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特色”究竟哪里特别？
面对中国经济难以逆转的发展势头，西方一些学者指出，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共产党执政国家。因此，他们认为，中国的成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胜利。马克思的《资本论》在西方再次畅销，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新著近年来在西方也开始增多，马克思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批判再次引发西方自身的关注。这一思潮也影响到中国国内。那么，中国的成功，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仅仅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越南、古巴、朝鲜又怎么解释？如果答案就这么简单，苏联又为何会失败？当今被西方指为“独裁”的俄罗斯，为何不恢复过去的政治传统？事实上，对此，国内外众说纷纭，让人眼花缭乱。
中国的确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确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但是，对于中国的发展道路，我们应该清晰地看到，自从邓小平时代起，中国就有一个自己的表述，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今天强调的“道路自信”的核心，与之相伴的还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等。那么当今中国在“道路自信”问题上强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究竟是什么？或者说“中国特色”究竟是什么？
不可否认，有人根本否定“中国特色”的存在，因为，在他们看来，一旦承认“中国特色”就等于否认西方的“普世价值”。这不仅使得他们改变中国政体的企图失去了必然的理由，也使得西方五百年来建立的话语权、道德高地、文明标杆都摇摇欲坠，失去唯一性和正确性。当然，这种观点只是从书本理论、西方教条出发来面对中国现实，当中国现实与西方教条不符的时候，他们宁愿削足适履，而不愿修正或反思理论教条本身的缺陷。
还有一些人与他们不同，在西方教条无法解释中国现实时，他们希望总结新的理论。这样的人国内外都有。例如，曾经以《大趋势》一书被中国熟知的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近年来针对中国提出了“垂直民主”等概念；意大利学者洛丽塔·纳波利奥尼认为中国的“人权”概念与西方的不同；法国学者埃里克·伊兹拉莱维奇认为中国的特点在于市场整合；等等。国内也有不少专家学者针对“中国特色”提出自己的见解，例如，张维为先生提出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宋鲁郑先生认为中国一党执政、多党合作的制度优越；此外还有中国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等单项特征的表述；等等。我认为，这些观点各自看到了不同的表面，但没能表达“中国特色”的实质。
习近平主席在全国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式上讲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时说道，这条道路“是在对近代以来一百七十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中华民族是具有非凡创造力的民族，我们创造了伟大的中华文明，我们也能够继续拓展和走好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这段话实际上强调了“中国特色”非常重要的来源，即伟大的中国传统。在现代社会的背景中如何理解中国传统，成为解读“中国特色”的重要基础。
欧洲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后，也有一个传统和未来的冲突，法国大革命是这一冲突的典型。欧洲的工业革命还引发了现实利益与历史情结纠缠在一起的更大冲突，这就是前后两次世界大战。在这些冲突的基础上，欧洲在工业革命后，还孕育了一场更大的思想范围和现实领域的冲突，这就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冷战。欧洲近代史上的各种激烈冲突，与欧洲历史一脉相承，所有冲突的原因和结果，都包含在西方自身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传统之中，都来自同一文化体系的内部。因此，西方主导的工业化向全世界推进以来，传统问题对于西方自身没有造成明显的障碍，即便出现当年美国对英国的反叛，西方自身的传统也一直在它们的文化中延续，例如宗教。
然而，对于所有非西方则不然。实现现代化、工业化必须面对如何看待自身传统的严重问题。因为，非西方国家自身的文化传统有些比西方的传统更强大、更源远流长，但在西方话语体系中，那些非西方的传统对于工业化、现代化都是没用的、起妨碍作用的。如何面对自身传统，成为所有非西方国家走向现代化、实现工业化道路上一个无法绕开的问题。
