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研究取径在后来的学者们对于过去二十年中迷研究学者们的成果总结中被视为“第一次浪潮”：“在那些受德赛图启发和影响的学者们的研究中，大众媒介消费是一个权力争斗场，并且那些拥有极少资源的迷们运用游击战术赢得了此次战役”。在德赛图看来，对大众媒介文化产品的消费其实也是对资本主义体制战术性的袭击：“实际上，一个理性化的、扩张主义的、中心化的、奇观式的以及声势浩大的生产，正遭遇着一种截然有别的生产，它叫‘消费’。其特征是诡计、分裂、偷袭、秘密性、不知疲倦却安静的行动……简言之，消费在利用它的半隐蔽性，因为它不是用它自己的产品来呈现自己（它会把它们放在哪里呢？），而是用一种强加在消费之上的艺术形式和产品。”这些早期迷研究的学者们比较关注一些具体的行动和实践活动，而这个阶段的研究也被看做是“迷群是美丽的”的阶段。
与杰金斯的研究出现在同一历史阶段的成果还有Lisa A.Lewis（李萨·勒维斯）编著的《狂热的观众：迷文化和大众媒介》，该书收录了11位迷研究学者的11篇论文，分别从“迷的定义”、“迷与性别”、“迷与工业”、“迷的生产”四个部分展开。其中在“迷的定义”部分，三位学者利用自己的研究阐述了自己对迷的重新定义，Joli Jenson（尤立·杰森)在《作为病理现象的“迷”：性格分析的结果》（Fandom as Pathology：The Consequences of Characterization）一文中，不仅反驳了学院派把“迷”视为“过度沉迷的人”的观点，而且反驳了大众媒体把“迷”视为“危险的人”的观点，她把“迷”定义为沉浸在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并揭示出现代生活所产生的负面性的深层次矛盾；John Fiske(约翰·菲斯克)在《“迷”的文化经济》（The Cultural Economy of Fandom）一文中把“迷”定义为文化品位中分支系统的记录。他采用鲍德里亚的“文化经济”概念，指出“迷”的文化标准不同于官方的标准，大众文化趋向于形成个人与文本的联系，并参与到文本的生产中。菲斯克指出，所有的受众或迷不仅仅只是接受文本，还参与文本的生产；Lawrence Grossberg（劳伦斯·葛洛斯伯格)在《房间里有一个“迷”吗？：“迷”的敏锐感觉》（Is There a Fan in the House？：The Affective Sensibility of Fandom）一文中从“敏锐感觉”角度切入对“迷”进行定义，他指出，在迷群中迷的情绪和感觉开始被组织起来，并且，关注那些有特点的人或事物也开始变得有意义了。通过参与“迷”的活动，“迷”建构了他们自己前后一致的身份认同。
在这过程中，他们进入了主要的由他们自己所创造的文化生产领域，以及在这个领域中对日常生活中不平等的意识形态和令人不满的环境的抵抗性斗争。第二部分阐述“迷与性别”，是由4篇论文构成的，Cheryl Cline（克瑞欧·克莱恩)在《女性的企图——女性摇滚新闻中的诱饵》（Essays from Bitch：The Women’s Rock Newsletter with Bite）一文中研究了女性摇滚音乐“迷”是如何被音乐媒体和流行的男性观点称为“女歌迷”的，她强调女性的性幻想不应当仅仅被理解为只是对明星的性欲望，而性别歧视的关键之处在于女性“迷”模仿明星的行为被嘲笑为女性小团体的行为特征方式；Barbara Ehrenreich（芭芭拉·恩瑞奇)、Elizabeth Hess（伊丽莎白·赫斯)、Gloria Jacobs（格劳瑞·加科布)在《披头士“迷”：女孩只想获得快乐》（Beatlemania：Girls Just Want to have Fun）一文中研究疯狂崇拜贝特雷斯的女性“迷”，提出关于“迷”和明星之间关系的重要问题，包括女性“迷”常常选择那些代表颠覆异性恋观念的明星，并且指出贝特雷斯的少女“迷”对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政治运动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Steve Hinerman（斯提芬·黑尔曼)在《“迷”、狂热和明星“埃文斯”》一文中用性心理学分析那些声称和明星有奇遇的特殊的“埃文斯女性迷”，指出幻想情节加上对明星的欲望帮助这些“迷”面对并克服真实生活中的精神创伤；
