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月8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消除战争，实现和平，是近代以后中国人民最迫切、最深厚的愿望。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发展，也是中国人民从近代以后苦难遭遇中得出的必然结论。中国人民对战争带来的苦难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对和平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十分珍惜和平安定的生活。中国人民怕的就是动荡，求的就是稳定，盼的就是天下太平。”习近平还指出：“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我们还明确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奋斗目标。实现我们的奋斗目标，必须有和平国际环境。没有和平，中国和世界都不可能顺利发展；没有发展，中国和世界也不可能有持久和平。”
2014年1月21日，美国《赫芬顿邮报》启动新的新闻评论网站“世界邮报”，创刊号上刊登了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夕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专访，习近平在接受专访时说：“我们都要团结一致，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即新兴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或是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破坏性的紧张关系。““修昔底德陷阱”这个说法本来藏在历史深处，因为习近平在接受采访时提到了它，这个冷僻的术语才突然被广泛关注。但是，这个术语所涉及的当今国际关系早已是焦点。2014年1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参加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期间发表谈话，将当前中国与日本的关系类比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与德国的关系。2014年2月，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也将中国比作**德国（菲律宾官方后来否认）。这些借古讽今的话语，核心都指向一个话题日益强大的中国，会不会向其他国家使用武力？有些人说“会”，这些人包括安倍、阿基诺三世，还有中国国内某些人；有些人说“不会”，例如，包括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内的一些美国专家。事实上，早在2010年，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就在其《论中国》一书中专门论述过这个问题，并给予否定。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面对中国的快速发展，有些人浑身不舒服。我们的确也应该发出声音，以正视听。
一、中国是“修昔底德陷阱”的最大受害者
中共十八大后，中美之间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成为一个讨论的热点。何为“新型大国关系”？似乎没有确切的说明，对此，美国人也在琢磨。既然是“新型”的，处于探索之中的不确定也属正常。换一个角度说，“新型”也等于说不同于以往。按照西方世界以往的惯例，新出现的大国往往要与旧大国在武力上发生挑战和冲突。这一惯例从古希腊的修昔底德提出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西方世界已经畅行了两千多年。当今世界，中美之间似乎恰恰属于新旧大国的关系。中国提出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这个提法本身就意味着不想变成西方历史上的那副样子，否则还叫什么“新型”？
这个问题放在中国历史中便很容易得出与西方不同的结论。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中国从来都是领先的大国，从来都是被赶超的对象。近一百多年来中国埋头苦干赶超别人，在中国历史上很少发生。自秦始皇以后的两千多年中，中国一次次面对后进国家或民族的挑战，一次次面对其他新崛起国家的武力相向，中国也为此吃了不少苦头。因此，两千多年来，中国一直是“修昔底德陷阱”的最大受害者。中国从自身的亲身感受和经历出发，最不愿意“修昔底德陷阱”在自己身上重现。从中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哲学出发，中国当然也不会对别人采取这种手段。
