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福特看不出他这种家长式做法有什么不妥。据说他曾经对自己教堂的牧师解释说：工厂里有成千的工人，生活很糟糕。他们的住房拥挤而肮脏；妻子因为丈夫的工资不足以养家而出去打工；他们在家中留宿客人，赚点小小的外快……这都是不对的，尤其是对儿童不好。
现在，这些人再不这样生活了。付给他们体面的工资，他们就能体面地生活——而且很乐意过体面的生活。他们需要的只是表现的机会以及有人对他们感兴趣——对他们有信心。加他对人的这种信任，只有在他们的价值观跟他相同的时候才有。他们工作的保障也是如此。在福特汽车公司不得不勒紧裤腰带的时候，那些还有活干的工人也得勒紧自己的裤腰带。至于那些已经没有活干的工人，福特可没有觉得自己对他们负有任何责任。
工人们逐渐对所谓的企业忠诚的概念有了完全不同的解释。快速、单调和紧张的工作，加上工作没有保障，不可避免地会使他们产生怨恨情绪。亨利·福特和阿尔弗雷德·斯隆都未能理解工人们的这种态度，结果对将来的劳资关系和企业自身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当价值冲突在20世纪30年代趋于尖锐时，福特顽固地坚持自己的立场，而通用汽车公司则不情愿地作了让步，不光为通用汽车公司和福特汽车公司，也为美国整个工业界重新定义了社会契约。
福特在最大限度地提高T型车的产量和效率的同时，也给他的供货商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把汽车的价格降下来、产量提上去是福特追求的两大目标，他也要求所有的供货商为此作出贡献。阿尔弗雷德·斯隆所在的海厄特滚柱轴承公司承受的压力尤其大，因为福特汽车公司所需的轴承有一半要靠海厄特滚柱轴承公司生产。不过斯隆理解福特的逻辑，而且设计得比福特所预想的还要好：福特汽车公司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海厄特滚柱轴承公司必须跟福特汽车公司一起增长，否则就得让位给那些能够承受这么大压力的供货商。保持增长的要诀无非是不断地改进生产技术，不断地降低汽车的价格，以开拓更加广阔的市场。但是人们甚为惊奇地发现，随着汽车价格的下降，工资水平却在上升。我清楚地记得，当福特先生宣布将为自己的员工提供每天5美元的最低工资保障时，汽车界的反应是何等恐慌……
那时，业内的通常做法是将工资定得很低，越低越好。只要有可能，就要往下压，实在没办法才往上提。通过合理的工资水平刺激消费是后来才认识到的，当时没有人想到这一点。5美元的最低工资水平确实不错，但只是因为它使福特汽车公司的工人们能生产更多的汽车。从1909一19lO年到1916—1917年，福特汽车公司的T型车价格逐年下降：950美元，780美元，690美元，600美元，490美元，440美元，360美元。同期汽车产量的增长数目分别为：18 664，34：528，78 440，168 220，248 307，308 213，533 92l，785 432。“不管亨利·福特自己的动机或逻辑是什么，流水生产线的运用使福特汽车公司成为最有效率的汽车制造商，而每天5美元的最低工资保障进一步强化了他自己一方面特立独行，另一方面又心系普通百姓的个人形象。
不过，对于被放逐的比利·杜兰特和仍然管理着通用汽车公司的那些人来说，1914年的亮点既不是亨利·福特的发明，也不是他的知名度，而是皮埃尔·杜邦和约翰·拉斯科布作出的将赌注押在比利的“孩子”身上的决定。
来自特拉华州的保护人及其助手
跟比利·杜兰特、阿尔弗雷德·斯隆和亨利·福特不同的是，皮埃尔·杜邦一直就很清楚，自己的一生将在他家族生产火药和爆炸物品的企业中度过。企业冠着杜邦的名字，是特拉华州最大的公司。
