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家心态调养之道
夫上古圣人之教下也，皆谓之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是以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气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
——《黄帝内经》
大德必得其寿
孔子说：“大德必得其寿。”一般来讲，不管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是黎民百姓、贩夫走卒，其健康和寿命都与他们的胸怀与心态密不可分。
现代科学研究肯定了人的修养与健康长寿存在着重要的内在联系。凡是具有修养的人，都能与人为善，心态平和，不骄不躁，正确处理主观与客观的关系，顺应客观规律，从而使自己身心愉快，饮食增进，疲劳减少，保持旺盛的精力。这种良好的心理素质，还能提高免疫力，促进机体分泌一些有益健康的酶和激素等，使人体各组织器官的功能调整到最佳状态，有效地抵制各种不良刺激和致病因素的侵害，进而预防疾病，促进健康，延缓衰老。
中国的封建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各种特权，享尽人间的荣华富贵，但并非是一个长寿的阶层。据历史学家统计，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到清朝灭亡，在这2132年中，我国共有封建皇帝259位，其中可查出生卒年月的有209位，他们的平均寿命只有39．2岁。其中活到70岁以上的长寿皇帝仅有8人，他们分别是：汉武帝刘彻，寿70；梁武帝萧衍，寿85；唐玄宗李隆基，寿78；武后则天大皇帝，寿81；宋高宗赵构，寿81；元世祖忽必烈，寿80；明太祖朱元璋，寿71；清高宗乾隆，寿89，居中国历代皇帝长寿之冠。此外，还有一些皇帝活过了“花甲”，在医疗条件较差的古代，也算是比较长寿了。
中国宫廷医学表明，极少数皇帝之所以能够长寿或比较长寿，其中一条重要原因是他们胸怀仁义，为人善良，情绪乐观，印证了孔子关于“仁者寿”、“大德必得其寿”的著名论断。
历史上，一些比较开明的君主往往身体比较健康，寿命也比较长。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放弃暴政，爱惜民力，施行仁政，强国安民。
享年64岁的隋文帝杨坚，是隋朝这个只有38年历史的短命王朝三代皇帝中寿命最长的一位。由于他吸取了秦朝迅速灭亡的教训，认为暴政必然违背民心，丧失政权，自己做了皇帝后总是勤于政事，体恤百姓，轻徭薄赋，让饱经战乱的人民得到休养生息。
一方面，他宽政于民，用道德感化百姓。他认为，严刑峻法，以暴制暴，会遭到百姓的反抗，导致社会危机。因此，他下令制定的《隋律》中，废除了秦朝以来的许多残酷刑罚。他要求各地不能随便杀人，对判了死刑的罪犯不能在当地处决，必须押送到京城长安经皇帝批准后执行；另一方面，他严格要求王室人员和皇亲国戚，削弱他们的特权，不让他们依仗权势为非作歹，祸国殃民。
有一个故事很能说明隋文帝杨坚的仁爱之心。
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齐州一个名叫王伽的衙役和民夫们一起押解70多名罪犯到长安受刑。
按《隋律》规定，罪犯在押解途中必须带上枷锁，可这位胆大包天的衙役，却为免除罪犯们头顶烈日、颈带枷锁的不堪之苦，竟然冒杀头之险，让罪犯们解掉枷锁自行到长安与他集合。临别时，他严厉而富有同情地对罪犯们说：“你们犯了国法，受到刑罚，罪有应得。可是你们还给押送你们的民夫增添了巨大的痛苦，让他们陪着你们长途跋涉，受苦受罪，难道你们能忍心吗！”罪犯们都承认自己有罪，连累民夫，实在过意不去。王伽动情地说：“当然，你们带着枷锁长途跋涉，也很不好受。我想把你们头上的枷锁卸掉，让你们轻装行进。咱们约定时间，到长安城门集齐，你们能做到吗？”罪犯们深受感动，一齐跪在王伽面前说：“大人的慈悲，我们终生难报！”于是，王伽解散了民夫，卸掉了罪犯们的枷锁，说：“如果你们失约，我只好替你们掉脑袋了！”说完，王伽放了所有的罪犯，自己带着随从向长安进发。
结果，约定的时间到了，罪犯们一个不少地来到长安城门下，等候他们的恩人王伽。这件事传到隋文帝的耳朵后，他不但不降罪王伽，反而马上召见王伽，对他的仁爱之心大加赞赏，并把这批被王伽感化的罪犯召进皇宫，设宴招待，免除了他们的罪行。随后，隋文帝特地下了一道诏书，要求各级官吏学习王伽，多用教育和感化的办法治理百姓，而不要施行暴政，逼民造反。
