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进一步，要扶持同族的人，叫他都不失掉固有的位置，就有所谓“兴灭国、继绝世”之法。《尚书大传》说：
古者诸侯始受封，则有采地：百里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诸侯以十五里。其后子孙虽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孙贤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谓兴灭国，继绝世。《路史·国名纪》四。
他们同族不但都有分地，而且一有分地，就是互相扶持，叫他永久弗失。当时的贵族社会，有如此“精密”、“广大”、“持久”的组织，平民社会，如何同他对抗呢？无怪“阶级制度”要持续至数千年之久了。
然则这种制度，到后来是怎样破坏掉的呢？这个仍出于“贵族团体自身的破裂”。古人论封建制度的说得好，做了皇帝，分封自己的弟兄子侄，出去做诸侯王。初封出去的时候，是亲的；隔了几代，就是路人了。怎不要互相猜忌？况且有国有家，原是利之所在，怎叫人不要互相争夺？况且初行分封制的时代，总是地广人稀；得了百里、七十里、五十里的地方。四面八方，凭着你去开辟，总不会和人家触接。到后世就不然了。你要开拓，就得要侵占人家的地方，怎不要互相冲突？互相冲突就总有灭亡的人。诸侯相互之间是如此，卿大夫相互之间也是如此，譬如晋国的六卿，互相吞并。所以古代的封建，是夺了异族的地方来分给自己的人。到了后世，便变做自己的“伯叔兄弟”，或者是“母党”、“妻党”的人，互相争夺。争夺之后，丧失产业的，便做了平民。少数的人所兼并的土地愈多，就丧失土地变做平民的人亦愈多。那么，古代的阶级社会就渐渐地崩坏而变为平民社会了。所以古代做官的人，都是所谓“世卿”，到后世却变做了“游士”。古代当兵的人，都是所谓“士”之一族，到后世却渐渐普及于全国的人，都是这一个道理。见后。
第二节 封建
古代社会的阶级制度，既然明白，就可以进而观古代的“封建制度”了。
用后世人的眼光看起来，封建的诸侯，和不世袭的命官，是大相径庭的。在古代的人看起来，却没有什么根本上的区别。为什么呢？外诸侯有分地的，内里的公卿大夫也是有分地的；其或治民，或不治民；或世袭，或不世袭；不过因所处的地位不同渐渐的生出区别来，根上的观念总是一样——就是把一定的土地，分给同宗族的人。——所以古人说起“官制”或“封建制度”来，总是把外诸侯和内里的公卿大夫连类并举。
《王制》：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天子之三公之田视公侯，天子之卿视伯，天子之大夫视子男，天子之元士视附庸。制农田百亩。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农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为差也。诸侯之下士，视上农夫，禄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禄，君十卿禄；次国之卿，三大夫禄，君十卿禄；小国之卿，倍大夫禄，君十卿禄。
《孟子·万章》下篇，载孟子答北宫錡的问，说：“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和《王制》“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异。又说“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则和《王制》似异实同。又《孟子》说：“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王制》说：“诸侯之下士视上农夫”，也小异。其余都同。又《春秋繁露》说：“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较《孟子》、《王制》为详。《孟子》记北宫錡的问，明说所问的是“周室之班爵禄”。《春秋繁露》也明说所说的是周制。至于《王制》，则《白虎通·爵篇》说：“爵有五等，以法五行也；或三等者，法三光也……质家者据天，故法三光；文家者据地，故法五行。含文嘉曰：殷爵三等，周爵五等，各有宜也。《王制》曰：王者之制禄爵，凡五等，谓公侯伯子男也。此据周制也。”更明说他是周制。《白虎通》又说：“殷爵三等，谓公侯伯也……合，子男从伯……或曰合从子……地有三等不变……令公居百里，侯居七十里……”又《王制正义》：“《礼纬含文嘉》曰：殷正尚白，白者兼正中，故三等。夏尚黑，亦从三等。”那么，五等之爵，是周所独有的。
至于古文家的说法，却和今文家不同。他们虽也说周爵五等，而说封土则大异。案《周官·大司徒》说：
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叁之一。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叁之一。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郑玄注《王制》说：
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春秋》变周之文，从殷之质，合伯子男以为一，则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异畿内谓之子。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犹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狭也。周公摄政，致大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礼，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后为公，及有功之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所因殷之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为百里焉。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国小，爵卑而国大者。惟天子畿内不增，以禄群臣，不主为治民。
郑氏此说，羌无证据，征诸古书，又实在没有这么一回事，《东塾读书记》卷七，有一条论此事甚核。所以就相信《周礼》的人，也不敢说他曾经实行。所以实在未敢赞同。
但是实际上，封地的大小，也并没有什么争辩头。为什么呢？无论“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五百里，四百里，三百里，二百里，百里”，总不过是一种制度。无论什么制度，行的时候，总不能没有差池；何况封建？初封的时候，就算是照定制的，到后来或扩充，或侵削，也总是事实上的问题。况且封建总不过是施之于一部分之地。一朝之兴，不过于实力所及之地灭掉旧国，封建自己的宗族；其余的地方，总是因循其旧的。那么，焉得有整齐划一的制度呢？
天子和诸侯的关系，经传上所说，咱们也且把他写在下面，但是这种制度，也未必完全实行。就行之也未必能久，这也是无待于言的。
第[一]是管辖上的关系。《王制》说：
千里之外设方伯：五国以为属，属有长；十国以为连，连有帅；三十国以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国以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帅，三百三十六长。八伯各以其属，属于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为左右，曰二伯。
天子使其大夫为三监，监于方伯之国，国三人。
