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家者流，似乎脱不了迷信的色彩。然而此派是出于古代司天之官的。所以《汉志》说“敬授民时”是其所长。古代《明堂月令》之书，规定一年行政的顺序和禁忌，和国计民生很有关系，不能因其理论牵涉迷信，就一笔抹杀的。诸子中的阴阳家和数术略诸家关系极密。数术略诸家，似亦不离迷信。然《汉志》说形法家的内容，是“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犹律有长短，而各征于声，非有鬼神，数自然也”。其思想，可谓近乎唯物论。设使此派而兴盛，中国的物质之学，必且渐次昌明。惜乎其应声很少，这一派思想就渐渐的销沉了。
古代的学问，都是所谓专门之学。凡专门之学，对于某一方面必然研究得很深。对于别一方面，即不免有轻视或忽略之弊。此由当时各种学问初兴，传播未广之故。只有杂家，《汉志》称其“兼名、法，合儒、墨”，却颇近于后世的通学。
诸家的学问，都出于官守。只有小说家，《汉志》称为“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所造”，似乎是民间流传之说。今其书已尽亡。惟据《太平御览》引《风俗通》，则“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之说，实出于小说家中的《百家》。则其性质，亦可想见了。
春秋战国的政制改革
春秋战国时代，政治制度亦有很大的变迁。古代说天子是感天而生的，迷信的色彩很重。到春秋战国时，儒家就有立君所以为民、民贵君轻诸说。怕旧说的势力一时不能打倒，则又创“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等说，以与之调和。实在替平民革命大张其目。使汉以后起平民而为天子的，得一个理论上的根据。而亦替现代的共和政体，种了一种远因。
因世运的渐趋统一，而郡县的制度，渐次萌芽。古代的郡县，是不相统属的。大约在腹里繁华之地的，则称为县；在边远之地的，则称为郡。所以郡，大概是辖境广，而且有兵备的。后来因图控制的方便，就以郡统县了。从春秋以来，小国被灭的，大都成为大国的一县。乡大夫采地发达的，亦成为县。古代官制，内诸侯与外诸侯，在爵禄两点，全然相同；所异的，只是一世袭，一不世袭。改封建为郡县，其初不过是将外诸侯改为内诸侯而已。所以能将外诸侯改为内诸侯，则因交通便利；各地方的风气，渐次相同；一个中央政府，可以指挥统率之故。所以封建郡县的递嬗，纯是世运的变迁，并非可以强为的。
内官则今文家说：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三公之职，为司马、司徒、司空。九卿以下都无说。古文家则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少师、少傅、少保为三孤，皆坐而论道，无职事。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为六卿，分管全国的政事。其地方区画，则《周礼》以五家为比，比有长。五比为闾，闾有胥。四闾为族，族有师。五族为党，党有正。五党为州，州有长。五州为乡，乡有大夫。其编制以五起数，和军制相应。《尚书大传》说：“古八家而为邻，三邻而为朋，三朋而为里，五里而为邑，十邑而为都，十都而为师，州十有二师。”其编制以八起数，和井田之制相合。大约前者是行于乡，而后者是行于野的。参看兵制自明。
古代的兵制：今古文说都以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惟今文说以师为一军，天子六师，方伯二师，诸侯一师。古文家则以五师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其出赋：则今文家谓十井出兵车一乘。公侯封方百里，凡千乘。伯四百九十乘。子男二百五十乘。古文家据《司马法》，而《司马法》又有两说：一说以井十为通，通为匹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为成，成十为终，终十为同，递加十倍。又一说，以四井为邑，四邑为邱，有戎马一匹，牛三头，四邱为甸，有戎马四匹，兵车一乘，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一同百里，提封万井，除山川、沈斥、城郭、邑居、园囿、术路，定出赋的六千四百井，有戎马四百匹，兵车百乘。这是乡大夫采地大的。诸侯大的一封，三百六十里；天子畿方千里，亦递加十倍。古文之说，兵数远较今文之说为多，大约其出较晚。然六军之数，还不过七万五千人。到战国时，则坑降、斩级，动至数万，甚且至数十万，固然也有虚数，然战争规模之大，远过春秋以前，则必是事实，不能否认的。这骤增的兵数，果何自而来？原来古代的人民，并不是通国皆兵的。所以齐有士乡和工商之乡；而楚国的兵制，也说“荆尸而举，商农工贾，不败其业”。正式的军队，只是国都附近的人。其余的人，虽非不能当兵，不过保卫本地方，如后世的乡兵而止。战国时代，大约此等人都加入正式军队之中，所以其数骤增了。战争固然残酷，然而这却是我国真正实行举国皆兵的时代。
古代阶级森严，大夫以上，都是世官。《王制》说：命乡论秀士，升诸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诸学，曰俊士。既升于学，则称造士。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而升诸司马，曰进士。司马辨别其才能之所长，以告于王而授之官。周官则六乡六遂之官，都有教民以德行道艺之责。三年大比则兴其贤者，能者于王。此即所谓“乡举里选”。乡人的进用，大概不是没有的事；然其用之，不过至士而止。立贤无方之事，实际是很少的。到战国时代，贵族阶级，日益腐败。竞争剧烈，需才孔亟。而其时学术发达，民间有才能的人亦日多。封建制度既破，士之无以为生，从事于游谈的亦日众。于是名公卿争以养士为务，而士亦多有于立谈之间取卿相的，遂开汉初布衣将相之局。
