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对华广播机构部署这个发射网，除了从国际政治形势和舆论传播需要的角度考虑外，所实施的指导性技术政策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发射基地要设在离中国听众尽可能近的地点；二是要采用现代化大功率高效率的发射机和发射天线；三是要从若干不同地点发射几个频率重叠覆盖同一对象地区；四是对全部发射基地建立网络控制系统并尽可能实现设备自动化。由于实施这些政策，导致西方对华广播在中国的听众大幅增加。
美国对于其国际广播所要达到的目的毫不隐讳。如香港《明报》曾在1996年6月26日独家发表了“美国之音”现任台长杰弗里·科恩的题为《冷战后“美国之音”的六大任务》一文。这六大任务是：1.对抗共产党和极权国家；2.鼓动美国式的新闻自由；3.输出美国的价值观；4.提供广泛的学习机会；5.向全球解释美国的政策；6.为美国的文化、贸易、旅游等提供服务。
他在文中写到：“今天‘美国之音’以46种语言向亚、非、欧和拉美广播。它们向资讯落后的国家提供基本的新闻、信息和文化节目。对诸如中国、古巴、缅甸、伊拉克、伊朗、越南等国家的人民，‘美国之音’和英国广播公司等国际性广播电台，往往是唯一可靠的新闻来源。它们不仅提供美国、英国乃至世界的资讯，还提供有关该国本身的新闻。单是对中国，我们除每天11小时以普通话广播之外，还以广东话及藏语各广播90分钟。虽然我们的节目也有有关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的事情，但我们的大部分报道仍是有关中国本身的事。
冷战后，所有审查新闻的政权并没有像人们所希望的那样终结。因此，‘美国之音’要永远不断地提供全球各地所需要的至关重要问题的新闻，并且以当地人民的语言播放和为当地官员无法封锁的通讯媒介提供新闻服务，协助全球进一步了解美国。”
针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政治宣传，我国的人民广播电视事业在党和政府的扶持下生机勃勃地发展起来。以广播电视艺术中的电视剧为例。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量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对文献性与故事性、纪实性与戏剧性、历史观与生命观、历史事件与人物个性、史与诗的特殊理解和处理，形成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特殊电视剧类型，是国家意识形态表述的重要艺术手段。历史上的重要事件，特别是那些改变了历史进程、走向的事件几乎都被陆续改编成为电视剧，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也几乎都成为电视剧的表现对象，无论是以“记事”为主的文献性电视剧，或是以“记人”为主的传记性电视剧，它们都将视野“投向今天正直接承传着的那段创世纪的辉煌历史和今天还记忆着的那些创世纪的伟人”。“历史在这里成为一种现实的意识形态话语，它以其权威性确证着现实秩序的必然和合理，加强人们对曾经创造过历史奇迹的政治集团和信仰的信任和信心。主流政治期待着这些影片以其想象的在场性发挥历史教科书和政治教科书无法比拟的意识形态功能。”这些代表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广播电视艺术作品，都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表达爱国主义精神为基本视角，用中国文化的历时性辉煌来对抗西方文化的共时性威胁，用以秩序、团体为本位的东方伦理精神的忍辱负重来对抗以个性、个体为本位的西方个性观念的自我扩张，用帝国主义对近代中国的侵略行径来暗示西方国家对现代中国的虎视眈眈，用爱国主义的历史虚构来加强国家主义的现实意识，历史的书写被巧妙地转化为对现实政治意识形态建构的支撑和承传。
第三节 大众娱乐
东方曾经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农业文明时期，历史的积习使得人们对娱乐和享受具有非常矛盾的态度：一方面，生命的快乐原则使大众忍不住趋向于它；另一方面，严酷的等级社会、特权文化、财富分配和占有的强权传统，都使得娱乐和享受长期以来只属于少数统治者和权势者，与大众无关。东方文化传统的主流话语，也一贯以“克己”、“牺牲”的宣传理念，麻木大众的内心世界，让人们如吸食大量精神鸦片一般，心安理得于身心的全面被剥夺和被操纵。自我的、个性的、独立人格的文化追求，团结的、协作的、主体力量携手共建的现代社会，很长一段时间不具备必要的物质基础和文化基础；直到工业社会的姗姗来迟，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逐渐取代，新的文化选择才有了历史的可能。但是，文化的脱胎换骨是非常艰难的、痛苦的、伤筋动骨的。所以，在亚洲许多国家，包括中国，无论怎么改头换面，对金钱、娱乐和享受的罪恶感无处不在，尤其是关于金钱、娱乐和享受的负面批评充斥于公共文化领域。
这些，都成为大众娱乐文化建设的重要阻力和沉重包袱。中国广播电视艺术的娱乐性，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的考验。
显然，电视剧的市场化、通俗化与政府的主旋律要求之间存在意识形态冲突。市场化冲击了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核心地位，娱乐倾向中的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价值观念影响了国家意识形态所维护的道德秩序，所以，国家意识形态便通过政策甚至法规来确定符合国家利益的公共政治标准和道德标准，限制大众文化的娱乐性宣泄和个体欲望的表达。比如，目前，广电行业主流是好的，所谓“明星取代了模范，美女挤走了学者，绯闻顶替了事实，低俗战胜了高雅”的现象受到批评。广播电视艺术增添了互动的功能，体贴、人性化，是民主参与意识在文化领域的进步。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广播电视艺术的文化功能是相当有效率的，它符合大众文化生产的一般特点——边际成本随着需求增加而递减，几乎不受时间、空间限制，减少了“交易成本”，比起人类早期只有在宗教仪式和祭祀、庆典中才能享受文化，不知道幸运了多少倍。
关于电视的雅与俗、主旋律与娱乐性、市民化与艺术化、通俗化与精品化、现实题材与历史题材、还原历史与戏说历史等等无休无止的理论争论，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敌营十八年》到90年代末期的《还珠格格》，以至2004年以来围绕《超级女声》的一次次批评，其实都反映了政府、大众和知识分子之间复杂的意识形态冲突。而与此同时，市场力量与政府力量之间也常常在通过较量、通融来寻找结合部和协作点。电视是在二维平面上幻现出四维时空，通过电视拍摄、编辑等手段，根据创作需要压缩、延长叙事时间。电视上运动着的时空高度自由，不仅再现生活，更是对现实和历史的能动表现，也是人类内心世界的丰富感受的物质表现形式。空间在不断延续的时间中呈现，时间在具体直观的空间中流淌。广播电视技术手段本身，为大众娱乐创造了重要的物质条件和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