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本土化与全球化冲突融合的新趋势
当今世界经济与政治因素的冲突已经退到了文化冲突的背后，因此，各国的外交政策制定者和国际政治研究者都必须得思考一系列关于后殖民时期的战略问题，即冷战后的世界大趋势是冲突还是缓和？文明的冲突和经济政治的冲突孰重孰轻？是分裂还是整合？未来的主要动荡和冲突将发生在怎样的文化断裂线上？在这里，“冲突论”强调的是文化的差异和本土化，以及相互的矛盾、分歧与不可通约，而“融合论”强调的是文化的相容和全球化。本土化与全球化的问题，成为当前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
一般而言，许多非西方国家开始走上现代化道路时，确实对西方文明挑战的迎战模式的回应，出现了文化差异性缩小的情况。但随着实力的全面提高，其用于抵挡西方文明的压力，维护自己文化精神价值的主要方式是本土化，从此构成了自身文明本源的认同和文化回归的景观。因此，非西方文化面对强权的西方文化殖民主义，其策略往往是在面对挑战的同时，又学习西方文化。但是，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全球化呼声日益升高。那种认为现代化就是西化的文化霸权思想，接受市场经济的规则就是走向西方式民主和政治多元化的重要步骤的想法，已然遭到质疑。人们开始阐发亚洲文明的复兴问题，设想亚洲的价值观最终超越西方的价值观，以此抵制西方文化的侵蚀及影响。可以说，人类正在超越“地缘经济时代”而进入“地缘信息时代”，强调冲突论的亨廷顿，与强调融合论和全球化的其他理论家产生了相当深刻的裂痕，并爆发持续不断的论争。
如果我们从一个更广阔的角度来看，就会了解到近现代以来，国际关系一般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即“民族国家阶段”，其主体主要是民族国家，国家利益高于一切；随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进入“跨国关系阶段”，出现了超国家主体，构成国际关系的重要行为体，注重国际谐调和国家机制的互补互利；到了后冷战时期，进入了“全球化阶段”，民族国家的职能逐渐下降，而类似世界政府的国际机构逐步产生，国际机构决定各国一些重要的决策决议和战略。
今天，人们到处都在谈论“全球化”。何谓全球化呢？对此不妨稍加论列。
希利斯·米勒认为，整个世界在文化、政治和经济生活的许多领域一直都在“全球化”，20世纪90年代，这种大大加速的全球化过程有三个特征，即技术的全球化、经济（跨国公司）的全球化和新信息网络技术的全球化。全球化导致许多新的、跨国的、具有巨大潜力的社会组织和各种新的社会群体产生，并走向新的政治组合形式，即乔·卡茨所认为的“后政治”（postpolitics）的兴起和数控国家（digital nation）的诞生。在米勒看来，新的全球化文化中的文学，其文化社会功能越来越小。人们信奉大众传媒文化，蔑视那些仍然处于大众文化之外而想训诫他们的人。网上杂志的增加正在转换文学研究的出版合法性条件，为研究者提供了一种即刻性记忆，改变了过去的文学作品对学者和批评家的存在方式。伴随民族国家的衰落，独立的民族文学研究正逐渐被多语言的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所取代，全球化的“文化研究”迅速兴起。它成为女性主义、少数民族和在后殖民、后理论的（posttheoretical）时期一度被殖民化的“非西方”工具。文化、历史、语境、媒体、性别、阶级、种族、自我道德、多语言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全球化，变成了新历史主义、新范式主义、文化研究、通俗文化研究、大众传媒研究、女权主义研究以及后现代主义研究的关键词。
由此看来，全球化同本土化一样，的确是一种不容否定或忽略的现实存在。“全球化”和“本土化”是后冷战殖民时期两种相辅相成、相对立又相统一的重要现象和趋势。我们一方面要看到二者之间的差异，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二者的冲突和融合。本土化和全球化其实从来都是彼此依存的，而作为文明载体的民族自身发展是在冲突中融合而成的。同时，又在融合中产生新的冲突，并进而达到更新更高的融合。所以，从宏观和微观上说，“文明的冲突”和“文明的融合”具有普遍性，单独抽出任何一维作为未来世界图景来阐释其发展轨迹，无疑都有盲点。
需要注意的是，西方文明所拥有的文化强权在文化的“全球化”扩张中不知不觉地形成“文化霸权”话语，以及横向“文化扩张”的企图。同时，我们在注重“冲突论”之时，又不能过分地单一强调造成不同民族之间的灾难性战争甚至世界大战仅仅由于文明的因素，而非政治经济等综合因素。我们以为这两种看法都有失偏颇。“文化对话论”既非完全抹杀自身民族的特性，走向所谓“全球化”而形成新的单一文化；也非完全走向所谓“本土化”和冲突论，而将人类大同、人类世界的未来看成一种可怕的互相冲突、彼此殊死搏斗的世界末日图景。我们只能通过对话求同存异，借此，在本土化和全球化之间达到微妙的协调，在冲突论与融合论之间获得一种良性的互动。
亨廷顿无疑是强调“本土化”的，而本土化和全球化是一对矛盾，彼此纠缠，互相联系，需要认真清理。亨廷顿所否定的文化普世主义自然不会出现，而文化的自绝也仍然是一种过分的忧虑。我们强调的是不同民族文化的自强、自立和自觉。多种多元文化将通过对话的方式达到相互的深切理解，而在未来世界中感受到文明的光辉。
如果说，亨廷顿的理论为当代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提供了另一层面的理论参照，那么，我们在进行后殖民主义文化和文论研究时，必得面对这种网络状态的复杂文化现象，弄清楚它的前提、问题和今后的发展方向。同时，在研究这种跨国资本主义和文化领域的新现象时，必须深切地了解这一事实：文明冲突语境中的文化帝国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对当代文论研究有其深化作用，并有可能使我们摆脱一般狭隘的地区意识，以一种新的更大的跨国际语境来看当代西方和中国的文论问题。文化冲突理论，有可能使我们在后殖民主义研究中摆脱一种不正常的文化心理状态，而是真切地把握全球化与本土化张力结构中的当代中国文化身份的问题。我们应具有一种更正常的文化心态和更全面的文化方式去看待文化多元化，而尽可能地避免文化冲突。
无论是赛义德充满歧义的“东方主义”，还是霍米·巴巴和斯皮瓦克的具有解构或女权色彩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或者是亨廷顿引发论战的“文明冲突论”，都使人们超越认识到，当今世界是一个越来越多元、多极的世界。在后冷战时代，世界文化已经不可能仅仅存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民族文化的差异整合性将取代西化式的现代化的普遍文化理论。
在多元历史和多元权力的世界新格局下，在精英文化和大众传媒中，如何使“第三世界文化”不成为一种“后历史”，如何使东方文化不成为“博物馆文化”，如何使当代中国文学不成为跟着西方在“现代性陷阱”中徘徊的游戏文学，确实需要中国的思想者和作家、批评家深加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