以日本为代表，对于世界上大多数非西方国家来说，现代化运动基本上都是如何全盘西化的过程，或早或晚。在这样的基础上，这些国家在步入工业化的过程中产生的内部矛盾，几乎完全可以归结到西方价值体系中，因此，它的解决方式也完全可以照搬西方现有的各种理论。以南美洲为例，那里虽然还有印第安人、黑人，但是印第安人、黑人的传统文化在西方“历史虚无主义”的作用下，几乎已经荡然无存。它们在现代化运动中出现的社会矛盾，大都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印第安人及黑人的旧传统与现代化形成的矛盾冲突大致可以忽略不计。因而解决矛盾冲突的方式也来自西方文明的大范畴。当今南美洲国家不管是“左倾”还是“右倾”，都是欧洲文明自生的、现成的方式。
世界上还有一些具有古老文明的国家和地区，在面临现代化时情况显得复杂一些，例如埃及、伊拉克、印度。古老的文明再如何光辉灿烂，也只能作为怀旧。由于古老的文明传统早已断裂，在现代化条件下基本没有重现的可能，因此，这些古老的传统一方面对现代化进程很少能起正面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不太会引发现代化过程中的冲突和矛盾。在这些地区稍晚出现的伊斯兰文化圈，伊斯兰文化至今依然有强大的影响力，美国学者亨廷顿所指出的“文明的冲突”已经明确意识到这个问题。这一观点的提出实际上意味着在这些国家，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矛盾冲突，有相当一部分不源自西方文化。因此，西方文化资源、西方价值观及其制度体系也很难为这些国家解决矛盾和冲突提供有效的手段。在这里我们已经看到，世界各国迈向现代化的道路上，对一部分国家而言，传统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西方文化在对待各国传统方面，并没有提供完整的有效的手段，基本还是抛弃传统、全盘西化的模式。其结果，一方面未必能使这些国家顺利进入现代化，另一方面还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
自身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在中国显得最为特别。中国的特殊性在于，中国五千年的文明不仅没有断裂，而且在绝大部分历史时期被证明是人类社会最成功的文明方式。西方文化与犹太文化的冲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表现得最为严重和惨烈，今天则基本已经化解。化解的重要原因在于，一方面这个同一文化内部的严重冲突造成的惨状令人反省，另一方面，西方文化中的好战与激进因素稍微得到了收敛。这种好战与激进同一神教本身的教义有关。不同的一神教发生碰撞时，如果不能各自克制和收敛，冲突必然发生。
中国的不同在于，中国不是一神教国家，也缺乏强大的一神教传统。中国是个多神教国家，本身并不好战，也不喜欢激进。因此，中国文化传统从根本上说就与西方不同。中国传统与西方主导的现代化发生的冲突，不是双方的，而是西方单方面造成的。西方指责中国传统，最多是乾隆表现出的“我不爱理你，你也别来烦我，咱们各顾各吧。”中国文化传统对于西方从来都没有主动挑衅的敌意。从一神教与多神教的关系来说，中国信奉“多神”的传统并不否定西方的“一神”，而只是把西方的“一神”当成“多神”之一。不同的一神教，双方虔诚的信仰者都会坚定地否定对方、维护自身信仰。但是，中国将西方信奉的“一神”当成与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佛、众多菩萨以及玉皇大帝、八仙、灶王爷、关公、妈祖等一样的众神之一，在西方看来是对他们的羞辱。因此，中国人不会生气的事情，却令西方人大为恼火，冲突便由西方主动挑起。
当现代西方文明来到中国，最早的冲突就在于两种文明的比较。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不管是中国还是欧洲都意识到两种文明有各自的优势，欧洲启蒙运动借鉴了大量中国的文明传统，很多中国古代科技带动了欧洲的工业革命和社会变革。中国人主张“中体西用”，大兴洋务运动、派留学生出国等，足以说明，当时的东西方都看到了各自的长处和缺点。而这种相互比较乃至冲突的特点在于，两种文明彼此之间都是从外部着眼，对对方做出整体判断。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辛亥革命以后。
辛亥革命后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文明的内部矛盾演化为一场巨大的内部冲突，而且看起来难以化解，不良后果极其严重。不仅如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上，中国虽身为战胜国，却得不到战胜国应有的公正待遇。从这时开始，东西方关系变得复杂化。洋务运动时期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换一个角度说，是在强与弱、好与坏两个方面对于东西方关系的比较。甲午战争失败后，“好与坏”这一项比较几乎消失了，只剩下“强与弱”。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好与坏”的比较再次抬头，甚至连“强与弱”的比较都开始受到反思。