还有一次，一个臣子做了一条绯红色裤子，在皇宫进进出出，说这样能升官发财。隋文帝认为此人以妖法惑众，下令将他处死。司法大臣赵绰觉得处罚太重，当面顶撞隋文帝说，依据法律，这样的事不足以定死罪。隋文帝龙颜大怒，下令要将赵绰一并处死。临刑前，隋文帝问赵绰还有何话可说，赵绰哭道：“臣一心执法，不敢惜死，只是陛下宁可杀我，决不可枉杀一人！”隋文帝愣了一下，终于明白了赵绰以死护法的用心，立即下令释放赵绰，并免除了那个穿绯红色裤子的臣子的罪罚。
成吉思汗的孙子、元朝的开国皇帝忽必烈，活了80岁，是历史上8个寿至耄耋的皇帝之一。史书评价他“仁明英睿”、“度量弘广”。当时，蒙古族的铁蹄虽然扫荡欧亚大陆，威力无比，但这个“马背民族”在政治上仍处于半奴隶半封建的状态，野蛮行为比比皆是。
忽必烈对此深有感知，他在领导统一全国的战争中，一再告诫将士们勿滥杀无辜。他听到一些随便杀人的事情后非常气愤，怒斥道：“凡是死罪必须详细查明，罪证属实后才
能处死。”
有一年，蒙古军南下攻入江淮一带，俘获大量南宋军民，忽必烈下令全部释放。统一全国后，忽必烈下诏书让十路宣抚使酌情减免民间的赋税，鼓励人们恢复农业生产，对游闲懒惰者给予处罚。他还提倡尊老爱幼，关心民间疾苦，对贪官污吏和不孝敬老人的人，视情况给予不同的处罚；对确有真才实学和政绩突出者，要求申报朝廷，以便国家予以任用。南宋灭亡后，忽必烈下令各地对前朝圣贤之后、各界知名人士及隐逸山林的名士，要一一申报到朝廷，对其中的鳏寡孤独废疾者，视不同情况给予赡养。并颁诏保护名山大川、道观庙宇及前代名人遗迹。在大灾之年，他及时开仓救济灾民。
明成祖朱棣，享年65岁，是明代最有建树的皇帝之一，他不仅关心将士吃饭和行军中的各种困难，也把民间老百姓的疾苦放在心中。朱棣跟随父亲朱元璋南征北战，历尽磨难，深知士兵不易，百姓生活更为艰辛，因而他坚持同战士同甘共苦，并让他们爱惜百姓，不要扰民、害民。据《明史》记载，永乐八年（公元1410年），朱棣随军到达威虏镇。因连续行军，将士疲惫不堪，饥渴难耐，朱棣把跟随自己的骆驼所载的仅有的一点水分给卫士们止渴，“视士军皆食，始进膳”。有一次到开平，他念及士卒艰苦，便不吃荤菜，只吃素食。对于各地有关水旱灾荒的报告，朱棣总是朝告夕赈，从不耽误。他要求官吏要关心民众疾苦，曾命一千五百多名官员陈述民间疾苦，不发言者罪之。他还规定，“六军入关有践田禾取民畜产者，以军法论。”由于他关心民瘼，济贫救困，从而使人民群众得到休养生息，生产得到发展，国力大大增强。
本仁祖义，养生之大道
翻开浩瀚的清宫医案，可以看到，清朝前期几个最有作为的皇帝，不但享年最高，而且胸怀也最为开阔，最具仁爱之心。
清太祖努尔哈赤，是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开创了大清王朝的宏伟基业，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功不可没。享年68岁的他，胸襟宽宏，不计小怨，甚至能容忍和录用仇敌。他率兵攻翁科洛城时，先被守城的鄂尔果尼以箭射中，血流到脚；又被守城的洛科射中颈部，血流如注，几乎丧了性命。后来终于攻克翁科洛城，鄂尔果尼和洛科被擒，众将士请求对他们施行乱箭穿心的酷刑，以雪前恨，可努尔哈赤却说：“两军交战，志在取胜。彼为其主，乃以射我。今为我用，不又为我射敌耶！如此勇敢之人，若临阵死于锋镝，犹将惜之，何以射我而杀之乎！”于是，命人给二人松绑，并授予“牛录额真”之官职。
清康熙皇帝，享年69岁，年近“古稀”，在当时也算个长寿皇帝了。这位在中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以来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在位60余年间，革故鼎新，勤奋工作，好学不倦，重农崇文，奠定了清朝兴盛的根基，开创了“康乾盛世”的大局面。他的宽厚仁爱，突出地表现在善治蒙古，正确处理朝廷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上。
据阎崇年《清朝皇帝列传》记载，康熙帝坚持以仁道安抚蒙古的政策大获成功。当时蒙古诸部内讧不止，互相残杀。康熙帝乘噶尔丹东犯喀尔喀之机，亲赴塞外高原，主持内外蒙古汗、台吉、济农等在多伦诺尔会盟。会盟期间，土谢图汗等蒙古王公贵族，由理藩院官员引领晋见康熙皇帝。康熙帝对土谢图汗擅自杀扎萨克图汗，引起喀尔喀蒙古内部分裂，给噶尔丹以可乘之机，颇为不满，令其“具疏引罪”。康熙帝在大蒙古包正式接受全体喀尔喀蒙古贵族的臣服。而后，举行会盟，令蒙古部众心悦诚服，从而使喀尔喀蒙古冰释前仇，化解分歧，实现了内部的重新统一，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喀尔喀蒙古的统一管辖。
