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地理学的基本源流
天人合一，百学同源。当代学术研究由历史转向地理、由时间转向空间，正是对中国远古智慧的一种理性呼应。媒介地理学在媒介学与地理学的交叉地带应运而生，绝非偶然。秉持“天地人媒”整体互动、和谐平衡、共存共荣的研究理念，对媒介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理论体系和研究领域进行分析和论证，对中外媒介地理学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进行回顾、总结与展望，媒介地理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理论视界和研究方法，也为新闻传播学科拓展空间和扩大影响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创新的成果。
媒介地理学（Geography of Media，又译传媒地理学）是从媒介学与地理学的交叉边缘地带划分出来的一块小小的学术领地，也是传播学、媒介学、地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社会学等众多学科的知识搅拌、混合而建成的一座理论大厦。
它既秉承了媒介学、地理学这两门学科的优良传统和遗传基因，又吸收了许多相关学科的活性因子和知识营养。
“天地交而万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周易·泰》）“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也。”（《管子·水地》）媒介地理学的提出与建构决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一些学者专家在书斋里的想象与臆造，而是由愈演愈烈的媒介冲突、媒介危机和媒介灾难逼迫出来的，也是当代传播学研究与其他学科走向整合、走向交叉、走向互动的必然结果，更是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向现代学术空间的延伸和发展，传统文化中“天地人合一、天学地学人学同源”思想的当代复兴。
第一节 作为交叉融合的媒介地理学
如果说人类社会同其所处的环境之间的关系是地理学的永恒主题，那么人类与媒介、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则是媒介地理学研究的基本矛盾。媒介地理学思想来源于客观世界而又改变着客观世界。客观世界纷纭复杂、千变万化，但是人与人、人与地理之间的结构图式和空间关系体现了某种规律。地图、气象图和GPS由于反映了客观世界的人地关系和空间结构的规律，已经成为没有它们人类社会就无法“运转”的基础工具。同样，媒介地理学的种种思想也将成为人类社会没有它们就无法进而感知、理解和分析现实世界的基本观念。
一、地理学：开放性与交叉性并重的科学
地理学是关于地球及其特征、人类和环境的学问。“地理”一词最早见于《易经》：“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地球是人类的家园，人类一直都十分关心自己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地球表面的状况，从而萌生出各种地理概念，产生了系列地理知识。
“地理学”（Geography）一词首先诞生于公元前4世纪的古希腊，由“geo”（希腊文，意指大地）和“graphein”（希腊文，意指描述）组成，即“大地之描述”，描述和分析发生在地球表面上的自然、生物和人文现象的空间变化，探讨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重要的区域类型。艾利森·布伦特（Alison Blunt）精辟地总结道：如果“地理学”意味着“描述世界”，那么地理学家就是以世界为对象，对世界进行思考并以不同方式进行写作。地理学的产生，并非因人们好奇于地平线的另一端存在着什么发展而出，而是因为与人类密切相关的环境，以及与环境相关联的文化，使得人们产生了对自然认知的渴求。而且，地理学的知识形式，几乎出现在所有的文化中。人们常常会有意无意地运用地理学的思考方式去审视其他领域。
