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广播电视毕竟不是一种纯粹的乌托邦，广播电视叙事毕竟不是要把它们的受众带往纯粹的乌有之乡。在当今人类社会的信息网络中，广播电视作为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节点，在与人类社会生活的其他节点之间建立了各种复杂而现实的链接关系：“电视必须跟人们的实际生活相联系，包括现实生活和想象中的生活；如果在电视中看不到我们自己的生活、愿望及梦想，那么电视对我们来说就毫无意义可言。”惟其如此，广播电视叙事才表现出一种对于社会现实既趋近又疏远的矛盾关系，其中既有满足人们在想象中重构世界的冲动，又不免隐含着某种现实的权利关系。就像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曾经分析过的各种体育运动与社会各个阶层、阶级之间的联系。例如，工人阶级喜欢拳击或者举重，富裕阶层喜欢滑雪、骑术或者登山、高尔夫球。这与他们的社会生活条件相互呼应。而在当今世界各国的广播电视叙事当中，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模糊甚至消解了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界限，不同阶层的人们的欲望与快感都可以在广播电视叙事的视听空间中得到释放；另一方面，广播电视叙事又明白无误地揭示出不同阶层的人们的性情和趣味，特别是数量巨大的大众趣味和爱好。
如果说广播电视叙事能够称为一门艺术的话，那么，广播电视叙事艺术绝非传统意义上的精英艺术，而是以大众趣味和大众想象为基础的通俗艺术。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本雅明认为，精英文化的叙事乃是建立在膜拜价值和礼仪功能之上，是在精英文化的立场上对于文化贵族性的守护，它创造了一个与社会生活相离异的世界；而“随着艺术的世俗化，真实性便取代了膜拜价值”。
追求世俗之真（大众想象中真实的感觉与体验），也就成为广播电视叙事艺术的通行条律。正如肥皂剧所追求的世俗之真主要就是满足家庭主妇们的想象，迪士尼的卡通也主要是需要满足孩子们的想象。
当然，作为大众文化叙事的广播电视毕竟后来居上，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文化霸权。正如麦克卢汉所言：“电视是一种整合性的媒介，它迫使长久分离和分散的经验成分之间产生相互的作用。”“电视屏幕把能量倾泻在你的身上，使你的眼睛瘫痪。不是你看着它，而是它看着你。”电视发展到今天，确实在满足大众趣味与大众想象的基础上积极地借鉴了各种文化的精华，并且经电视从业者主动地吸收与扬弃，使之转化成为自己的文化；以至于当今的电视，仿佛能够跨越雅俗、融汇古今，从而在所难免地模糊了人们对于电视作为大众文化叙事的基本品格的认识。
四
如何才能有效地发展和繁荣中国电视文化？究竟应该选择怎样的文化立场？这是关心中国电视未来的人们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诚然，在叙事学的视野中，广播电视也是可以用来“讲故事”的，正如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在讲述那些古老而又常新的故事中认识自我、理解自然与历史，进而形成文明的传承。广播电视业已成为当代人“讲故事”的最为普遍和最具有影响力的一种形式。然而，本质上，广播电视文化叙事既与传统叙事有着一脉相承的一面，又有自身特定的方式与途径。
那么，怎样认识广播电视文化叙事的特殊性，进而把握当代中国电视的未来走向呢？应该说，作为大众文化叙事的中国广播电视，首先是一种当代的大众文化传播与文化消费现象。而这种建立在消费化浪潮之上的大众文化传播构成了我们理解当下中国广播电视叙事一个特定的文化语境。也就是说，只有联系这样的文化语境，才有可能准确地把握当代中国广播电视叙事的策略性走向。
具体说来，当前中国广播电视的文化叙事大致体现出以下两个方面的发展趋向：
