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电视是20世纪人类的伟大发明之一。广播电视是科学技术的产物。
随着传播声音与影像信息的现代技术的诞生，人们发明了广播电视。广播电视出现之后，很快就以其巨大的传播声势，摧毁了印刷媒介作为大众媒介一统天下的格局，取得了印刷媒介所无可比拟的传播效应。
尼尔·波兹曼运用与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同样的句式断言“媒介即认识论”，意思是说，每一种媒介都有着各自不同的话语方式，为探索世界、认识事物提供新的视角与定位，“能够引导我们组织思想与总结生活经历，所以总是影响着我们的意识和不同的社会结构。它有时影响着我们对于真善美的看法，并且一直左右着我们理解真理和定义真理的方法”。广播电视的出现重新划分了大众传播的版图，以新的传播格局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生活形态与世界的文化景观。故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广播电视使得“政治、经济、教育、宗教和其他构成公共事务的领域都要改变其内容，并且用最适用于电视的表达方式去重新定义”。
自广播电视问世以来，伴随着人类诞生就开始的艺术传播同样需要重新定义。此前的各种艺术传播，比如原始岩画、口传文学、舞蹈、音乐、戏剧、戏曲、绘画、雕塑，也包括小说、电影，滋润着人类的生活，给予人类生命的元气，使之精神抖擞地自远古走到现代。由于广播电视巨大的传播声势与能量，艺术传播自此也搭上这班驶向大众传播新域的现代列车，艺术传播得到浩荡的信息播撒，扩大新的艺术传播格局，从此，作为一个学科灵馨儿的广播电视艺术学也就温馨面世了。
第一节 广播电视艺术学的研究对象与范畴
广播电视艺术被称为“电子缪斯”，它身上披挂着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最现代化的传播、制作手段的全副武装降临于世。广播电视本身是科学技术与诸种艺术的结晶。它博取广纳、采英撷华，承载古今中外，容纳宏观微观，荟萃文体百艺，和生活交融，与世界一体，电视万里，转瞬即至，信息之流永远不息，诸种节目不绝如缕。广播电视传播之广、速度之快、信息之新、容量之大、观众之多、影响之大，旷古未见。广播电视作为新兴媒介的崛起，丰富了艺术的表现元素，拓展了艺术领域。尤其是声画并茂的电视，更是将人类带到了一个近乎全息的艺术世界里。
从本质上来说，广播电视艺术是一种活动，一种实践的特殊形式。顾名思义，广播电视艺术学的研究对象当然就是广播电视艺术。“对于现象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性质。”广播电视艺术学就是研究广播电视传播领域中有关艺术传播这种具有特别性质的矛盾。应该说，广播电视传播的不仅是艺术内容，还有新闻资讯。因此，广播电视艺术学是广播电视学的一个分支，是专门研究广播电视艺术创作、传播现象、过程及其规律的一门学科。
广播电视艺术创作与传播现象纷纭复杂。就节目形态来说，根据类型的划分，有广播剧或电视剧、广播电视音乐、广播电视戏剧戏曲、广播电视综艺节目等的区分；根据传播单元的划分，有文艺节目、文艺栏目、文艺频道等区分；也可以根据播出形态进行划分，有直播类型的艺术节目、录播的艺术节目……不同于先前许多艺术类型的私人化创作，广播电视艺术作品往往是集体合作的结果。广播电视艺术如今已逐步呈现出工业化生产的趋势。因此，广播电视艺术学非常有必要将这种艺术生产的特殊现象与规律揭示出来。
广播电视是一种艺术的载体，同时也是大众传播的媒介。从而，广播电视艺术表现出强烈的传播学特征。从传播的规模、受众人数、接受方式等方面，我们可以看出这种艺术传播与传统艺术的流布有着巨大的量差与质差。这种变化首先表现在外延的巨大突破。昔日的艺术传播与接受往往是在一个小空间里进行，一个人静静品味小说，三五好友细细观摩一幅名家画作；当然也有广场式的戏剧表演与欣赏，其人数也不过巨万而已。然而一个广播电视艺术节目却可以吸纳亿万之众。假定有一台全球都能同时观看的广播电视艺术节目，地球人无不可以在同一时刻中进行一回“宏大叙事”。事实上，从技术层面来看，随着卫星转播技术的发展以及遍布全球的通讯网络的开通，“地球村”里的这种“宏大叙事”早已不是乌托邦的设想，每晚数以亿计的观众收看某一热播的电视剧或文艺节目，何尝不可以看做“宏大叙事”的一种预演呢？
其次就是内涵的变异。以往的艺术接受以个体与群体的亲身参与作为叙事范畴，而如今则往往变成一种虚拟互动。通过人机对话，观众以节目中的嘉宾或现场观众作为假想依托，进行一种替代性参与。在艺术的“娱乐中人们可以改换兴趣，并将常态的和连续的生活暂时打断一下”，获得一种非常态的心理愉悦和精神舒缓。
