是改革开放之前还是之后，中国的经济增长总体上都进入高速增长阶段，其增长速度远超过西方发达国家历史上的同类时期。如今，中国经济总量名列世界第二，并有望在较短的时间里成为世界第一。可以说中国用六七十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二三百年才完成的现代化发展过程。面对这样的事实，我们是否该对中国六十多年来的发展道路充满骄傲和自信？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怀疑自己、放弃自己的道路而照搬西方的发展模式？
改革开放之前三十年间中国经济同样保持较快增长的事实之所以不被人提起，不被人注意，原因之一是，由于起点比较低，这些成就在那个阶段与先进工业国家做横向比较并不那么明显。但是，不可否认，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经济成就与1949年以前的旧中国相比，它的进步是非常明显的。这一经济成就被忽略的另一个原因是，某些人出于意识形态的要求而否定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因此不看整体，只看个别年份的负增长，强调所谓人祸。事实上，如果我们客观地整体观察，前三十年的经济成就的确是巨大的，它为后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改革开放后三十多年中国的经济成就之所以引起西方的高度关注，主要原因是，由于经济基数已经比较大，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的经济规模在横向比较上与西方国家形成鲜明对比，很明显地一个个赶超西方国家，由此而令西方感到震惊。
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在发展工业化的道路上一路高歌猛进，连续六十多年保持高速增长，这种局面在西方世界任何国家的历史上都没有出现过。尤其是，中国实现这一长期高速增长，不像西方国家那样靠战争、靠掠夺，而是在前三十年靠自己艰苦奋斗，后三十年借助与西方合作。这一发展模式在全世界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中也是独一无二的。不仅如此，2008年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的经济大都陷入困境，复苏乏力，增长缓慢。而中国却“风景这边独好”，依然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而且，中国十八大以后，为了保证经济发展的质量以及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潜力，还主动控制和降低了GDP增长的速度，要求保持在7%～7.5%。即便如此，2013年也达到7.8%。
中国与西方在经济发展上的这一鲜明对比，使得很多西方政治家、理论家、经济学家、历史学者开始关注中国，与中国快速发展相伴的“中国特色”“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等，成为研究热点和新的学术概念。当然，这些表述仔细区分的话也有不同，“中国特色”是一个总体描述，含义比较模糊；“中国模式”似乎含有已经固定的意思，未必准确；而“中国道路”包含既定原则下继续探索前行的含义。我认为，“中国道路”这一描述更加准确。
深入研究西方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历史，我们会看到，西方国家有些做法和“经验”，对于它们的发展极为重要，但那不是中国可以学的。前面章节里已经说过，西方国家工业化的发展过程几乎都伴随着极不光彩的历史，例如奴隶制、殖民地和战争掠夺。在那个阶段，中国处于被西方联合起来欺压的境地，想同西方一样发展工业化，因内部、外部多种原因而没有成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原西方殖民地纷纷脱离宗主国而独立的时期。出于狭隘的意识形态，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行了经济封锁，迫使中国陷入了相对封闭的环境，但中国依然凭借自身的勤劳和努力，在现代工作道路上取得了显著成就。也就在那段时期，由于原先依靠殖民地获得财富的手段被大大削弱，西方开始推行一种新的世界战略，即世界一体化。
西方在殖民时期根本不顾殖民地国家的主权和殖民地民众的人权，这种情况在前殖民地纷纷独立后，不得不改变，不得不认可前殖民地国家的主权。在这个背景下西方大力推行的“世界一体化”某种程度上包含了一层不易令人察觉的含义用“人权高于主权”以及自由贸易等理论弱化前殖民地国家的主权，使得西方能够继续在独立后的前殖民地国家掠夺财富。换句话说，在殖民地时期，西方从来不讲“人权高于主权”，而是强调“主权高于一切”；在殖民地时期，西方也不讲自由贸易，而是保护主义盛行。当殖民地统治不得不结束，前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享有自己的主权时，西方换了一种方式，设计了一套比“国家主权”更高的权力向全世界推行。应该说，西方的这套理论和手段还比较有效。前殖民地国家独立后，虽然不少国家从政治制度和文化理念上都照搬西方，但真正成功的并不多，差不多都是发展到一定程度，便被西方的自由贸易、货币政策、国际规则搜刮一空。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西方世界与欠发达地区国家的关系，正好进入一个微妙的阶段。美国经济学家约翰·珀金斯在其著作中描绘了一个长期的、全球性的事实：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通过跨国公司、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诱使欠发达国家背上巨额债务，然后通过经济操纵或政治操纵，让这些国家陷入债务危机，西方国家由此而掌握这些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命脉。约翰·珀金斯在他的后续作品中写道：“诚然，美国并没有直接向其他国家征税，美元也没有直接取代当地市场的其他货币，但是公司帝国的确以一种隐秘的手段向全世界人民课以税收。”“这些云层覆盖整个地球，每一块云层代表一个跨国公司，这种说法可能更好地描述了现代世界的现实……公司帝国打着推动他国民主、提高透明度的旗号，但实际上，公司帝国就是帝国专政，其中，只有一小撮人大权在握，发号施令，并攫取了绝大多数的利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很多非西方国家经济的确发展了，但是，它们的发展成果没能属于本国人民。我们应该认识到，“二战”以后形成的国际新秩序，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在后殖民地时代西方国家继续掠夺前殖民地国家的新手段。与殖民地时期略有不同的是，殖民地时期可能掠夺的更多，但成本也更大。跨国公司时代，一部分利润要留给当地，但西方国家也不用承担殖民地时代的管理成本、社会责任以及造成社会崩溃的坏名声。当这些前殖民地国家因遭遇西方新的掠夺而发生经济灾难时，一个漂亮的学术概念“中等收入陷阱”完美地掩盖了西方掠夺的事实。
中国的改革开放初期是一个微妙的阶段。20世纪80年代前后，亚非拉很多欠发达国家都因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设计的经济陷阱、债务陷阱而陷入经济危机。欠发达国家好不容易长出的羊毛已经被西方发达国家收割了，下一茬羊毛再长出来，还要等一段时间。正好在此时，中国开始改革开放，逐步进入西方国家构建的世界一体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