地理学是一个古老的研究领域，曾被称为科学之母。作为一门具有极强生命力和繁殖率的科学，地理学从来都有一个开放的视野和广阔的范围，其自身的价值也通过与其他研究领域相结合，进而表现出人与人、人与环境的关系，并以此进行文化阐释和世界改造。地理关注历史积累效应、因人的参与而遭到抑制或扭曲的物理过程和生物过程，以及造成一群人与另一群人之区别的文化行为的差异。地理学本身就是跨学科、跨领域的，在自然与环境的表象之下，它还重视其中包含的文化与社会成因以及哲学意味。思想家康德及其追随者赫特纳便认为：地理学属于宇宙学，不是理性科学，是对宇宙的最深层的思考。地理的目标不是解释规则和确立定律，而是探索经验中具有时空结构的特殊性资料。于是，时间和空间被康德用作形塑其理论的基础结构。
社会与经济间的互动，影响着空间的分布，地理学也从此找到新的研究方向。
1968年，古德（Gould）在哈泼杂志（Haper's Magazine）发表的一篇论文首先使用了“新地理学”（New Geography）一词，并对文化景观予以特别关注。次年，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在其所著《地理学的解释》（Explainin Geography）一书中，使用新实证主义的观点（即不仅重视资料搜集的重要性，同时还强调理论的重要作用）来解释过去十年来新地理学的发展。而英国的人文地理学家彼得·哈格特（Peter Haggett）以及自然地理学家理查德·休雷（Richard Chorley）通过新书的写作，加速了新地理学的成功。社会内部的以及社会之间的相互依存性，由于地域的复杂差异而增强。因此，约翰斯顿指出，现代人类生存的最重要的事实，是社会的空间差异，而不再是自然的空间差异。在创新浪潮的推动之下，社会问题、社会关系对地理学的研究产生了一定影响，而生活空间（城市、景观、集群）、社会尺度、社会时间、社会意义与人本主义也成为新地理学的研究取向。地理学研究课题的多样性已经被人们所关注，包括与主流地理学相对的女权主义地理学，以及以后现代主义的方法，质疑表述世界的“精确性”的地理学研究方法等等。
通过记叙性描写、图画、电影、广告、照片和雕刻等各种描述形式所展示出来的地点、空间与景观，与自然地理一样真实可信。通过这种文化形式和描述视角所形成的文本，便是李特尔和德国的拉采尔建立的文化地理学，也是地理学研究“文化转向”的具体成果。作为一门研究地面上人文现象的分布、演变和传播的学问，人文地理学的研究主旨和学术愿望是：理解人类经验的复杂性和精妙性，从而在实践上更多地注意质量而不是数量、是心理而不是经济。于是与人文有关的地理研究应运而生，葛绥成在1936年编译的《世界文化地理》一书中，就以18章篇幅分别论述了平原、高原、盆地、海洋、沙漠、海峡、河流、湖泊等地形的文化地理，以及气候、交通、都市、国别、民族、人口、产业等文化地理现象和问题，视野开阔，内容丰富。
近年来，又有所谓情感地理、符号地理、内容地理、创作地理、电影地理、媒介地理、书法地理、音乐地理、体育地理、新闻消费地理等。文化与地理互动所产生的意义，远比二者作为各自孤立的个体所具有的意义更加丰富。文化，被当作是多样的、碎片化的事物，就更需要从地理的角度去进行观察与审视。
地理学与政治学的互动关系历来倍受关注。荷兰地理学家哈姆·迪伯利（Harm De Blij）的《地理学何以至关重要》一书从地缘政治学的角度出发，提出了美国当前所面临的三大挑战——气候变化、中国的崛起和全球恐怖主义。迪伯利预测，如果我们依旧和过去一样对大气污染不闻不问，现在的气温极有可能会达到“间冰期时代”（Eemian Era，13万年前和7万年前之间）的水平，对人类的生存构成威胁。中国崛起并取代美国的原因也主要在地理：地理位置优越，领土辽阔，人口庞大，文化富有吸引力，有担当世界盟主的历史及雄心。至于恐怖主义，迪伯利认为，最具威胁的并不是一两次恐怖事件，而是在一代甚至数代以前即已从中东等地来到西方国家的穆斯林移民中蔓延的宗教极端主义思想和恐怖主义思潮。因此，如果不能成功解决这三大挑战，美国势必将在世界新格局的竞争中败下阵来。那么，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呢？迪伯利提供的答案很简单：提高美国人的地理知识和地理意识，尤其是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的了解。因为无论是为将来的气候变化做准备，还是防止与中国发生新的冷战，以及彻底击败和消灭恐怖主义，都需要掌握良好的地理知识。
