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国传统有顽强的生命力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有过一个“姓资还是姓社”的讨论，最终形成了“中国特色”的表述。“姓中”既不是老路也不是邪路，而是一条适合自身发展需要的正确道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曾经发表了一个著名的主张：“不论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实事求是地说，这个主张对于中国改革开放推进是很有益处的。但至今依然有人对这个主张耿耿于怀，他们非要分辨白猫或黑猫，仿佛白猫抓老鼠是对的，黑猫抓老鼠就是错的。而在分辨不清时，他们便基于各自的西方“原教旨主义”，发明出“政左经右”“打左灯向右转”等术语，自作聪明地解释当今中国。事实上，这种解释太简单狭隘。中国不是西方二分法的两者之一，也不是西方二分法的两者混合，中国更不是挂羊头卖狗肉。现代中国从毛泽东时代开始就是三角关系。中国现代化的起点不是纯粹的一角，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也不是纯粹的一角。中国现代化的未来也不会是单独的一角。那些泾渭分明的经典理论本质上只是为了理解的方便，而中国的现实将是超出所有经典理论的新创造。毛泽东提出“实事求是”，邓小平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就是要求不要拘泥于任何理论。
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从毛泽东时代就已经开始，毛泽东思想已经包含了“中国特色”一部分重要内容。井冈山时期“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农村包围城市”“军民鱼水情”等是毛泽东思想早期最重要的成果。延安时期“统一战线”“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也是“中国特色”不可分割的组成。这一时期***写下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融合中国儒家传统与共产党的关系，儒家思想中的“天下为公”与“为人民服务”有了良好的结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路线斗争，以及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每一次路线斗争，实际上都是“中国特色”与其他发展道路的较量，最终都以“中国道路”获胜而告终。
新中国成立前，军事斗争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任务，因而毛泽东对于“中国特色”的探索集中在政治、军事领域，并以实践证明，这一探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新中国成立后，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中国特色”需要新的探索，更主要的领域是经济建设，战时经济显然不能适用于和平建设时期的需要。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军事斗争与和平建设长期共存，例如对内有台湾问题，对外有边境和周边国家问题，因而单纯和平建设的“中国特色”探索没能充分展开。那一时期，中国传统依然没有被抛弃。例如，与苏联的论战不是“资与社”的论战，也不完全是社会主义“正统与修正”的论战，事实上包含了“中与外”的立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获得了近代历史上最好的和平发展时期，邓小平的一系列主张成为在和平环境下探索经济发展“中国特色”的指导思想。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取得的巨大成果，说明经济领域“中国特色”的探索总体上也是成功的。实践上的成功与不足、经验与教训俱在，在继续前行和发展的道路上，我们还需要总结，实现从实践到理论的升华。继续争论“姓资姓社”一定程度上在当今中国已经成为迂腐，继续划分“左与右”的阵营常常会造成更大的混乱。在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中国传统这三角关系中，习近平所说“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完全正确的论断。当人们说“人们应该大胆借鉴人类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其中当然也应该包括中国传统。
中国传统对于一百多年来中国走向现代化道路的益处，有时不易被人察觉，有时则被人误解，例如中央集权问题。有不少人把中央集权等同于专制，使得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显得混乱。专制的对立面是民主。民主的含义是权利属于全体民众，专制的含义是权力属于社会某个特定群体。中国宪法明确了权利基础是工农联盟，“三个代表”理论又包含了知识分子、科技人员，私营企业主也被吸纳，因而，中国社会的权力基础并不属于社会上某一部分特定群体，而是属于全体民众。只不过在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协调方面，由于当今中国社会变化迅速而巨大，如何合理调节显得滞后。但是，它丝毫不能说明当今中国的社会权力是属于某一部分人的专制体制。
集权的对立面是分权，它是权力的运作方式，民主制度同样存在集权与分权的问题。例如，中国从很早就确立了军队、警察、法律的中央集权，成为每一个现代国家的基本原则，当今世界很少有哪个国家在这些方面是可以分权的。除此之外，基于中国传统，中央集权还延伸到社会的其他方面，例如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在这个问题上，金融的中央集权与分权，哪个对于社会更有利？西方理论众说纷纭，而在实践中，西方以分权为主或者说私人集权的方式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当西方社会说中国金融领域的中央集权是一种需要被改革的“落后”体制时，实际上，这一“落后”恰恰成为中国在金融危机中受损较小的重要原因。这一现象仿佛是当今中国在冥冥之中得到了中国传统的庇佑。而很多人对此缺乏真正的认识和理解，在金融问题上把中央集权等同于专制，继续要求中国按照西方的方式改革，其结果要么是放弃了我们保护自己的法宝，要么就是故意推动金融势力享受分权的好处。