Lisa A.Lewis（李萨·勒维斯)在《比爱更多：电影“迷”故事》（Something More Than Love：Fan stories on Film）一文中以好莱坞七部涉及到“迷”的影片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影片中出现的17个主要“迷”的角色和5个明星的角色，指出“迷”和明星表现出两种平行的个性：明星们爱但却伤害了他们的“迷”、“迷”们爱但却伤害了他们崇拜的明星；第三部分是关于“迷与工业”，其中，Sue Brower（苏·布劳尔)在《作为调味师的迷们：高品位电视观众》（Fans as Tastemakers：Viewers For Quality Television）一文中研究“迷”和生产者结盟对抗美国电视网支配的事件，指出一个名为“高品位电视观众”的“迷”组织通过强调他们成员的庞大数量，利用论辩才能提出他们对电视工业中文化标准体系的价值要求，在与电视网的斗争中发挥了影响力，并通过这些斗争对电视网取消“迷”喜爱的电视节目的行为进行了抗争；Robert Sabal（罗伯特·萨巴尔)在《电视管理者谈论“迷”写给电视网的信》（Television Executives Speak about Fan Letters to the Networks）一文中通过研究“迷”们写给电视网管理机构的信指出，三大电视网的代表证实“迷”不仅能够而且确实已经对电视节目的安排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最后一部分关于“迷的生产”，Fred（佛瑞德)和Judy Vermorel（朱迪·沃摩尔)在《“迷”工厂一瞥》（A Glimpse of the Fan Factory）一文中收集了“迷”的一些具有抽象派风格的信件供读者考虑，指出“迷”们在信中讨论爱情、野蛮、渴望、绝望和希望的话题，这些话题可以用以前的研究来进行解释。他们重点展现了迷群的社会自然属性，这点在亨利·杰金斯关于科幻迷的研究《科幻迷》（Science Fiction Audience.London and New York.1995）是John Tulloch and Henry Jenkins根据英国科幻电视剧集“胡博士”和美国科幻电视剧集“星际迷航”的迷来写作完成的。此书采用了受众研究的视角，包括了迷发展历史过程中的两部分：一个是迷们自身的变化，研究发现当时的迷变得更加开放、更加多元化、更加拥有容忍度，并且和十年前的迷们不同的是开始能够自嘲了；
第二个部分是与第一个平行的，是关于媒体研究者们的变化，他们也从对科幻迷苛刻的批判向更开放更有容忍度的方向发展。中得到了发展；Henry Jenkins（亨利·杰金斯)在《“没有陌生人，我们歌唱”：音乐和科幻小说“迷”社区的社会构成》（“Strangers No More，We Sing”：Filking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he Science Fiction Fan Community）一文中对“迷”生产的小说和音乐进行研究，指出“迷”与普通受众的区别在于“迷”有明显的阐释性行为、评价标准和在文本中显示出变换的身份认同，而“迷”的艺术创作则显示出“迷”挪用或重制工业化文本的嗜好，其中也包含了对学院派、媒体和公众中流行的对“迷”的负面评价的嘲讽。
2.第二次研究浪潮
随着西方迷研究的不断发展，“第二次浪潮”在前人的基础上到来了：这个阶段的研究试图在消费社会学里寻找核心概念，基础的理论源泉来自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关于社会阶层和文化资本等理论。这个时期迷研究工作强调和突出了迷文化（或亚文化）中关于社会的、文化的、等级的复制，同时，迷选择的对象和迷消费的实践是通过人们的习惯而被建构起来的，而这些习惯正是人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的反映和进一步的显示。一些学者正是在这样一种理论视角下展开其关于迷的研究，如Cheryl Harris（洽里·哈利斯）在《电视迷的社会学研究》一文中总结梳理了一个国内“收看高品质电视”的迷组织（时间跨度5年）的情况，并且试图通过影响节目决策对电视文化空间的拓展提出质疑。运用文化社会学的视角，“迷群”被放入用来发展对迷群着迷对象的个人控制或影响的参与式实践的范畴内重新定义，而这种参与式实践的成果并没有参与本身如结识其他会员、围绕一个普通迷文本的互动等那么重要。又如Tankel，Murphy，and Smead的《收集连环画：一个迷和博物馆消费的研究》把收集与迷相关的物品和工艺品的过程看做是把消费者置于与消费资本主义需求所直接相对立的社会策略中，并且认为收集连环画的迷们的实践活动倾向于取代由工业生产所支配的直接使用，从而导致无法预测的后果，同时还讨论了文化形式、迷群和性别成员是如何被关联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