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经济现代西方经济学名著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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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章 制度经济学(6)

再次是关于企业的看法。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企业是一种市场,“普通的市场交换与企业内的组织和资源分配没有本质上的不同”。诸如德姆塞茨这样的新制度经济学家也认为,企业和市场的唯一重要区别是工人在一定期间内进行生产,以及很难对个人为集团成果作出的贡献进行测量和计酬,因此,就必须对工人进行监督。在新古典经济学家看来,企业仅仅具有节约交易费用的目的和作用。而霍奇逊认为企业的功能不是简单地将交易费用减到最小,而且在于提供一种在一定程度上取代成本计算的制度框架,它在一个更长久的基础上创造了一些习惯和规则(如忠诚等),使企业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竞争中免受价格波动的干扰,因此,企业从某种程度上看,对投资者起到一种制度性的保障作用。

最后作者对全文进行综合性的总结,提出了一些政策性的含义。作者认为不应把个人嗜好和偏好视为外生的,经济学的研究不是刻板地分成几个独立的部分,因此,应注重过程和进化的方法,而不是静态和均衡的方法,并提出了多元化的经济制度目标和发展指导。

四、简要评述

作为制度主义学派的重要论著,本书强调制度不仅影响经济增长的结构,而且影响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以及人们追求的目标。因此,以制度为出发点对新古典的经济学方法论提出了批判。同时,强调经济学研究要坚持多元化的方法论,决不存在一种普遍的方法论,能研究经济学的各个方面。这些观点对于当代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具有重大启示意义。当然,本书的理论阐述也有一些缺陷。比如,作者并没有提出理论框架和中心概念。由于没有自己的理论框架,其批评更多借助于其他学者和其他学科的观点。再比如,作者试图采用折中的方法来研究经济问题(折中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研究方法),但这种努力并不成功,并没有形成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来对流行的几种方法论进行折中。

扩展性阅读文献

[1]李增刚.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几点思考[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4(3).

[2]杨虎涛.马克思经济学与普遍达尔文主义相矛盾吗?——兼评霍奇逊对马克思经济学“非演化”的判断[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8).

[3]Geoffrey.M Hodgson. The Approach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36(1),March1998,pp.166-92.

(作者: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陈志勇)

青木昌彦

比较制度分析

Towards a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①

①[日]青木昌彦(Masahi ko Aoki)著周黎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6年版

一、作者简介

青木昌彦(Masahi ko Aoki,1938— )是日本经济学家。曾就读东京大学、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后在哈佛大学、日本京都大学、斯坦福大学等任教。主要研究领域是比较制度分析、公司治理结构和日本经济。近年来特别注重在信息技术和市场全球化背景下,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的比较。作为新比较经济学中重大的方法创新,以青木昌彦为代表的“比较制度分析(CIA)”学派采用众多新理论,包括组织理论、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委托—代理理论等,对制度问题展开了深入分析。同时,在公司治理理论方面也贡献卓越,如著名的“内部人控制”概念,最早就是由他提出的。

主要著作包括《企业合作博弈理论》(1984)、《日本的经济制度分析——信息激励谈判》(1988)、《经济制度的发展与多元性》(1995)、《比较制度分析》(2001)、《市场的作用国家的作用》(2002)。

二、本书精要

青木昌彦运用现代博弈理论,构建了一个理解经济制度相关问题的分析框架。该书讨论的范围较广,主要分析如下问题:制度是如何演化的,为什么制度的整体安排在各经济体间差异突出而变化多端,为什么有的制度没有随着技术进步、全球市场的整合以及人口变化等环境因素发生变化,而有的却发生了变化。

本书共分15章,由三部分组成。作为理论预备,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与博弈论相关的概念,并运用均衡制度模型分析了制度结构的一些基本要素,其中包括产权、社区规范、产权交易的治理机制、组织规范以及国家。以此为基础,第二部分侧重于建立制度分析的博弈论框架。与经济学流行的将制度视为外生的博弈规则的观点不同,青木昌彦将制度视为一种均衡结果,它内生于参与人策略互动的经济过程,通常表现为一种自我再生的约束或规则。个人在决策时拥有的信息及其分布对制度均衡的影响被特别强调。第三部分是对第二部分理论框架的具体运用。其中包括:不同信息系统特征下企业组织之间的制度互补性;关系型融资与不完备劳动力市场的互补性;硅谷模式的信息系统和治理结构特征;企业的各种制度类型与其相关环境的互补性;等等。