我国的有成文法，亦由来颇早。其见于古书的，如夏之《禹刑》，商之《汤刑》，周之《九刑》都是。西周以前，刑法率取秘密主义。至春秋时，则郑铸《刑书》，晋作《刑鼎》，渐开公布刑法之端了。战国时，李悝为魏文侯相，撰次诸国法，为《法经》六篇。商君取之以相秦。汉朝亦沿用它。从此以后，我国的法律，就连绵不断了。
上古的社会
从上古以至春秋战国，社会组织的变迁尤其巨大。孔子所说的大同时代，大约是极其平等、毫无阶级的。至各部落相遇，而有战争，于是生出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阶级。其最显著的，就是国人和野人的区别。古代有许多权利，如询国危、询国迁、询立君等，都是国人享的。而厉王监谤，道路以目，出来反抗的，也是国人。至于野人，则“逝将去汝，适彼乐土”，不过有仁政则歌功颂德，遇虐政则散之四方而已。观此，便知其一为征服之族，一为被征服之族。古代的田制，是国以内行畦田之制，国以外行井田之制的。可见国在山险之地。而兵亦都在国都附近。此可想见隆古之时，国人征服野人，就山险之处择要屯驻，而使被征服之族居于四面平夷之地，从事耕农。这是最早发生的一个阶级。
岁月渐深，武力把持的局面渐成过去，政治的势力渐渐抬头，而阶级的关系一变。原来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虽有阶级，而同一征服者之中，亦仍有阶级。这是接近政权与否的关系。古代国人和野人的区别，大约如契丹时代的部族和汉人。同一征服者之中，执掌政权和不执掌政权者的关系，则如部族之民之于耶律、萧氏等。岁月渐深，政治上的贵族平民，区别日渐显著，从前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畛域，转觉渐次化除。这一因政权的扩大，而执掌政权的人，威力亦渐次增加。一则年深月久，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仇恨，日渐淡忘，而经济上平和的联系，日益密接。又人口增殖，国人必有移居于野的，而畛域渐化，野人亦必有移居于国的，居处既相接近，婚姻可以互通，久而久之，两者的区别就驯致不能认识了。这是阶级制度的一个转变。然而其关系，总还不及经济上的关系、力量来得更大。
古代各各独立的小社会，其经济都是自给自足的。此时的生产，都是为着消费而生产，不是为着交易而生产。此等社会，其事务的分配，必有极严密的组织。然而历时既久，交通日便，商业日兴，则社会的组织，亦就因之而改变。因为人总是想得利的，总是想以最小的劳费获得最大的报酬的。各个小社会，各各独立生产以供给自己的消费，这在获利的分量上言，原是不经济的事。所以从交易渐兴，人就自然觉得：有许多向来自造的东西，可以不造而求之于外；造得很少的东西，可以多造而用作交易的手段。至此，则此等小社会从前事务的分配，不复合理。若要坚持他，便足为这时代得到更大的利益的障碍。人总是想得利的，总是想以最少的劳费，得到最大的报酬的。于是旧时的组织，遂逐渐破坏于无形之中。于是人的劳动，非复为社会而劳动；其生活，亦不受社会的保障。而人是不能各各独立而生活的，“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离居不相待则穷。于是以交易为合作，而商业遂日益兴盛。然此等合作，系在各个人自谋私利之下，以利己之条件行之的。实际虽兼利他人，目的是只为自己。有可损人以自利之处，当然非所顾虑。而在此等不自觉的条件之下合作，人人所得的利益，当然不会一致的。而人是没有资本，不会劳动的，在分配的过程中，有资本的人，自然获得较有利的条件。于是商业资本日渐抬头。人既不能回到武力劫夺的世界，而总要维持一种和平的关系，则在此关系之下，能占有多量财富的，在社会上自然占有较大的势力。于是贵贱阶级之外，又生出一种贫富的阶级。而其实际的势力，且凌驾乎贵贱阶级之上。这是阶级制度的又一转变。
我们试看：古代的工业，都是国家设立专官，择人民所不能自造的器具，造之以供民用。商业则大者皆行于国外。其在国内，则不过“求垄断而登之”的贱丈夫，并不能谋大利。而到晚周时代，则有“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之谚。前此“市廛而不税，关讥而不征”。可见其对于商人，尽力招徕。至此，则必“凶荒札丧，市乃无征而作布”。便可见此时的工商事业，和前此大不相同了。
同时因在上者的日益淫侈，剥削人民益甚，于是有孟子所说“慢其经界”的“暴君污吏”。亦因人口增殖，耕地渐感不足，不得不将田间的水道陆道，填没开垦，这就是所谓开阡陌。于是井田制度破坏，而分地不均。古代作为公有的山泽，至此亦被私人所占。经营种树、畜牧、开矿、煮盐等业，而地权之不平均更甚。
地权不平均了，资本跋扈了。一方面，有旧贵族的暴虐；一方面，有新兴富者阶级的豪奢。贫民则“常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遂成为一悬而不决的社会问题。货币的发达，是大有助于商业资本，而亦是大有影响于社会经济的。于此亦得说其大略。我国最早用作交易中之物，大约是贝，次之则是皮。这是渔猎和畜牧时代所用。至农耕时代，则最贵重的是金属的耕具或刀，而布帛米谷等亦用为交易之具。后来用社会上所最贵的铜，依贝的形式铸造起来，而以一种农器之名名之，则为钱。至于珠、玉、金、银等，则因其为上流社会的人所贵重，间亦用以交易。大概是行于远处，用以与豪富的人交换的。《史记·平准书》说：“大公为周立圜法。黄金方寸而重一斤。钱圜函方，轻重以铢。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可见黄金、铜钱、布帛三者是社会上最通行的货币。然而别种东西，亦未尝不用。秦并天下，黄金的重量，改以镒计。铜钱的形式，仍同周朝，而改其重为半两。珠、玉、龟、贝、银、锡等，国家都不认为货币，然亦“随时而轻重无常”。三代以前，货币制度的转变，大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