《郑注》二伯，说“《春秋传》曰：自陕以东，周公主之，自陕以西，召公主之”。《公羊》隐五年传文。则郑氏虽以此为殷制，也以为周朝亦是如此。又武王灭商，使管叔、蔡叔、霍叔为三监，《王制》这所说的，也明是周制。郑氏以《王制》多为殷制，又或以为夏制，都以其和《周礼》不合，勉强立说的，不足为据。
第[二]是往来交际的关系。《王制》说：
诸侯之于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巡守：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祡，而望祀山川；觐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命市纳贾，以观民之所好恶，志淫好辟。命典礼，考时月正日，同律，礼乐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举者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庙有不顺者为不孝，不孝者君绌以爵；变礼易乐者为不从，不从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为畔，畔者君讨；有功德于民者，加地进律。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东巡守之礼。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南巡守之礼。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岳，如西巡守之礼。归假于祖祢，用特。
《王制》这一段，全根据于《尚书·尧典》伪古文分为《舜典》。和《白虎通·巡守篇》所引的《书大传》，想必是今文书说。
又《白虎通》：“因天道时有所生，岁有所成，三岁一闰，天道小备；五岁再闰，天道大备；故五年一巡守。三年，二伯出述职黜陟；一年物有所终始，岁有所成，方伯行国；时有所生，诸侯行邑。”《公羊》隐八年《何注》，也说“三年一使三公黜陟，五年亲自巡狩”。桓元年《注》，“故即位比年，使大夫小聘，二年使上卿大聘，四年又使大夫小聘，五年一朝”。则又与王制不同。这都是今文家说。
至古文家说，却又不同。案《周官·大行人》：
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谓之侯服，岁壹见，其贡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甸服，二岁壹见，其贡嫔服；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男服，三岁壹见，其贡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采服，四岁壹见，其贡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卫服，五岁壹见，其贡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谓之要服，六岁壹见，其贡货物；九州之外，谓之蕃国，世壹见，各以其所宝贵为挚。王之所以抚邦国诸侯者：岁徧存；三岁徧省；五岁徧省；七岁属象胥，谕言语，协辞命；九岁属瞽史，谕书名，听声音；十有一岁，达瑞节，同度量，成牢礼，同数器。修法则；十有二岁，王巡守殷国。
又《左传》昭十三年：
岁聘以志业；间朝以讲礼；再朝而会以示威；再会而盟，以显昭明。
许慎《五经异义》以今文说为虞夏制，《左传》所说为周礼；贾逵、服虔以《左传》所说为天子之法；崔氏以为朝霸主之法。郑玄则以为五年一小聘，比年一大聘，三年一朝，是晋文霸时所制。虞夏之制，诸侯岁朝；而虞五年一巡守，夏六年一巡守。《周礼》所说，是周制；《左传》所说，不知何代之礼。均见《王制正义》。又《王制疏》引《五经异义》：“《公羊》说：诸侯四时见天子及相聘，皆日朝……卒而相逢于路曰遇。古周礼说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觐，冬曰遇（案见《周官·大宗伯》），许慎……从《周官》说，郑驳之云……朝通名，如郑此言，《公羊》言其总号，《周官》指其别名。《异义》，天子聘诸侯，《公羊》说：天子无下聘义，《周官》说：间问以谕诸侯之志，许慎……从《周官》说，郑无驳，与许慎同也。”
又《孟子·告子篇》“天子适诸侯曰巡守，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梁惠王》篇：“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所守也。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无非事者。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夏谚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为诸侯度”。以为晏子之言。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养老尊贤，俊杰在位；则有庆，庆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芜，遗老失贤，掊克在位，则有让。一不朝则贬其爵；再不朝则削以地；三不朝则六师移之。”《白虎通·考黜篇》说：“诸侯所以考黜何？王者所以勉贤抑恶，重民之至也。《尚书》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下文胪列黜陟的办法，更为详细。怕和《王制》所载，同是一种空话，未必真能实行的。
第三节 官制
至于内爵，则是以公、卿、大夫，分为三等的。所以《白虎通》说：“公卿大夫何谓也？内爵称也。”又说：“内爵所以三等何？亦法三光也。所以不变质文何？内者为本，故不改内也。”这是说商朝内外爵皆三等；周朝改商朝的公一等，侯一等，伯子男一等，为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至于内爵则不改。这是天子之制至于诸侯，却是《王制》所说“上大夫卿，《白虎通》引少一个卿字，然而《白虎通》只说“诸侯所以无公爵者，下天子也”。没有说诸侯无卿爵，则其以上大夫为卿可知。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所以《白虎通》引这句话，又说明道：“此谓诸侯臣也。”
设官的数目，则是以三递乘的。《王制》说：“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昏义》同。《北堂书钞》卷五十引《五经异义》、《今尚书》夏侯、欧阳说亦同。又说明其故道：“凡百二十，在天为星辰，在地为山川。”《白虎通》说：“凡百二十官，下应二十子。”《御览》引《尚书大传》说：“古者三公，每一公，三卿佐之。每一卿，三大夫佐之。每一大夫，三元士佐之。”《白虎通》同。郑玄注《王制》说这是夏制，他是据着《明堂位》“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把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加起来，得百二十之数；抹掉二十，单说一百，合于古人“举成数”的例；所以如此说法。然而《明堂位》这篇书，本来不甚可信，前人疑之者甚多。郑注《明堂位》说：“周之六卿，其属各六十，则周三百六十官也；此云三百者，记时冬官亡矣。”已经穿凿得不成话。又说：“以夏殷推前后之差，有虞氏官宜六十，夏后氏官宜百二十，殷宜二百四十，不得如此记也。”可见他也有点疑心。案《春秋繁露》说：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之外，又有二百四十三下士，合为三百六十三，法天一岁之数。周官三百六十，恐不是像《周官》所说的。周六官，其属各六十，见天官小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