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首先，广播电视艺术所营构的意象世界是与广播电视的“此在”性及其受众审美的直观性直接相关的。广播电视节目的播出往往都是“现在时”的，并且与受众“此时此刻”的直接收视（听）分不开。虽然每个广播电视节目的具体所指可能是任意时态的，但是它们给予受众的却都是当下的直观，是一种活生生的直接体验。特别是各类直播性节目，受众更可以直接从中获得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于是，对于广播电视艺术的意象审美来说，现实与对象之间的时空差消失了，一切都变成“此在”甚至就是“此刻”的，变成受众自身生活的一部分。它源自于受众对于广播电视艺术随时的、直观的视听。受众的审美想象直接受制于他自身现实的生活体验，或者说，受众对于广播电视艺术的意象体验是以其当下生活为背景的。侯宝林的相声、刘兰芳的评书、各种流行歌曲及各类走红的歌星、通俗电视剧与其中主人公的扮演者、春节联欢晚会乃至于作为亚艺术的各种广告，等等，构成了当代中国广播电视所营构的意象世界的主体，创造出各种各样的受众心目中的世俗英雄，成为大众趣味的集中体现。
其次，广播电视艺术以其全息性的特质及趋近现实的品格所营构的意象世界，直接地满足受众的视听欲望，塑造着机械复制的声画时代人们所特有的世界观。当代广播电视所营构的意象惟其是一种“类象”，所以对于受众来说，就不可能有以往那种田园诗般的接受和品味。有论者甚至曾经指出：“面对类象，人类成为视觉心理上的速食主义者，沉溺于过度的图像化、幻觉的世界。
追求简单、刺激、无须费力、无须用脑，天天‘暴饮暴食’，想象的空间因此而萎缩，成为一味观看着的颓废者。而且，不思索，故一切都无深度；不回忆，故一切都是新的；不感受，故一切都无意义。它意味着某种普泛化了的集体仿同和闲暇追逐，是精神的松懈而不是精神的执著。”这里，事实上，一方面，受众通过广播电视感觉到仿佛世界上的一切都在我们的眼前耳畔，仿佛一切都触手可及，人们不再迷信权威，不再有精神上的皈依；另一方面，广播电视却又在不断地为当代受众编造着一个又一个历史寓言和现代的神话，制造出众多而又迅速更替的世俗偶像。所以，一方面，受众从中享受着前所未有的图像化信息的便捷；另一方面，又心甘情愿地欣赏着自己内心世界中的幻影，并从中获得一种游戏的乐趣。一方面，广播电视艺术的直接性（直播）、纪实性不断得以强化，立体声、高保真、高清晰度的广播电视音像设备不断出现；另一方面，它们所表现的又是被刻意编码过的一个个现代成人的童话、寓言或神话。广播电视受众仿佛又回到了人类的童年时期，或者说，它带来了人类历史上的又一个“镜像”时期。人们从广播电视的“镜像”中认识自我的同时，也在逃避着现实。“镜像”成为受众普遍依恋的对象，犹如古希腊神话中的水仙花的传说，受众对于广播电视所提供的“镜像”的依恋明显带有某种自恋的性质，或者说根本上还是出于受众对于自我的无意识的发现，甚至可以说是某种集体无意识的显现使得广大的受众热衷于沉湎其中而难以自拔。
然而，广播电视艺术所营构的意象世界又并非是受众可游可居的精神家园。它给予受众的应该说只是一个瞭望外部世界的窗口。它不同于传统的剧场或影院里的戏剧和电影所给予观众的那种感性的沉醉和梦幻的效果，而是一种让受众置身于其中，与其生活纠缠在一起却又挥之不去、难以拒绝的影像的诱惑，犹如一个幽居室内的人抵挡不住窗外诱人的景色一样。这就是广播电视艺术所营构的意象世界的一种“窗口”效应。它之所以不同于戏剧、电影所给予观众的那种梦幻效应，就在于观众置身于剧场和影院中观赏戏剧和电影总不免全身心地投入其中，甚至与之产生共鸣，因而，戏剧和电影的观众所获得的意象体验本质上是一种幻觉性质的；而广播电视受众从节目观赏中所获得的意象体验，由于日常化审美环境的制约以及种种现实性因素的干扰，因而往往是非幻觉的甚至是反幻觉的。