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政府的财政收入除了上述几项外，还有一项就是国有企业。中国的国有企业或国有经济历史悠久，汉朝的盐铁政策是典型代表，即盐和铁的经营由政府负责或参与。此后两千多年间，中国的国有经济范围时小时大，例如宋朝时，茶叶和酒类也由政府专营，属于国有经济的范畴。相对来说，西方历史上国有经济的概念和实践很晚才出现。这里要区分一个概念。当我们说汉朝的盐铁经济，它的收入很明确地属于国库，而非皇帝的个人或家族收入。而西方在启蒙运动之前，所谓“国库”几乎是与国王的私人收入不分的。与众多贵族相比，国王无非是最大的私有财产拥有者而已，国王和贵族将全国财产都瓜分了，低等级者例如奴隶或农奴，连人身自由都没有，更没有私人财产。因此，属于全体民众的“国库”在西方历史上发育很晚。
西方社会在启蒙运动以后，由于出现对私有财产制的猛烈批判，导致一种理论，即在全社会都实行公有制，与之相伴的计划经济与工业化流水线的统筹管理有着密切关联。这是西方社会从彻底私有制的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幼稚表现。中国历史上，宋朝王安石变法的结果之一是大力扩展国有经济范围，那一时期几乎是中国历史上国有经济比重最高的时期，但也没有达到国有经济覆盖全社会的程度。而且，在此后长达九百多年的时间里，王安石的做法始终遭到批评，这一现象是中国古代自由市场经济思想的体现。简单来说，中国古代经济制度长期以来都保持着一种中庸：自由市场经济与国有经济并存。不同的时代，两者的形式和程度有所不同，但始终存在。对于今天来说，我们应该避免在私有制、公有制两个极端之间跳跃，也不该认为那是西方的先进思想，而应该认真审视一下中国自己的历史，看看国有经济为何要存在？它在中国历史上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这对于今天依然是有意义的。
国有经济的第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为政府稳定地提供保障。例如，宋朝的军工主要由国有经济实现保障，包括武器、军服、铠甲、粮草、军马、通信等，其中也不乏国家主导、民众私人参与的情况。战争耗费的财富往往惊人，如果没有国有经济，一个国家不得不面对战争时，就会底气不足。西方历史上，国家的战争行为很多时候不能靠政府自己的财力支撑，而不得不借债。有些向普通民众发战争债券，有些则向金融资本举债。这样的战争不论国家输赢，最终得利的都是国家的债主，甚至使国家主权和政府的独立性受到严重影响，成为金融的附庸。因此，像军工这样的关键领域保有国有经济成分是必要的。宋朝因为长期面临战争状态，这一领域的国有经济程度较高。今天，和平是主基调，军工领域国有经济的程度可以有所调整，但核心部分还是应该掌握在国有经济、国有企业中。
国有经济另一个重要作用是稳定经济。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常平仓制度，20世纪30年代后，美国模仿中国古代常平仓制度，首先建立了“国家粮食储备制度”。当时美国人直截了当地说，这是中国孔子的办法。虽然把常平仓制度归为孔子是一个误会，但它的确是中国几千年里始终执行的制度。常平仓制度简单说就是：粮食丰收的时候，由于粮价便宜，农民利益会受损，政府便以高出市场的价格收购粮食，以保证粮食生产者的利益。粮食歉收的时候，粮价上涨，消费粮食的民众负担会加重，政府便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卖出粮食，以保证粮食消费者的利益。在特殊境况下，例如遭灾，政府将无偿开仓放粮。这个行为其实违反了自由市场经济的规律。按照自由市场经济的原则，常平仓制度简直就是傻瓜。但是，推行这一国有经济体制的真正目的就在于维护社会稳定，而非为了经济利益。
仅从“民以食为天”的角度来说，古代常平仓与现代“国家粮食储备制度”有较大的相同之处，但是，古代常平仓还有一个重要功能是现代“国家粮食储备制度”所不具备的，即，金融稳定。货币是经济的标尺，如果货币经常发生变化，经济也会不稳定。中国古代以贱金属货币为主，与欧洲历史上以贵金属为主要货币相比，最大的好处之一是货币量比较充分，能够适应小商品日益丰富的经济发展，形成发达的自由市场经济。但是，贱金属货币，如铜、铁，由于具有较大的实用价值，容易导致贱金属货币量和货币价值的不稳定。常平仓的粮食储备另一个功能便是稳定粮价，由于粮食是最主要的生活必需品之一，因此，粮价的稳定对物价的稳定，乃至于对社会的稳定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它在金银本位货币之外，起到了实物性信用货币的作用。