西方文明是不是一个值得效仿的文明？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烈，人们甚至产生疑问：西方文明本身是否会在自相残杀中毁灭？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东西方之间新的一轮“强与弱”“好与坏”的比较因为某些重大原因与过去相比发生了改变。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六十多年，也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八年后，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在伦敦出版了单行本，当时中国几乎没人知道，也没有任何社会反应。1896年，孙中山曾经读过这本书。进入20世纪，中国开始零星出现对于马克思的生平介绍，以及对《共产党宣言》一书的介绍和摘译。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西方导致的结果之一是诞生了列宁领导的苏维埃，这使得《共产党宣言》以及马克思理论在中国受到重视。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已经包含了这一来自西方的新理论。1920年，陈望道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第一个完整的中文版。
把“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洋务运动做一个比较，我们可以看到，洋务运动一方面认可东西方之间“强与弱”的差异，另一方面，在“好与坏”的比较中，洋务运动认为中国传统是好的，而西方文明是不重要的。甲午战争的失败，使得洋务运动的这个结论难以维持，很多中国人在“好与坏”的问题上开始倾向于西方，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给这种转变当头泼了一盆冷水。直到《共产党宣言》在中国出现，俄罗斯出现了苏维埃，东西方之间“好与坏”的问题由此转变了方式西方文明内部的“好与坏”比较，取代了东西方文明之间“好与坏”的比较，并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呼声，意味着东西方文明之间“好与坏”的比较已成定论，今后“好与坏”的比较只在西方文明内部。
如今我们回顾那段历史，应该看到在这一转变的背后有一个始终未变的背景，即“强与弱”。当严复提倡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成为首要原则，“强与弱”的选择变成首要选项，“好与坏”的选项退到了次要位置。因为“强与弱”的选择是唯一的，所以，只有西方文明才能“强”，在这个不可改变的前提下，选择“好与坏”也只能在西方文明的内部。中国传统由于先被“强与弱”淘汰，在下一步“好与坏”的选择中也不再被考虑。这样的选择具有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
我们必须承认，完成这种转变的只是中国少数知识分子，这些思想观念上的转变与绝大多数中国人是无关的，绝大多数普通中国人依然生活在传统文化的氛围中。此外，对于中国民众来说，他们首要选择的是与他们自身有关的“好与坏”，国家的“强与弱”对于广大普通民众在一定程度来说是一个次要选项。事实上，还有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即使认定“强与弱”的选项是明确的，在“好与坏”的选择中，依然倾向于中国传统。因为，面对万劫不复的战争深渊，西方文明内部的“好与坏”似乎也不能解决，只有爱好和平的中国传统，才能超越西方文明内部的“好与坏”，才能真正实现“大同社会”的和平与共存。即便在那些完成转变的少数知识分子头脑里，中国传统也依然存在。五千年的文化传统几乎在每个中国人的血液中，要想彻底清除，难度相当大。因此，在“强与弱”的首要选项确定之后，虽然有很多知识分子不同程度地把中国传统排除在“好与坏”的选择之外，但是，中国传统始终没有被清除。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由此也形成一个复杂的三角关系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中国传统。
四、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独特的“三角关系”
当今中国不论“左”派还是右派，一定程度上都反对“中国特色”，极“左”派、极右派更明显。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特色”与西方的经典严重不符。然而，他们都没能理解，这恰恰是“中国特色”的核心，这恰恰是中国道路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功的关键。“中国特色”绝不是在西方构建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者之间“二选一”，而是来自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共同构成的三角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