通过广播电视节目的播放而生成的种种意象就现实地存在于人们的感性生活之中，正如人们从窗口所见到的种种景象就那样真实地呈现在自己的眼前一样。而且，问题还远不止于此。广播电视艺术所营构的意象世界是那样深深地浸润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之中，伴随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进程，冲击着人们的视听感知，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态度，甚至左右着人们的种种生活选择以至价值取向，表现出一种巨大的感性诱惑，让人们在不知不觉中为之付出了大量的光阴。而这也正是当代广播电视艺术要么偏重写实，追求新闻性、纪实化，要么偏重娱乐，讲究趣味性、寓言化的原因之所在。
广播电视受众在这种“窗口”式的意象体验中并非是全然被动的。当代广播电视固然已经渗透进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仿佛作为一种隐性的权威，已经成为维系社会平衡、实现人际沟通、满足社会的想象性需求的一种十分重要的制约性力量，但是，它又并非是绝对强制性的，至少在受众选择与拒绝的意义上还有着相当的自主性与可调节性。受众可以收视（听），也可以不收视（听），可以选择这一个频道，也可以选择另一个频道。广播电视的审美接受越来越成为受众的一种纯粹消遣性的行为。这种消遣性的接受显然有别于传统艺术欣赏中的凝神专注。“面对艺术作品而凝神专注的人沉入到了该作品中……与此相反，进行消遣的大众则超然于艺术品而沉浸在自我中。”作为一种消遣方式，广播电视的审美接受可以说是具有相当自主性的。它有别于真正的审美状态中主体凝神专注的非自主性，受众自我的趣味在广播电视艺术审美接受的意象体验中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或者可以说，受众自我的趣味在当代广播电视艺术的意象创造中应该占有核心地位。从而，能否真正体现出受众的兴趣和要求，也就成为广播电视节目（栏目）取得成功的关键性因素。当然，受众的非专注的审美根本上还体现出广播电视艺术作为一种当代大众消费文化的基本品格，广播电视的意象世界也就基本上只是一种以人们的感官为对象的消费性的存在。
与此相关，广播电视艺术从节目编排给人的总体印象到受众的非专注化审美所带来的随意性，决定了受众在广播电视的审美接受中所体验到的基本上只能是一种“意象的碎片”，亦即广播电视的意象世界本质上缺乏一种总体性；或者说，正是这些无数的“意象的碎片”，构成了广播电视的意象世界的整体。
这种“意象的碎片”，源自于受众对于广播电视节目的一种浮光掠影式的或者说是散点式的审美接受。它在本质上有别于传统艺术的“典型”观照或“意境”体验。所谓“典型”观照，代表的是一种再现性艺术的审美经验，它离不开主体对于对象本身的由表及里的把握，需要主体由对象的具体、独特的个性而领悟其广泛、深刻的共性；所谓“意境”体验，代表的则是表现性艺术的审美经验，它更与主体对于对象的整体境界的浸润分不开，与主体的一种悠然自得的观赏态度及对象本身的虚实结合、形神兼备、情景交融的品格分不开。从而，无论是“典型”还是“意境”，作为传统艺术的审美规范，无疑都要求它的观赏者至少具备一种关于对象的完整的意象体验，主体与对象之间应有某种程度上的契合与交融，否则，便只能流于浮泛而谈不上真正的审美。