相比较而言，中国受“修昔底德陷阱”之苦已有两千多年。美国在经济上当世界老大才一百多年，此前的英国不到两百年。英美担心自己遭遇“修昔底德陷阱”的心情，全世界唯有中国才最有资格设身处地、感同身受地充分理解和体谅。与中国相比，英美当世界老大毕竟太嫩，遭遇“修昔底德陷阱”也就一两次。因此，鉴于当年**德国、日本***以及后来的美苏冷战的教训，发现一点可能再次遭遇的苗头便十分紧张，管它是不是，先谴责先防范再说，可明显看出应对“修昔底德陷阱”的经验不足和过分紧张。当然，英美的经验范围只在它们自身的历史中，在它们有限的历史中，此类事情的确是惯例，也怨不得它们因少见多怪而神经过敏。对于中国来说，华夏民族间的匈奴、鲜卑、突厥、羌戎、西夏、契丹、蒙古、女真等阋墙，再到倭寇、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八国联军、日本等外敌入侵，中国见得多了。如果说“修昔底德陷阱”真的存在，那么，中国就是人类历史上唯一长期试图摆脱这一陷阱的国家。中国过去不是，现在不是，将来也不会是制造新的“修昔底德陷阱”的国家，因为，中国对此深恶痛绝。
历史的经验教训可以为现实提供参考和佐证，这是中国人的一贯看法。对于中国历史上不断遭遇“修昔底德陷阱”的事实，我们还可以换个角度观察。那些曾经挑战中国，与中国为敌、武力相向的后崛起国家或民族，今天怎么样呢？可以说，它们都已被历史淹没，有的已经不存在，有的只在地球上的某个地方安静地回味模糊的记忆，没有一个能够真正取代中国。即便英国，现在也处境不佳。换句话说，当初所有以武力挑战中国的国家或民族，结局都不足挂齿。因此，如果中国也像它们一样用武力挑战别人，中国是否也会有像它们一样的结局？中国一方面长期遭受“修昔底德陷阱”之苦，另一方面又看到无数制造“修昔底德陷阱”的国家结局都不美妙，中国还有什么理由成为新的“修昔底德陷阱”的制造者？中国根本就不屑于做这件事。
怀疑中国会制造新的“修昔底德陷阱”，是西方某些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是对中国严重不了解的臆测，是对中国抱有严重偏见的武断。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什么也许还不清晰，但不是什么，至少在这个问题上是非常清晰的，它肯定不是“修昔底德陷阱”的重现。对此，西方国家还应该摆脱狭隘的短视，站在客观的立场，本着更长远的利益来看待这个问题。既然中国同美国已经成为新旧大国的关系，既然中国赶超美国的势头已经难以阻挡，那么，一旦中国赶超美国，一旦中国像历史上一样，重回世界第一的大国位置，那时的中国将如何面对未来的“修昔底德陷阱”？很显然，那时的中国也会像中国历史上一样，不愿看到这一幕再次出现。如果今天中国用这种方式对待别人，那么未来，中国又有什么理由反对别人用这种方式对待自己？
习主席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要团结一致，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既是说给美国等其他国家听的，也是说给中国自己听的。一方面，这是中国以自己的历史经验给西方补一堂课，另一方面也是向中国自己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在历史上，这个问题处理得好吗？面对别人一次次地制造针对中国的“修昔底德陷阱”，中国历史上的应对方式是否完满？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的确应汲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中国提出“新型大国关系”就是要解决这个西方从来没能解决的问题，中国自身就需要摆脱时常面对这一陷阱的被动局面。
中国虽然注重教化，但是，这个世界上的确有些顽劣之徒，短时间里难以完成教化。因此，从历史经验出发，中国今后要避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应该有两手准备。一方面，我们应坚持教化，坚持执君子之道，宽以待人、严于律己，对别人保持最大的善意，时刻以摆事实、讲道理为第一原则；另一方面，面对挑衅，尤其是武力挑衅，中国应该在“有理、有力、有节”的原则上随时准备还击，给借助武力和战争手段的挑战者以沉痛的教训。因此，对于西方或者一切奉行西方原则的人来说，中国会怎样，取决于你对中国怎样如果你是君子，中国便以君子之道款待你；如果你是小人，你就只能接受小人的命运。这是中国避免落入别人挖下的“修昔底德陷阱”的唯一选择。