本书的一个突出贡献是论证了博弈模型中通常存在的多重均衡问题恰恰为制度的比较性和历史性分析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也就是说,均衡的多重性正说明了不同的制度环境和历史过程在选择特定均衡结果时的相关性和重要性。由此,一个本来被理论界视为困惑性的结果成了经济学的一个新兴领域——比较制度分析的起点和基础。另外,本书综合和发展了许多本来是分散的、零星的研究努力,汇集在统一的理论框架之下,并试图赋予新的意义和影响。

三、论著内容

1.元制度:基本类型介绍

第一部分是全书的理论基础,主要介绍与博弈论相关的概念,运用均衡制度模型分析了制度结构的一些基本要素——元制度。作者认为经济是一种复杂的制度安排,不仅复杂且因国家而异。全书旨在探究制度安排因时因地呈现多样性的原因及可能的收益,但是,从一开始就直接研究所有这些复杂的制度安排是不明智的,容易陷入迷宫甚至不能自拔。因此,作者首先研究那些被认为是基本制度的形态——元制度。元制度建构于简单的、带有思想实验性质的环境之中,以期反映产权规则、规范、自我实施合同、第三方合同实施、组织规范以及国家等基本制度的某些方面。在此之前,制度安排均被经济分析视为既定之物,被假定由超经济的领域决定,如法律、社会、生态、技术和政治,等等。然而,博弈论和其他分析工具的发展逐渐使得经济学家能够分析与这些事物相关的问题。如制度为什么会产生,以及他们是如何得以维系的?制度究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为什么制度安排彼此不同,且相应的经济绩效也各不相同?第一部分初步探讨了这些问题,说明相关域内元制度的运行方式及其自我实施的性质。对于每一个相关域的元制度,作者还提供了分析性的分类,并结合历史或当代的实例加以阐释。

第1章对相关域内元制度的运行方式及其自我实施的性质加以概述,从第2章开始,讨论了公共资源以及嵌入其中的社会交换域。从中推导出了习俗性产权规则和社区规范,它们作为这些域参与人策略互动的内生结果而出现。第3章分析了交易域,从中引出了在没有政府干预下治理和促进交易和市场的各种各样的自主性制度类型。第4章集中分析了组织域,界定了各种富有现实意义的组织和准组织结构,然后研究其相对的信息效率以及治理问题。第5章分析了组织场,其中不同的组织结构以及不同的人力资本类型(信息加工能力)共同演化成一定的组织规范,然后讨论如何利用来自组织多样性的收益。第6章转向政治域,探讨在政府作为博弈参与人的情况下,各种国家形态作为政治交换博弈的稳定结果出现的条件。作者在第1编所界定和讨论的制度被称为元制度,原因在于它们均是在单一域得出的,没有借助域之间的相互依存性,因此不可避免地表现为原始的形态。

2.制度分析的博弈论框架

在第1编作者讨论了各种原始域作为参与人策略互动的稳定结果而演化的各种元制度。就每一种元制度而言,不止有一种理想类型,而且拥有多种变化形式。但没有系统地探讨这些制度的特定形式,将不同域组织在一起,形成内在一致的系统的方式,更没有探讨经济的整体性制度安排是如何随时间演进的。因此,作者在第2编试图建立一个能够探究这些根本性制度问题的基本分析框架。

首先,作者提供了一个制度的博弈论诠释,使第1编中尝试性提出的博弈均衡观精确化。这种形式化的诠释区分了制度的双重性质:当制度由参与人的策略互动进行社会构建时,它们被理解为约束参与人决策的外在物。在均衡制度观的基础上,作者分析了制度如何相互共时和历时关联,如何通过连接不同域的制度组成一个整体以及政府政策和法令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并结合各个国家的实例说明其理论逻辑。