然而，广播电视艺术在其制作、播出及审美接受的方式上都难以做到让受众完全地沉浸其中、凝神专注，难以像传统艺术那样普遍而有效地通过创造“典型”的方式叙事，或者以古典的诗化意象营构某种独特的“意境”特别是广播电视的大众传播的特性及其散点接受的状态，决定了其受众的意象体验只能是一些片段式与自省式的，因而，广播电视所营造的意象世界便明显给人一种“破碎的镜像感”，不仅是平面化、无深度，且只能是大众消费的快餐，它所提供的是一些只有热量而缺少营养的精神食品。甚至等而下之，是人为地制造出一些想象的垃圾。当然，广播电视的意象世界作为对于社会的想象性关系的构造，仍然有其内在的整合性因素的存在。那也许就是这种想象性关系对于现实逻辑与公众趣味的依赖，以及人们不断变化着的消费心理的倚重。所以，包括当代社会的市场观念与媚俗心态在内的各种现实逻辑也都无情地渗透并制约着广播电视的意象世界的营构，只是这种制约和渗透仍不免表现出现代消费社会的“零售”性特点而使得广播电视的意象世界破碎而零乱。
第三节 倾听与参与——广播电视受众审美感受方式的演变
在人类的口头传播时代，受众主要的接受方式便是“倾听”。所谓“倾听”，代表着信息传播中一种严肃的、虔诚的、无条件的接受状态，它既意味着传者特别是所传达的内容的一种显而易见的权威，也体现出受传者神情的高度专注。当然，这种“倾听”基本上是一种单向度的、灌输型的，因而也是带有某种程度的被动性与强制性的接受状态。人类习惯于倾听，最早乃是与神谕分不开的。在远古的原始巫术乃至于晚近的各种宗教中，人们对于神灵的敬畏与信服往往通过仪式化的顶礼膜拜和对于神谕的洗耳恭听来体现。其形式便是巫师的作法或传教士的宣讲。在人类早期的巫术活动中，维系巫师与那些俗众的便是神谕。巫师是神灵附体、代神说话；俗众往往是如醉如痴、俯首帖耳；而在后来各种宗教的宣讲布道中，也都要求信徒对于其教义倾心聆听。
惟其如此，神灵对于众生们才有着无所不在的影响与不可抗拒的威力。与这种神谕或教义相类似，后世举凡代表各种权威的政令或公告的发布，各种重要知识和经验的传授以及种种以“教化”的面目出现的文艺形式，也多需要受众的“倾听”，并且往往是通过种种仪式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倾听”之中，重要的并不在于传者本身，传者也许只不过是一种“传声筒”，而传播内容的神圣以及受众的虔诚向往才是“倾听”核心之所在。
与“倾听”相对应的是受众对于传播过程的“参与”。所谓“参与”，乃是受众并不满足于信息的接受，而是主动地介入传播的进程，有效地进行着信息的选择，充分发挥受众接受中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并且积极地将信息的获得转化为某种现实的效应。“参与”不仅体现出一种传者与受众之间的施受关系的可逆性的一面，而且更重要的，从“倾听”到“参与”本质上意味着一种传播的模式和立场的转变，即从传者先入为主的灌输转变到自觉接受受众的选择、激发受众的主动性和参与意识上来。在这里，传播已不再意味着传者总是居高临下，高坛讲章，而是表现出传者与其受众之间所应有的一种理解与沟通、一种发问与应答，体现出两者之间切实的交流与互动。如果说，“倾听”代表着人类传播历史上的一种专制的传统，那么，“参与”则显示出现代传播所应有的一种民主的气息。“倾听”是受众对于传者所传达的信息的臣服，是从传者直接指向受众的；“参与”则意味着受众对于信息的选择乃至改造，存在着传者与受众之间的明确的交流与反馈。所以，相对于“倾听”的单向度接受而言，“参与”更显示出受众接受的主动性及其与传者之间双向的相互作用的一面。“参与”使得受众对于信息的接受变成一个自觉与自主的过程，并通过传者与受众之间的平等对话、交互作用而产生一种特殊的“传播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