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取得的成就几乎都来自市场化的改革，我们存在的问题根本上源于市场化改革还不确定，政府拥有的权力还太大，企业家的作用还没有能够真正彻底地发挥出来。
由邓小平发起的中国经济改革，已经走过了三十年的历程。
回过头来看，三十年前，当我们出发的时候，有两点是我们没有预料到的：第一，我们没有预料到改革的路程如此漫长。最初，改革者设想大约需要五到十年的时间完成改革；即使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许多改革者仍然乐观地预期，到1990年，最晚到1995年，改革应该画上一个句号（所以有“三五八”改革规划）。但三十年过去了，中国仍然处在改革的过程中，我们仍然不知道改革将终于何时。第二，我们没有预料到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如此之快，改革的成就如此之大。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到2000年国民收入翻两番的目标，不少人抱有怀疑态度，甚至觉得有些冒进。但事实证明，中国经济的发展比邓小平预期的还要快。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的人均GDP每十年不到就翻一番，到2007年，已接近2500美元。中国的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名从1978年的第13位上升到2007年的世界第4位。中国进出口占世界贸易的比重从1978年的第23位上升到2007年的第3位。当初，我们也不可能预料到三十年后，人民币汇率会成为国际经济问题；我们更想不到，到2007年的时候，世界市值最大的十大上市公司有五家是中国公司。[本文写于2008年]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教授讲：“过去二十五年到三十年里中国发生的事情不仅非常重要，而且出人预料，无论如何对我是这样。如果当初有人告诉我们如此大的经济转变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发生，我是不会相信的。但它确实发生了。”
在我看来，中国改革路程如此漫长，改革成就如此之大，都来自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中国在三十年的时间里，走了一条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道路。当初，我们不仅没有认识到建立市场经济是如此艰难，更没有认识到市场经济创造财富的威力是如此之大！
要理解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改革及其成就，我认为以下四点最为关键。
第一，从基于职位的权利转向基于财产的权利。
计划经济的产权是建立在职位基础上的权利（position-based rights），市场经济的产权是建立在财产基础上的权利（proper ty-based rights）。这是我们理解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轨的一个重要线索。
计划经济下个人拥有的权利依赖于其在政府系统中的职位，个人对于社会资源配置的控制和享受是由个人的“官位”和“身份”决定的，职位越高，控制权越大，享受也越多。在这样的体制下，人们要获得对财富的支配权和使用权，首先要获得职位。
怎么获得职位，获得什么样的职位，不是依赖个人为社会创造了多少财富，而是依赖于更多其他的原因（如社会关系），依赖于某种泛政治化的过程，泛官僚化的过程。因此，谋求职位和追求幸福的过程并不表现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过程，而更多地表现为财富再分配的过程、权力寻租的过程。大量的社会资源和个人才能被用于相互斗争，用于内耗，所带来的常常是对财富的破坏和毁灭，而不是财富的增加。
在市场经济下，个人的权利是由个人拥有的财产界定和保证的，而不是由官位界定和保证的。在个人产权得到有效保护的情况下，一个人要获得财富，首先要为他人创造价值；个人追求幸福的过程表现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过程。市场竞争意味着，一个人只有比他人能更有效地使用社会资源，如用同样的资源创造更大的市场价值，或者使用更少的资源创造同样的市场价值，才能持续生存。市场竞争和人们对财富的追求推动了专业化分工和技术进步，从而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和国民财富的增加。
毋庸讳言，我们的经济仍然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社会中现存的诸多问题恰恰是转轨所致。而转轨过程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两种权利的并存。建立在职位基础上的权利和建立在财产基础上的权利形成了醒目的冲突。只有彻底完成从基于职位的权利制度向基于财产的权利制度的转变，我们才能够消除腐败现象，才能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双赢，才能最大限度发挥中国人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真正提高财富的使用效率。