为达此目的，中国需要适当的军事力量，但中国的军事力量只是防范小人的，因为这个世界上的确还有小人，美国称之为“流氓国家”。中国与美国的差别在于，对于谁是“流氓国家”，判断标准不一样。当今中国周边的有的国家，****思潮复活，对中国心理学有敌意，军事实力还不弱，还在千方百计地扩张军备，对此，中国必须汲取历史教训，不得不防。电影《上甘岭》的主题歌中有一句歌词唱得好：“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即便是在当年中美冲突那么激烈的时候，中国人依然是这样的心态，何况今天？
日本首相安倍把当今中日关系比喻为“一战”时的“英德”关系，难道安倍认为日本是当年英国？事实上，日本恰恰是当年德国，而且，日本还曾与希特勒的**德国是同盟国。这种猪八戒倒打一耙的伎俩如果不是出于无知，便是故意混淆是非。安倍把中国类比为当年德国的做法，要么是自以为是的浅薄，要么就是小人费尽心机的挑拨离间，瞅准西方着急上火的状态，以颠倒黑白的方式企图把西方当枪使，让西方在神经过敏的状态下因缺乏理智而判断失误，从而使他达到浑水摸鱼的目的。西方真要是中了计，说明西方还停留在过去的狭隘思维中。事实上，西方社会的确还有不少这样的人，因为对中国严重缺乏了解而以自己的小肚鸡肠来揣度中国的坦荡胸怀，但是，西方社会也有头脑清醒的人。
除了前文提到的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最近对此的表态，还有美国前国务卿，现已90多岁高龄的基辛格。2011年，基辛格在美国出版了一本新作《论中国》，2012年，这本书的中文版在中国发行。基辛格此书专门提到了历史上的“英德关系”。基辛格在《论中国》一书长长的“后记”中，首先引用英国外交官艾尔·克劳在1907年描述德国崛起的一篇文章（基辛格称之为“克劳备忘录”），分析了当年英德关系与当今中美关系的表面类似，然后总结道：
基辛格此书写于中共十八大之前，此书中文版出版发行时，中国新领导人提出的“中国梦”概念也还没有出现，中美之间“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也在襁褓之中。我们没有看到基辛格在“中国梦”概念出现后对他自己的上述观点有何修正或补充。但是，基辛格在此之前就明确反对将中美关系类比为当年的“英德关系”，这是完全正确的。他得出这一判断的重要原因，恰如他在《论中国》一书中展现的那样，是基于他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较为深入的理解。我认为，面对“中国梦”这一综合的新概念，基辛格不会改变他的主张，甚至会更加坚定他的这一主张。
需要注意的是，基辛格认为中美之间不会变成当年英德之间的关系，一个主要的判断基础是中美两国不同的文化，而且，中国文化同样认为自己具有“普世性”，这个见解是深刻的，也是很多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不了解的西方人难以理解的。基辛格在书中写道：“我日益钦佩中国人民，钦佩他们的坚忍不拔、含蓄缜密、家庭意识和他们展现出的中华文化。与此同时，我终生都在从一个美国人的视角反思如何缔造和平。”“中国和美国都认为自己代表独特的价值观。美国的例外主义是传经布道式的，认为美国有义务向世界的每个角落传播其价值观。中国的例外主义是文化性的，中国不试图改变他国的信仰，不对海外推行本国的现行体制”。与基辛格这一观点相反，当今西方社会有不少人认为，民主国家之间才不打仗，只有与西方同样的民主制度才能保障共同利益。这一观点在当今中国也有不少著名的拥趸。例如，国内某著名高校的教授写文章说：“历史的事实使许多政治学家相信，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专制国家之间才打仗，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之间才打仗。”国内某著名刊物在“回顾十年”的总结性策划中，借一个伪造学历的日本青年之口说，“什么是美国战略家们的利益？他们是‘民主和平论’的忠实粉丝，从历史的脉络推导出一个结论：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国内执这种观点的著名学者为数不少，此类观点2010年以后在中国国内集中出现，本身便预示了某种政治意图，并使得这种错误的、极具迷惑性的观点在中国大行其道。
对此，基辛格说：“美国的著名人士却坚持说，共同的国家利益需要民主制度作保障。很多美国分析家几乎把这一命题奉为宗教信条。不过从实际的历史经验看，这一命题很难证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欧洲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包括英国、法国和德国）基本上都是民主政体。尽管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战……仍然得到了所有选举产生的议会的狂热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