一方面是电视叙事的审美化，或者说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娱乐化趋向。正因为电视已成为人们所不可或缺的感性娱乐的对象，所以，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一切感性欲望似乎都可以在电视的叙事中得以呈现。而且，在广播电视叙事当中，日常性和神圣化、公共领域和个人空间是这样奇妙地交织在一起，相反而相成。它离人们的生活是那样的切近，却又是那样的遥远。它在满足人们的一切感性需要的同时，也越来越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甚至塑造着人们的生活理想。正如波德里亚所描述的，如今电视媒介已成为一种奇妙无比的工具，使现实（thereal）与真实（thetrue）以及所有的历史或政治之真（truth）全都失去了稳定性。于是，可以说，在当今的广播电视叙事当中，仿佛一切都被娱乐化了。
广播电视叙事的审美化或娱乐化，既是一种大众文化的特性使然，又是适应世俗的感性心理需求的结果。既然人们沉迷于广播电视，仿佛失去了它们，人们的生活便难以为继，那么，娱乐搞笑似乎也就成为电视唯一的存在理由。
这种情形不只是因为人们渴求外在的信息与交流，而且更主要的还是出于对自我情感的依恋，以至于那些孤独的人往往对广播或电视产生一种依赖性。所以，从消极的意义上来看，广播电视对于大众的操纵甚至到了颠倒真伪、摧毁意义的境地；或者说，人们渴求在话筒前或镜头前作秀、表演与戏仿，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如今，作秀与戏仿充斥于各类广播电视栏目，以至于成为一种时尚，也正印证了这一点。
另一方面则是广播电视叙事的人本化。作为一种最具影响力的大众传播媒介，广播电视叙事从根本上延伸了人的本能，超越了传统的人际化传播而实现了更大范围内人们同步性的共时空体验。广播电视叙事依托人类文化的积累，多方位、多渠道综合利用各种人类文化成果，实现了整体性、鲜活性、全方位性的文化传播。由此，广播电视成为当代最具影响力的一种叙事文化形式，甚至可以说已经成为一种人的日常化状态的传播方式。不仅纪实性的广播电视节目以其声画一体的同步记录传播，在人类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了人本化的回归，真人、真事、真情、真景，显示出具有生命力的同质性；即使是那些更多的虚构性广播电视叙事，也以其声画同步的视听语言，使人物活动、环境氛围、语言声响等生活现场的信息得以逼真呈现。从而，以人为中心，以满足人们的信息交往及感性娱乐为旨趣，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应该成为广播电视文化叙事的理想的价值追求。
应该说，广播电视叙事的审美化或娱乐化与人本化是可以并行而不悖、相反而相成的。固然，作为当代大众叙事文化的电视是都市工业社会或大众消费社会的特殊产物，电视节目是大众消费社会中通过大众传媒所承载、传递的文化产品，而且是一种人工合成的、经过加工的文化产品。电视叙事所面对的大众，并不是一个整体，不是充满智慧的“理性的群体”，而是一个相对松散的感性群体。如果说，与“大众”相对应的是“精英”，那么，广播电视叙事主要不是为了满足精英的需要，而是满足大众的欲望，所以，其明显特征是主要为大众消费而制造，以标准化和模拟个性为特色。从而，满足大众文化消费需求的电视叙事往往一方面回避现实生活的复杂和严酷，另一方面却又大肆渲染“娱乐”和“消费”：它们所培育的，是演艺明星、流行时尚、都市恋情、“小资”格调，等等。但是，大众文化又往往是包含在社会主流文化之内的，因而往往最能体现主流意识形态中的人性价值。它在社会体制内与公众舆论、价值观念、社会时尚和生活方式等大致趋同、基本适应，同时又是一种与传统文化核心内容有直接传承关系的文化形态。
诚如一些批评者所指出的，虽然大众文化有着诸如地域性、通俗性、消费性、娱乐性、商业性、产业性、类像化等种种特征，同时，却也有着对于主流文化一统天下的消解之功。所以，一方面，作为大众文化的广播电视叙事在对人们审美情趣的感性化呈现中表现出明显的包装、表演与戏拟，甚至往往通过精美的包装向大众提供一个虚幻美好的世界；另一方面，它又能在其形形色色的娱乐化的节目样式中呈现出某种性情之真与流行之美。或者说，广播电视叙事往往是在大众文化的大背景下，展现出人们的审美情趣的多样化与流行化的追求。在这个意义上，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叙事正为当代人提供了一个更为室内化的生活空间，向他们展现了一幅既喧嚣又孤独的生活图景，既为他们提供各种各样的消费方式以及多样化的生活选择，又使得人们沉浸在那个狭小的窗口之内。
综上所述，在当下的中国，随着广播电视业的兴盛和发达，一个以视听传播为主的文化时代已经来临。尤其是电视叙事中的视觉图像似乎越来越成为人们的精神图腾。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指出：“目前居统治地位的是视觉观念。
