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合作的范围越宽、越广，人类的进步就越快。为了合作，人类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制度，包括私有产权、法治、社会规范和道德。
人类为什么要政府？就是为了走出囚徒困境，更好地合作。但另一方面，政府存在之后，它很可能变成侵害自由、侵害人类安全、破坏合作的一种力量。
怎么约束政府？唯一有效的办法是把权力关在笼子里。这个笼子就是宪政和民主制度。
人类的所有进步都来自合作经济学研究什么？传统上讲，研究资源配置，研究市场均衡。我觉得这些定义可能都有一定的误导性。经济学真正研究的是什么？是理性人之间如何合作。
人类的所有进步都来自合作。两千多年前，荀子就写道：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为何牛马反倒为人所用？因为“人能群”，也就是能互助合作。像蚂蚁、蜜蜂之类的动物，即使有“分工”和“合作”，也只是出于本能，而不是出于理性。所以，动物几千年甚至几万年的生活方式没有什么变化，除了人类对它们进行的驯化。而人类的合作，主要是基于理性，是有目的的行动。今天的人和一万年前的人的生活方式不一样。一万年前人类过的是采集、狩猎的生活，而今天我们已进入信息时代。
可以说，人类的合作范围越宽、越广，人类的进步就越快，像我们今天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是在全球范围进行合作。今天用的几乎任何一个东西，都是全人类合作的结果，不是一个地区生产的，更不可能是单个人生产的。比如说，我们用的激光笔可能是中国制造的，但是它的技术可能来自美国；生产这个笔本身有好多个生产阶段，每个阶段都需要计算机的控制，而计算机的芯片是美国设计的，台湾生产的，其他零部件可能来自日本或韩国，所以它的价值链分布在全球。这就是我们人类之所以在过去的两百年取得这么大进步的原因。
人类的合作遇到两大困难。第一个困难就是经济学家讲的“囚徒困境”，或社会心理学家讲的“合作困境”，这也是基于人的自利本性而产生的问题。人类合作的另一个困难来自人类的无知。我们经常想办好事，想帮助别人，但结果可能并不好，甚至犯致命性的错误。好比父母非常爱儿女，但是好多儿女的悲剧恰恰是父母导致的，生活中这样的故事很多。为什么？因为人类对自己和生存环境的认知是非常有限的，有时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真正利益所在。这实际上是人类无知的表现。计划经济体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当初我们以为有一个中央的集权机构，可以知道每个人的需要和社会的资源禀赋，搞一个统一的生产和分配计划（所谓顶层设计），就能避免所谓的市场经济的弊端，让每个人都过得更好。现在看来这个想法非常幼稚，但是几十年前，我们就是那么幼稚。这并不是因为我们缺乏受过经济学教育的人，恰恰相反，当时世界上一些最好的经济学家都相信计划经济。20世纪30年代，芝加哥大学的著名经济学家兰格宣称他证明计划经济是可行的，之后他的理论受到很多人的认同，甚至连萨缪尔森这样伟大的经济学家也不敢怀疑计划经济在理论上的可行性。
无知和“囚徒困境”给我们人类的合作带来很多困难，甚至灾难。但人类也在实践中不断学习和进步，人类创造的很多制度安排，就是为了减少人类的无知，就是为了解决人类合作中面临的“囚徒困境”。
囚徒困境：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的矛盾下面，我用一个简单的博弈讲一下“囚徒困境”问题。
设想社会由两个人组成，甲和乙，每个人都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是尊重别人的权利、尊重别人的产权；另一个选择是不尊重别人的权利，比如从事偷窃活动。这样，社会就有四种可能的结果：如果两个人相互尊重产权，每个人得到2的收益；如果两个人都不尊重产权，互相偷来偷去，每个人都没有收益；如果甲尊重产权，乙不尊重产权，从事偷窃，这时候甲就吃亏了，得到–1的收益，乙得到3的收益；或者，如果甲偷窃，乙尊重产权，甲得到3，乙得到–1。容易看出，对每个个体来说，最好的结果是别人尊重产权而自己偷窃，其次是两个人都相互尊重产权，再其次是两人都偷窃，最糟糕的是你尊重别人的产权，别人不尊重你的产权。因此，对每个个人来说，无论别人尊重不尊重产权，自己最好不尊重产权。结果是，两个人都不尊重产权，都得到0。而事实上，如果他们两个人都尊重产权的话，每人可以得到2。这就是所谓的“囚徒困境”，或者叫作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个体理性意味着选择偷窃，集体理性意味着选择尊重产权。
集体理性和个体理性的冲突，也可以理解为事前理性和事后理性的不一致：事前看，每个人都有积极性许诺尊重产权，如果对方也做出同样的许诺的话；但到了事后，每个人都可能采取机会主义行为，没有积极性履行诺言，即使对方选择尊重产权。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解决事前理性和事后理性的矛盾，或者说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的矛盾。理性地思考，如果别人和自己是平等的，我们怎么可以通过偷窃别人使自己得到好处呢？只有每个人都尊重别人的产权，每个人才能得到自己的好处。由此产生了对制度的需求。如果一个制度能保证，对每个人来说，事前的理性选择也是事后理性的选择，我们就解决了囚徒困境问题。用博弈论的术语来说，制度是人们达成的一种“承诺”（commitment）。
康德曾经这样设想人类是如何创造制度以解决囚徒困境的：“一群有理性的生物为了保存自己而在一起要求普遍的法律，但是他们每个人又秘密地倾向于把自己除外；他们应该是这样的安排并建立他们的制度，以至于尽管他们自己私下的心愿是彼此相反的，却又如此之彼此相互防范这一点，从而在他们的公开行动中其结果又恰好正像他们并没有任何这类恶劣的心愿一样。”
社会合作需要游戏规则人类从生活的实际中认识到他们面临的合作困境，因此创造了解决这一困境的制度和方法，即“游戏规则”。当然，如同哈耶克所指出的，这些制度和方法并不是集中设计的，而是在漫长的历史中演化而来的。这些制度和方法可以被划分为好多类，我在这里讨论几种最重要的。
第一是私有财产制度。这是人类创造的克服囚徒困境的最重要的制度，大卫·休谟认为它是三大自然法则的第一法则。有了私有产权制度，产权得到有效保护，这个博弈就发生了变化。产权是一个自然权利，高于国家、高于政府，产权制度其实先于国家、先于政府而存在。我现在给大家举两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都是真实的例子。
在英国约克郡的海边有一个渔村，涨潮时有很多木头从其他地方漂到这里来，退潮以后木头就成了无主财产，当地的渔民怎么分配这些木头呢？这就是产权的界定问题。当地居民世世代代遵守的是这样的规则：谁最早跑到沙滩，给无主的木头做上标记，这个木头就归谁所有，后来的人就不能随便拿走了。这不是一个由国家施加的法律规则，但是所有村民都遵守这个规则。
在我的老家陕北吴堡县黄河边上的村庄，过去每年黄河发大水的时候，会有很多从上游漂流下来的煤块，当地人称为“河炭”，洪水过后这些河炭就搁浅在河滩上，村民们争先恐后地去“捞河炭”，这是他们一个重要的生活来源。他们遵守的规则与约克郡渔民完全一样：谁先去在无主的河炭上放上一件自己的东西，如草帽、衣服、扁担、麻袋之类的物品，河炭就归谁所有，其他人就不再争夺。为了占有河炭，最后有的人把内裤都脱掉了，也不觉得害羞。
这两个地方相隔万里，一个在英格兰的海岸，一个在中国西北的黄河边，两个村子之间肯定不曾有过交流，但他们的游戏规则完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