“媒介地理学”这一概念正式出现的时间比较迟，国外直到1985年才有一本直接与媒介地理学研究有关的论文集出现（Burgess and Gold，1985）。1992年，邵培仁在《电脑与网络：媒介地理学的颠覆者》一文中曾四次讲到“媒介地理学”，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和最新辞书中还查找不到这一条目，相关的专门研究非常稀少。但是事实上，从人类发明媒介的那一刻起，媒介就与地理产生了密不可分的互动关系和学术姻缘。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之所以能够延续千年、留之后世，是因为地理之子——媒介的存在。地理的物化形式——媒介在历史记忆和文化传承中起着记录、储存和传播文化的作用。从甲骨、草叶、竹简、木简、金石和羊皮等相对笨重的物化媒介，到纸张、磁带、硬盘、软盘等相对先进的物化媒介，都是这种结合的实例。物化媒介虽然不能等同于精神内容，却是一种寓精神内容于物质实体的特殊文化载体。物化媒介的过程，既是人类精神思维由符号到媒介的具体化、实体化的过程，又是文化的记录、存贮、传播、引申和变异的过程。从提出概念到进行研究，浙大学术团队不仅在媒介生态学研究中走在前列，而且已经在媒介地理学研究中积累了许多学术成果，使媒介地理学研究向更为广泛的领域延伸。作为媒介学与地理学相融合的一个学科，媒介地理学不仅合理承继了两者的知识精华，而且也科学吸收了两者的观察和研究方法，并将研究对象集中在人、媒介、社会和地理四者互动的关系上，集中在各种媒介文本的文化意义的生产、经营、传播与环境的互动过程之中。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电影、动漫、电脑、网络等既是具体的媒介，也是观照分析的具体对象；空间与时间、尺度与景观等既是地理学中的关键概念，也是在媒介地理学的视野下进行解读的重要内容。
总之，地理学作为研究人与地理环境关系的学科，其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开发和保护地球表面的自然资源、协调自然与人类的关系，其核心元素是空间、地方、景观、尺度和时间，它同其他学科结合或联姻，可以产生出不同的交叉科学。
二、媒介与地理的互动互助
1.特定的地域生态产生特定的媒介形态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内篇·齐物论》）人类的生存和传播活动，总是要受到特定地理环境的影响和制约。生活在森林中的原始人类能够就地取材，在树叶、树皮上写字，后来则在木片或竹简上刻字；生活在河网湖区的祖先们则学会了通过苇叶写意传情；而生活在广阔沙漠上的人们要将一则信息传送到远方，就只有通过“泥版书”。此外，还有我国商代的甲骨文，周代的“青铜器铭文”，春秋战国时期的玺印、货布、陶器等文字，都和特定的地理环境有密切关联。
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古埃及出现一种古老的图书——纸草书卷，又称纸莎草纸书卷，是世界上最原始的一种图书。纸莎草是一种类似芦苇的水生莎草科植物，草叶呈三角形，在古代主要生长于埃及的沼泽和池塘之中，现在则只分布于埃及哈尔图姆（Khartum）地区北部的尼罗河谷地。纸莎草茎高可达3米多，粗细与人的手腕相当，茎部富含纤维，用它为原料制造出来的书写材料就是纸莎草纸。可见古埃及人发明出纸莎草纸书卷是地处尼罗河沿岸的地理环境决定的。与之相似的是，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中东地区的帕加马人发明的“羊皮书卷”，是指用羊皮或羊羔皮为材料制成的最原始的一种图书。羊皮书就是拉丁文中“帕加马”转义而成的。在帕加马帝国欧迈尼斯二世时期（前197年-159年），由于埃及人停止供应纸莎草，帕加马人没有了制书的原料，被迫发明了用羊皮作为原料的羊皮书。这种书的原料开始是绵羊、山羊等的皮，后来，又用牛、羔羊等的皮为原料，质地变得更好。这也是在特定地理环境中产生的特定的符号和媒介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