第二，配置资源的信号系统实现了本质性的转变。
众所周知，社会资源是有限的。应该把有限的资源用于什么目的？依赖的标准是什么？有限的资源怎么能够创造最大的价值？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解决这样的问题并没有一个清晰的信号，主要依赖于计划经济的操纵者心目中想象的资源使用模型。改革开放之后，我们的市场经济生活中引入了一个重要的信号，这就是价格。价格变成我们资源配置的一个主体手段，企业家在市场自由价格的信号引导下，完成他们的企业经营决策，为消费者提供丰富的产品，增加整个社会的财富总量。
回想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轻工产品严重稀缺，不能满足老百姓的消费需求。因为计划经济操纵者固执地认为一个国家强大的基础是重工业，大量资源投向重工业，造成日常消费品的稀缺。感谢价格放开政策，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市场，有了自由竞争的价格体系，并进而形成了一个又一个辉煌的自由竞争企业。
第三，决策主体由政府官员转向企业家。
任何一种资源配置都是由人来做的，一个企业、一个政府，本身不会做任何决策，它只是一个组织形态，真正具有决策能力的一定是人。计划经济下的决策者是政府官员。市场经济下的决策者是企业家。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决策者由政府官员主导转向企业家主导，这是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重要变化之一。现在看来，企业家决策是最具有市场理性的决策，因为他的决策动机，是基于市场的利润，是理性计算的投入产出比。但政府官员对市场的决策并非如此，政府官员的决策不计算成本，没有真正的价格信号，政府官员为了证明自己的决策正确，会在经济价值、市场价值之外拉入“政治价值”“社会价值”，而这样的价值考量，并无客观的标准。
我们深知中国企业家的不易。企业家的生活就是每天面对不确定性。企业家还必须不断创新，任何一个技术一旦循规蹈矩就不会再有利润可言，所以企业家只有不断创造新的方式，生产新的产品，才可能持续盈利。
在经济学的意义上，企业家应对不确定性、不断创新这两个问题，于中国企业家和西方企业家，就形式而言并没有明显差别。但如果细分中国企业家面对的不确定性，沿着市场的不确定性、政策的不确定性、制度的不确定性几个向度进行思考，或者我们把创新细分为技术的创新、商业的创新与体制的创新，我们和西方企业家的不同之处便相当醒目了。中国企业家总是忙于应对政策的不确定性，忙于制度创新，而西方企业家主要忙于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忙于技术的、商业的创新。
希望下一个三十年内，中国企业家的主要精力真正花在应对市场的不确定性，研究消费者的偏好，研究市场的变化，研究技术的变化，而不是继续忙于应付政府政策的不确定性。
第四，财政上地方分权竞争代替中央集权。
地区之间的竞争是推动中国改革最重要的力量之一。沿着这样的思路，我们看到，地区之间的竞争把全国的产权变成地区产权，每个地区就有自己独立的利益，从经济学意义上，地区产权拥有了自己的剩余索取。如此，地区之间竞争的态势如火如荼，哪个地区竞争能力卓越，区域经济就得到高速发展，地方官员因此得到更多的拥戴和提升。
这是一个有制度探索意义的经济学过程，由此导致一个结果，中国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开始大面积的民营化，它的逻辑是：地方分权导致了地区间竞争，地区间竞争导致了企业制度的民营化。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民营化的过程，地区经济就很难持续发展下去。
江苏经济和浙江经济的比较是最醒目的案例。一个时期内，江苏经济曾经是集体工业为主的地方经济，浙江是私人经济为主的地方经济，所幸江苏的一些企业20世纪90年代中期陆陆续续全部民营化，市场的自由规律和现代企业有效率的产权制度得到有效推行，如今江苏经济的发展正对浙江经济构成强有力的竞争。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我对中国目前上上下下蔓延的反市场倾向抱以深深的担忧。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取得的成就几乎都来自市场化的改革，我们存在的问题根本上源于市场化改革还不确定，政府拥有的权力还太大，企业家的作用还没有能够真正彻底地发挥出来。我们观察中国国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化会发现，恰恰是那些市场化程度越低的地区收入差距越大，而不是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收入差距越大。如果我们因噎废食，否定市场自由竞争的价值，那么，中国企业家面临的制度不确定性问题将会越来越严重，敢做生意的企业家将会越来越少，企业在市场中的地位将会越来越弱势。如此，反市场的倾向就是危险的。只有坚定不移推动市场化改革，将自由竞争推进到所有的经济领域，中国企业的发展才能赢得更大的驱动力，中国经济才会取得更大进展，并最终彻底解决大众关心的贫富差距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