根据蒙古族信奉喇嘛教的习俗，康熙帝在多伦诺尔会盟时，特封蒙古人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为大喇嘛，掌管漠北黄教事务。后封章嘉呼克图为“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总管内蒙古、京师、盛京、热河、甘肃及五台山等地黄教寺院。这样，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章嘉呼克图四大活佛，分掌前藏、后藏、漠北、漠南喇嘛教务，而四大活佛都直辖于清廷。
康熙帝的胸怀和度量，还突出地体现在削平“三番”中的“仁德”。
三番是降清名将并效忠新主的三王：镇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镇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镇福建的靖南王耿继茂。三番占据要地，拥兵自重，为患一方，成为清朝的三个地方割据势力，严重威胁着刚建立不久的大清王朝。
玄烨8岁登极后，就立志要削平三番，统一全国。他精心谋划，精心指挥，经过8年平叛战争，终于削平了三番。在这次大规模征战中，康熙严禁滥杀无辜。他后来回顾说：“削平三番，绥辑漠北，悉由（自己）一心运筹，未尝妄杀一人。”是否真的做到不妄杀一人，我们不得而知，但由此可以看出，康熙帝的确是一个颇具仁爱之心的开明君主。
康熙十六年（公元1677年），康熙帝在塞外视察时，发现一个人僵卧路边。他下马询问，知道此人叫王四海，是个佣工，在回家路上，因为饥饿，躺下后起不来了。康熙帝立即下令给他喂热粥施救。等王四海苏醒后，又将他带到行宫休息，并给他盘缠，供他回家。
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北京发生大地震，康熙帝下令开设粥棚，救济灾民，还让太医院给伤病者送医送药。
在惩治犯罪问题上，康熙实行刑宽政策。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全国秋决（判死刑）的犯人不及40人。
康熙身后谥号为“仁皇帝”，这个”仁”字，恰晗是康熙一生为人、施政的一个显著特点。纵观康熙的一生，真不愧这个“仁”字。
康熙帝的孙子乾隆帝，心境也很豁达、仁厚。他25岁登极，在位60年，当太上皇3年，享年89岁，是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享年最高的皇帝。
登极其始，乾隆就效法祖父康熙，在全国继续采取薄赋轻徭、休养生息的政策。哪里遇到水、旱、洪、涝、风、潮等自然灾害，朝廷就免除哪里当年的赋税，并酌情予以救济。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六月，由于全国受灾地方很多，乾隆帝弘历立即下诏减免灾区应征钱粮，并对群臣说：“朕临御天下，十年于兹。抚育蒸黎，躬行俭约，薄赋轻徭，孜孜保治，不敢稍有暇逸……持盈保泰，莫先足民。天下之财，止有此数，不聚于上，即散于下。我皇祖在位六十一年，蠲租赐复之诏，史不绝书，普免天下钱粮一次。我皇考（即其父亲雍正帝）无日不下减赋宽徵之令，如甘肃一省，正赋全行豁免者十有馀年。朕以继志述事之心，际重熙累洽之后，欲使海澨山陬，俱沾大泽，为是特颁谕旨，丙寅年直省应徵钱粮，其通蠲之。”
关于普免钱粮一事，在朝臣中曾引起争论，如御史赫泰就持反对态度，在朝议时请求皇帝收回成命，受到乾隆帝的斥责，指出其论“悖谬”，削了他的官职。
乾隆帝的“仁爱”之心，更表现在对回归祖国的土尔扈特部的“加急抚绥安插”上。土尔扈特回归祖国，是清朝乃至整个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原来，蒙古土尔扈特部驻牧于塔尔巴哈台即今新疆塔城一带，他们不堪准噶尔部贵族欺压，在明代末年逐水草而牧，移居俄罗斯伏尔加河下游一带。
但其首领一直向清廷“表贡不绝”，乾隆帝也曾派人专程去看望过他们。乾隆平定准噶尔首领叛乱后，土尔扈特又遭受沙俄的欺辱，尤其是他们信奉的黄教受到蔑视，使他们在心灵上不堪忍受。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十月，渥巴锡汗率领土尔扈特部众十六万九千多人，风尘仆仆地踏上回归祖国的艰难路程。他们冲破俄军的追击堵截，受尽艰辛磨难，历时8个月，行程万余里，以牺牲八万多人的惨重代价，终于到达新疆伊犁附近的塔麻干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