再者就是广播电视艺术使人类又回复到一个功利的时代。人们不仅能获得娱乐，而且还可以从中得到更多的物质和利益的刺激，从而失去了传统艺术传播与接受的非功利性，使这种仪式文化被抹上浓浓的商业和消费的色彩。
事实上，正是这几方面的变化使得广播电视艺术比此前任何一个时代的传统艺术具有更大的声势与娱乐效应。广播电视艺术学有责任、有义务对这种艺术传播的特点进行归纳总结。
作为一门学科，广播电视艺术学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和学科范畴，同时还需要有自己的经典性作品、代表性艺术家及理论批评家的理论论著。关于广播电视艺术史，我们已经初步论述，对于后者，我们将在研究历程中进行一些专门而具体的评介。
第二节 广播电视艺术学的研究历程
与其他学科的建设一样，广播电视艺术学的研究与深入，总是在探索中前进，在开拓中提高。在经历了从无到有、由浅入深、从自发到自觉、由“术”到“学”的艰难历程之后，终于在20世纪80～90年代，广播电视艺术学也就开始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诞生了。
一、自发的研究——草创期（1949～1979）
理论的升华和飞跃依托于实践的丰富和创造。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权接受的是国民党政权留下的广播电台烂摊子。人民广播的发射功率小，人员、设备、资金等都处于非常困难的状态。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政治广播、新闻广播占据极其重要的位置。文艺广播仍处在附属的、辅助性的地位。理论研究很长一段时期没有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从1949年到1966年，前后17年间，我国广播电视界以务实为主，大家埋头制作节目，几乎没有专门从事广播电视艺术理论研究的学术机构和专业理论人才。1954年，温济泽率我国中央广播事业局代表团访问苏联，主要是学习苏联的广播工作实际经验，回国后出版了《苏联广播经验》一书，纯属经验层面的实用操作“术”。
1957年的反右派，1959年的反右倾，再加上“文革”的十年浩劫，学术界噤若寒蝉，动辄得咎，广播电视艺术理论的研究停滞不前，几乎没有理论建树。当时影响最大的广播电视刊物是《广播业务》，从1955年创刊到1964年停刊，共出版85期，发稿1456篇。但这些文章基本上属于经验性、操作性、描述性的文章，只属“术”的范畴，尚未达到“学”的理论品格和学术水准。
如当时出版的《广播收音手册》（1950）、《彩色电视》（1970）、《大屏幕电视》（1978）以及台湾出版的译著《电视写作》等书籍，均属于实践应用层面的操作性、经验性著作，没有形成具有规律性的理论成果。
在研究方式和运作上，基本上是自发式的、散兵游勇式的，没有形成像样的理论队伍和专门化的理论研究机构。在高等院校中设立广播电视艺术专业者仅有北京广播学院（今中国传媒大学）一家，教材建设和理论建设都非常薄弱。长达数十年的草创期是个起步阶段，属于有“术”无“学”的酝酿、铺垫期。
二、自觉的研究——发展期（1980～1990）
20世纪80年代是改革开放、思想解放、意气风发、“文化热”风靡全国的时期，也是中国广播电视艺术学的研究由起步进入发展的大好时期。从1980年至1990年，整整十年，中国广播电视艺术理论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决定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提出了改革、开放、搞活的战略方针，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到来，召唤我国的广播电视工作者进一步解放思想，正确认识广播电视的性质和任务，充分发挥广播电视的巨大优势和潜能。1980年10月召开的第十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广播电视工作取得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确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广播电视的基本任务和奋斗目标，制定了“坚持自己走路，发挥广播电视的长处，更好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的工作方针。