国有经济还有一个重要作用是抑制垄断。自由市场经济的确有它的好处，但也有坏处，例如，容易产生私人垄断。西方国家对此常采用“反托拉斯法”“反垄断法”等法律手段，但不能绝对有效，否则，也不会多次出现针对微软的反垄断调查。抑制垄断除了法律手段外，还可以用经济手段，其中，国有经济可以起到较大的作用。例如，有些城市将公共交通做市场化运行，结果出现了私人垄断，给社会和民众造成不便。对于这种情况，其实也没必要拘泥于国有、私营两个极端，采取折中的做法，既能保障民众的基本需求，又能有恰当的竞争，以体现活力。
与国有经济可以抑制垄断相关的话题是：如果国有经济自己成为垄断，是否合理？我认为国有经济在某些领域的垄断是应该的，例如涉及国家安全的特殊领域，或者涉及重大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其实，只要明确一点：所有国家垄断领域的收益、效益等，都服务于全民利益，这样的国有垄断也无可厚非。同时还应该说明，如果这种观念被随意扩大化，也是有问题的。扩大化到头，便是整个社会都实行公有制。比较合理的状况应该是：某些领域实行国有垄断；某些领域国有经济存在，但不追求垄断地位；某些领域完全交给市场，政府通过政策和法律来调控。然而，我们很难将这个描述明确落实到哪一个具体的行业或领域。因为，随着时代发展、科技进步，各行业领域都会发生变化。其典型就是，战争时期欧美国家很多领域都成为国有，或者围绕国家政策而服务，而在和平时期，其中的很多国有化是不必要的。即便对于和平时期也一样，不同时期，政府有不同的发展重点，国有经济如何配合，完全可以灵活处理。对于今天和未来的中国来说，哪些领域应该国家垄断，哪些领域国有经济应该存在而不垄断，哪些领域可以完全市场化，还需要结合中国实际，做深入的研究和部署。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思路，它避免了要么绝对公有制、要么全部私有制的简单化两级思维。
从这个简单的历史回顾可以看到，中国几千年来始终实行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的混合经济体制，其中也有集体经济。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中国人对混合经济已经有很多经验和成熟的做法。而西方只是在近代才出现国有、公有的概念和实践，由于缺乏实践经验而走向极端，并且在两个极端之间长期摇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提出“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概念，实际上就包含了中国传统的智慧。十八届三中全会则明确提出“混合经济”的概念，这是将中国传统与现代经济相结合的一个做法，也是中国在经济制度上体现“制度自信”的一个重要体现。对此，我们同样需要破除西方中心论，摆脱“西方永远比中国先进”的思维定式和狭隘。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其中我们也能看到中国传统的延续。
国有经济的地位和作用应该认真分析研究。它的存在形式并不是唯一的。尤其在股份制条件下，国有经济与私有经济的关系应该更加灵活。国有经济有些是需要追求经济效益的，有些并不需要。对于今天来说，用经济效益这个唯一的标准来衡量国有经济并不合适。国有经济有时候是为整个社会经济提供强大而坚实的底盘，用经济手段维护社会的稳定，并顾及那些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暂时遭遇挫折的人，为他们重新振作提供缓冲，使得人们对社会产生依赖和信任，这是国有经济存在的一个重要职能。国有经济与私有经济的混合体制使得集中与分散、自由与约束、计划与市场能够协调共存，摆脱非此即彼的僵化。
国有经济产生的收入如何使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是一个正确的原则，但还应该细化和法制化。还有一些领域，国有经济可以承担开发和先行者的角色，一旦产生成果，也可以允许私营经济共同参与。因此，在经济制度上，摆脱国有、私有，计划、市场二元对立的西方思维，继承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历史经验，结合当今现实加以改造，从理论上明确国有经济与私有经济混合共存是社会经济的常态，再对国有经济的成分、角色、作用等具体方面深入探讨和研究，并在实践中不断调整和优化，这的确是我们“制度自信”的一个重要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