声音和景象，尤其是后者组织了美学，统率了观众。在一个大众社会里，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对于发展中的中国广播电视来说，唯有在一种不可避免的审美化的趋势下，坚持广播电视文化叙事的人本化立场，才有可能避免成为单一的政治意识形态的“传声筒”，或者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避免走上一味媚俗的歧途。
第二节 广播电视的叙事话语
一、叙事话语的意义
人类的任何叙事活动都离不开话语。话语并非仅仅是一般人所谓的语言。
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曾将作为语言学研究对象的语言区分为“语言”和“言语”两个方面。他认为：语言是一种脱离它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使用而可以进行分析的形式系统，而言语是为了完成目标而对语言的使用。语言不是由使用者创造的，而言语则恰恰相反。言语的表达需要使用语言，但是，与派生而来的语言的形式系统相比，它的规则性较少，变化则更多。话语的概念在内涵上则比语言要丰富得多。恰如福柯所指出的：“话语实际上是一种活动。首先是书写活动，其次是阅读活动，最后是交换活动。这种交换、书写和阅读只涉及符号，所以，话语在现实中将自己置于能指支配之中时，也就是取消了它自己。”福柯已明确指出：话语事实上是一个运作过程，是人类的主要活动之一；人类的历史文化都是由各种各样的话语所组成的，而影响和控制话语运作的最根本因素乃是一整套由权利关系所决定的规则。
所谓“叙事话语”（discourse），在结构主义叙事学当中，就是指那些用来讲故事的一整套的方式和手法。它“包括视觉（谁在看），声音（谁在说话），持续时间（讲述某事所需的时间），频率（惟只一次讲述还是重复讲述）和速度（一段话语涵盖多少故事时间）”。而所有这些，落实到叙事行为的运作过程当中，不仅体现出叙事主体的姿态与立场，体现出某种显在或隐含的话语权力，而且构成了叙事者与接受者之间最为直接的交流与沟通。话语几乎包含叙事文本的全部奥秘。
广播电视的叙事话语当然并不例外。如前所述，作为一种当代大众文化叙事，广播电视的叙事话语，一方面，与广播电视所特有的视听语言分不开，也就是与广播的有声语言和电视的“声—画”语言分不开；另一方面，电视叙事话语的表达又不仅仅依赖于其自身的一套“声—画”或者说是“音—像”话语系统，直接关系到听众或观众的视听接受，而且更重要地体现为现实的话语规则及其所隐含的权力机制。已经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广播电视，其话语过程也就总是处在与其受众的不断的交流与沟通当中，而且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权利关系的结构性制约，表现出鲜明的意识形态倾向或者道德的、审美的价值取向。亦如巴赫金所指出的，“实际上，我们任何时候都不是在说话和听话，而是在听真实或虚假，善良或丑恶，重要或不重要，接受或不接受等等。
话语永远都充满着意识形态或生活的内容和意义。”与广播电视相接近的是电影。E.本维尼斯特曾经指出：“类似好莱坞式的传统电影是作为历史故事，而不是作为话语来呈现的。”而另一位学者麦茨则指出：它们同样“也是一种话语，如果我们看到它与电影制作者的意图，与其对观众的影响等因素有关联的话。但是它的确切性质以及它作为一种话语的效力的秘密却在于，它抹消了话语陈述的一切标记，并伪装为一种故事的形式。
我们知道，历史永远与‘完成了的’事件有关。同理，透明性电影包含着叙事内容，它打算讲述一切事情，这样的电影正在于否认任何事物的不存在或任何事物有待于去寻求”。如果说，电影的叙事话语主要还是属于非现在时的，它往往拒绝承认观众的在场，或者说，它让观众采取窥视者（voyeur）的立场，这种立场依赖于一种可靠的、连续的注意程度；那么，广播电视的叙事话语则主要是属于现在时的，对于广播电视的受众来说，广播电视叙事需要与受众日常生活中一般的注意对象相竞争。也就是说，广播电视的叙事话语在总体上更具有即时性与参与性，向观众致意，引起观众的兴趣，并把观众卷入对话中来，叫他们去看、去听，参与到那些可供收看、收听的节目中来。广播电视的叙事话语已经消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甚至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