1982年5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做出决定，撤销中央广播事业局，成立广播电视部。接着，1983年春召开了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会议做出了四级办广播电视的重要决策，提出了“扬独家优势，汇天下之精华”的要求。中共中央批转了这次会议的报告，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全国广播电视事业的改革和发展。
第十、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为我国广播电视艺术的理论建设指明了方向。广播电视艺术理论研究出现了从封闭式向开放式、从自发式向自觉式的转变。
（一）出现专门的电视理论刊物与学术机构
1979年末创办的《北京广播学院学报》和1981年创办的《新闻广播电视研究》，是我国在广播电视学科建设的理论阵地，它们刊载的大批论文对广播电视新闻和广播电视文艺等方面做了较有深度的探讨，总结并升华了广播电视艺术的一些规律性的学问，走出了以往纯经验性描述和纯业务操作的研究领域，进入了理论性、学术性研究的新阶段。继之，《中国广播》、《电视研究》、《中国广播影视》、《电视文艺》、《中外电视》、《当代电视》、《大众电视》、《上海电视》、《中国广播电视》等刊物陆续问世，它们虽不是纯理论性的学术刊物，但每期都刊登一些评论和理论探讨文章。这些理论刊物或半理论性刊物的创立，为广播电视艺术理论的研究开辟了园地。
1980年8月成立的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2年10月成立的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5年3月成立的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5年5月成立的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今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等，“每年问世的广播电视专业图书不但有几十种之多，而且门类日趋齐全，几乎涉及广播电视学及其分支学科，以及相关、邻近的众多学科的领域。如广播电视学、广播电视管理学、广播电视经济学、广播电视受众学、广播电视美学、广播电视编辑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播电视文艺学、广播电视广告学、广播电视播音学、广播电视语言学、广播电视技术学以及中外广播电视史等均有专著、文集以及翻译作品问世。”可见，我国广播电视专业出版社的创立和壮大，为中国广播电视艺术学等理论书籍的出版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1981年，我国成立“中国电视剧艺术委员会”，当时属文化部领导，主任金山，副主任赵寻、司徒慧敏、李连庆。1982年5月划归广播电视部领导，负责我国电视剧的题材规划、生产管理；组织评选年度的电视文艺“星光奖”和电视剧“飞天奖”；组织电视艺术的研讨、交流；抓好《中国电视》的编辑、出版、发行工作。
1985年4月，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在北京成立，主要任务是促进和活跃电视艺术创作，开展中外电视艺术的学术交流，进行理论、学术研讨工作的评论、评选和颁奖活动，致力于发展和繁荣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电视艺术事业。每年举办一届戏曲电视剧评奖活动，每两年举办一届少数民族电视剧“骏马奖”的评奖活动，21世纪初，又举办“金鹰奖”电视节活动。协会的机关刊物为《大众电视》和《当代电视》。
继之，全国性的广播电视学术团体——中国广播电视学会，于1986年10月在北京成立。截至1999年，下设电视学研究会、广播音乐研委会、广播文艺研委会、电视音乐研委会等42个专业委员会，在组织广播电视艺术的评奖活动，开展国内外有关学术团体的学术交流与合作，编辑出版学术期刊《中国广播电视学刊》，组织多届全国广播电视优秀学术著作、论文评选等方面，作出了较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