与中央集权另一个紧密相伴的特征是社会稳定，分权容易导致社会动荡，中国历史上出现的藩镇割据、军阀混战是分权导致社会混乱的典型。当今中国需要改革，改革与稳定成为一对矛盾。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些国家由于没有处理好改革与稳定的关系，改革的结果适得其反，最终导致社会动荡，改革无法进行。而中国由于是在中央集权下开展的改革，改革与稳定都受到高度重视，改革成为有控制的改革，稳定成为有变化的稳定，因而在变与不变之间获得一种平衡，这是中国的改革能够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改革与稳定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这一平衡的掌握也需要及时地、随时地调整。如果处理不好，造成社会的严重动荡甚至分裂，这绝不是每一个中国人愿意看到的结果。中央集权的方式本身也是改革的对象，放权是改革之中经常出现的话题，但放权并不等于一定比中央集权好。放权并非不应该，关键是哪些该放、哪些不该放，以及如何放权。
中国传统对于当今中国的另一个重要影响也时常被人忽视，即知识分子问题。西方社会制度和理论一方面认为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代表力量，另一方面又认为知识分子应该独立于政府，保持对政府的批评姿态，似乎只有这种姿态才是知识分子最纯粹的存在方式。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西方社会制度的权力结构由利益集团瓜分而成，因此，知识分子一旦与政府合作，便成为不同利益集团的代言，成为帮闲，难以继续保持公正和独立。因此，西方社会环境下的知识分子从理论上说只有两种姿态可以选择，一是在政府之外批评政府，二是被利益集团收买。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与西方有巨大的不同。除了西方社会上述两种状态外，中国传统中的知识分子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选择就是与政府合作，甚至领导政府。这实际上解决了西方关于知识分子的悖论：既然知识分子是社会良心，是公平正义的代表，既然政府也要实现公平正义，为什么知识分子只能在政府之外，而不能掌握政权？由代表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来掌握政府，不就能直接解决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吗？因此，知识分子与政府合作，在西方理论看来像是一种污点和耻辱，但在中国传统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天下为己任”“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毫无心理障碍。做官入仕当仁不让，不用扭扭捏捏，也不用大喜过望，只是肩负更多的社会责任。不在仕途的读书人则“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所形成的社会舆论成为真正的民意基础。只不过，当今中国受西方影响，这一传统有时候还在发挥巨大的作用，有时候则因为资本势力操控而产生严重扭曲。但不可否认，中国知识分子的真正传统从来没有消失，并依然产生重要的影响。
与知识分子传统相关的是对于官员的要求。中国传统注重官员能力的考核，以德才兼备为要求，从基层逐步到高层，从专业领域逐渐到全局整体。中国传统的这套官员选拔制度虽不能说十全十美，但与西方选票制度相比，至少各有千秋。中国的官员经过大量历练，对现实有充分的了解，容易将理论与实际结合，以干实事为主。不像西方选票制度下获胜的官员靠个人魅力，常常成为前台的表演者。事实上，当今中国各级官员的选拔制度既有较为明显的传统特征，也增添了很多现代方式。例如，传统要求的科举，现在大都被文凭取代。如果说传统科举制度有真才实学与应付考试的关系问题，那么，这种问题在现代文凭上也同样存在。换句话说，从传统到现代，有些事情手段变了，但本质依然没变。这也是我们说中国传统在现代化进程中始终发挥作用的原因。只不过，由于我们观察问题角度的不同，人们很多时候不能意识到那是中国传统在发生作用，传统很多时候的确不那么显山露水。
中国传统官员制度中有一个很独特的内容，即回避制度。这一制度的出发点是，为了保证官员在办事的时候避免主动或被动地受利益、感情等干扰，而规定了各种回避，如家属回避、亲友回避、师生回避、地区回避、财产回避，等等。中国这一源远流长的制度在当今西方社会只在很小的范围内被采纳吸收，例如法庭上的回避。在更大的社会管理范围，西方社会并没有认真采纳中国的回避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西方的民主选举制度与中国的回避制度是有抵触的，以至于当今中国一些人由于相信西方是真理，在官员任选和行为方式上，连起码的回避都不顾。
中国历史上对人类文明做出的杰出贡献，不是靠运气，而是因为有强大的文化做后盾。中国在近代史上的沉沦，不是因为中国的传统彻底错了，而是因为我们没能迅速适应另一种文化，并没能快速调整自己。恰如成吉思汗获得了军事胜利，并不代表他拥有先进文化一样，元朝最终还是接受了中原文化。当今中国没有按照西方认定的常规模式发展，发展速度却令世界惊讶，很多人在探求原因。
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理论中提出，不同的文明应该对话，未来的世界应该是多元文化共存的世界。这一观点比西方中心论已经有所进步。然而，亨廷顿认为，这个理想目标实现起来依然有困难，其中，西方文化与伊斯兰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冲突最严重。伊斯兰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这里不展开讨论。我们可以说，亨廷顿在这个问题上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是狭隘和片面的。事实上，全世界各种文化中，唯独中国传统最容易求同存异，最容易实现共存。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西方提出过不同的方式，都在中国获得了实践。经过中国与西方各自的实践，事实证明，单独依靠西方提出的任何一种方式，都很难实现现代化。即便是法国、英国、美国这些看起来像是血统纯正的西方方式，要么是西方自身不同方式的融合，要么是一定程度上借鉴了中国传统。中国传统使得不同的现代化方案有了共同施展的平台，它所形成的“中国道路”，未来并不只是“多元”之一，而是“多元”融合之后的新成果。
中国传统是黏合剂，它能将看似无关的事物黏合在一起。中国传统是修补剂，它能发现各种新事物的致命漏洞并加以弥补。中国传统是催化剂，它能促成各种事物的量变和质变。中国传统是一个基础平台，如同一张纸，不管用墨汁、水彩、炭笔还是其他，都无法改变它的底色。几千年形成的中国传统，至今依然在发挥影响，它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支柱之一，也成为“道路自信”的强大依托。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总也去除不掉的顽强的传统，可能就是真正的精华，它们应该成为我们自信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