制度的博弈论观点因其分析的严谨性和清晰性为制度分析提供了一个精练的描述。但这种优点在分析制度演进的历时结构时却产生了一个困难问题。如果参与人事先知道所有可能的决策的完备集合并相应行事,或者借助各种机遇最终探测出所有的相关的可能性,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参与人迟早会找到最佳的整体制度安排。只有新技术和其他外生的环境将改变这种安排。虽然这种图景接近于经济学家所熟悉的关于世界的理想观,但它本质上是静态的机械观。实际上,在制度演进过程中,存在创新或者退化的可能性。因此,在本编的最后一章,作者尝试性地提出了一种观点——主观博弈论模型,认为参与人对博弈结构持一种主观和简化的观点,当他们遇上客观博弈的内部动态力量所内生的巨大外部冲击或困境时,他们将以一种互动和创新的方式修改其观点。因此,制度演进过程可以概括为“刻点均衡”,它兼有路径依赖与创新、稳定和间断双重特征。

总体来看,建立在第1编准备性的分类研究基础之上,第2编着重于建构关于制度的一般性分析框架,其中伴有阐释性的案例。主要目的在于提供一个分析经济整体制度安排的系统特征及其变迁的统一架构。第7章给出了关于制度的一个精确的博弈论定义,作者把制度视为共有信念的自我维持系统和均衡的概要表征,然后讨论了制度的作用。第8章系统地研究了跨域的博弈关联如何导致新制度形式产生以及(非帕累托有效的)制度安排的多重性,以揭示其中的深层逻辑。在第1编使用的重复博弈或进化博弈模型有助于对单个制度进行严格的分析,但涉及新奇性和创新性时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第9章放弃了参与人动机客观固定的假设,引入参与人用于主观的认识博弈结构的个体主观博弈模型概念,通过研究参与人在面对外部冲击或内在危机时如何相应地在认知上修改其主观博弈模型,作者试图描述制度变迁的一种可能的机制。第10章转向制度变迁的客观机制,并讨论了导致路径依赖现象的制度间的历时性关系。

3.制度多样性分析

在第2编,作者构建了一个一般性理论框架分析制度关联与变迁,其中结合历史和当代经济、发展中国家、转型经济和发达国家的事例加以阐述。在第3编中,作者主要运用这一理论框架集中讨论发达国家的组织域。理解这些国家公司治理结构衍生和维持的方式和原因,它们与邻近制度环境——如政治域和金融交易域——相互作用的方式及其对经济绩效的影响,还有全球市场一体化和信息技术革命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并试图探讨制度多样性是否会逐渐消失这一重大问题。

制度演进的基本原因是个体参与人的有限理性。在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备的约束下,制度以浓缩的形式为参与人提供了有用的信息。不论制度如何发挥信息传递作用,信息都不能以明确的方式完全透明和完全可传递。有些经济上有价值的信息并不都是成文的,使得一些制度得以出现,以更好地利用这类信息。这种情况不像经常被想当然地那样只出现在发展中经济,也存在于大多数发达的市场经济。这是制度多样性将继续演化的最重要的原因。

总体来看,在建立了一个分析制度间历时性和共时性关联的理论框架之后,第3编对当代经济中现实且更复杂的制度安排进行了比较制度分析。第11章根据组织结构的不同类型,将公司治理机制划分为几种相应的形态,然后讨论它们与其他域的制度可能存在的互补性。第12章给出了关于关系融资的新定义,论证在日益加深的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过程中,一些基于意会信息的关系融资类型仍将保持经济活力。第13章结合关系融资的经典例子——日本主银行制,考察了一种制度起源、兴盛和陷入危机的过程。第14章探讨了硅谷模式,分析在什么条件下和在何种意义上它构成了产品系统创新和公司治理方面的制度创新。第15章,结合已有分析,首先归纳整体性制度安排的几种重要模型,然后对全球范围内整体性制度安排在全球一体化加深和信息技术大发展的情况下仍然呈现多样性的原因提出一些猜测性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