皮埃尔出生于1870年1月15日，是家中11个孩子里的老大。他从小在清教环境中长大，尽管家境富裕，但是每月只有25美分的零花钱。14岁那年，公司的一个硝化甘油设施发生爆炸，其父在爆炸中丧生，皮埃尔一下子就成了弟弟妹妹们的顶梁柱，而他们的法定监护人，叔叔阿尔弗雷德·杜邦，则开始挥霍家产，整天酒色无度。17岁时，皮埃尔考取了麻省理工学院，成了弟妹们的家长，弟妹们实际上也真叫他“爸爸”。23岁时（即从麻省理工学院毕业三年以后），叔叔阿尔弗雷德去世，皮埃尔成了所有九个弟妹的法定监护人（有一个幼年早天）。
所有这些挑战使皮埃尔过早地成熟起来：他害羞、严厉，全力承担起家庭和工作的责任，而且也乐于这么做。到1900年他30岁的时候，一方面仍然在照料弟妹们的事务，另一方面对家族企业中混乱的管理感到沮丧。后来，他有机会负责约翰逊公司（一个铁厂，皮埃尔是其主要投资人之一）的日常事务，就给健在的叔叔们和堂兄弟们下了最后通牒：要么让他成为合伙人，要么他就去约翰逊公司做事。亲戚们拒不听从，皮埃尔只好离开家到了约翰逊公司所在的俄亥俄州的洛兰地区。在那里，他作出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决定：雇用一个傲慢的、21岁的纽约小伙子做他的记账人。
小伙子名叫约翰·拉斯科布，他的性格跟查尔斯·纳什和沃尔特·克莱斯勒差不多，跟皮埃尔·杜邦和阿尔弗雷德·斯隆则很不一样。拉斯科布小时候很贫苦，在纽约的地狱厨房街区长大，靠送报纸、打杂等挣钱读完了书。他很幽默，讨人喜欢。虽然跟皮埃尔在禀性和出身上差别很大，但两人很快就成了好朋友。
1902年，即皮埃尔到俄亥俄后两年，杜邦公司的总裁尤金·杜邦（皮埃尔的一个叔叔）突然去世。家族就想出售企业。皮埃尔反应很快；他跟两个堂弟阿尔弗雷德和科尔曼联手，抢在其他人之前将企业买了下来，然后回到家乡，任公司的司库，拉斯科布做他的助手。两人用不到一年的时间改革了公司的财务制度，建立了新的财务管理和监督制度。
1903年，皮埃尔被任命为公司总裁和管理委员会主席。他对公司的管理机构进行了调整，建立了外部审计制度，要求所有业务部门按月报告资产负债情况，并建立了奖金和退休金制度。所有这些别出心裁的措施，日后不仅被通用汽车公司采用，实际上也被几乎所有的大公司采用。
1914年，由于杜邦公司日益壮大，拉斯科布挣了不少钱，当上了公司的司库，也成了皮埃尔的左膀右臂和心腹。更重要的是，他得到皮埃尔的信任，可以直接提出新的计划并付诸实施。正如传记作者阿尔弗雷德·钱德勒所说：
因为相信拉斯科布的忠诚，也钦佩他的独创能力和判断力，所以皮埃尔经常将自己最隐秘的想法告诉拉斯科布，而这些想法他从来没有或者是不能告诉下属或者委员会中的同事的。同时，拉斯科布也成了皮埃尔离不开的人：他在财务管理事务上越来越大胆，点子也越来越多，而皮埃尔则变得越来越谨慎和保守。他们两个人合作制定出不少复杂的计划，这些计划单靠其中任何一个人，怕是永远也搞不出来。
跟比利·杜兰特一样，约翰·拉斯科布也是华尔街的热心学生和密切观察者。1914年，他一直在跟踪了解福特汽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和雪佛兰汽车公司日益增长的销售数字。特别吸引他的是通用汽车公司。他不仅相信银行托拉斯已经成功地将通用汽车公司改造成了一个资金雄厚的企业；跟杜邦一样，他还看到其股票所蕴涵的巨大潜在价值。通用汽车公司自创立时起就没有发放过股息。拉斯科布和杜邦确信，一旦表决托拉斯的任期届满，通用汽车公司一定会宣布股息；到了那一天，股票价格必定上扬。
虽然皮埃尔对汽车行业不是很感兴趣，但拉斯科布告诉他，通用汽车公司的股票价格在一年内必定翻倍。皮埃尔和他的公司这时恰好挣到一笔出乎意料的大钱，因此皮埃尔听从了拉斯科布的建议，将这笔钱投在了通用汽车公司的股票上。皮埃尔买了2 000股，拉斯科布买了500股。购买价格为每股70美元。不出一年，股票的价格甚至突破了拉斯科布的预料。实际上，通用汽车公司普通股票的价格在1915年1月时是82美元，到了年底就达到了558美元了。
通用汽车公司股票的价格在一年内就飙升到如此高位，部分是因为比利·杜兰特为夺回控制权而采取的措施。比利再次成了华尔街人人关注的对象，而皮埃尔·杜邦和约翰·拉斯科布跟他站在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