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地理学是一门研究人类同媒介、社会、地理的相互关系及其互动规律的学科。媒介地理学关注地理因素对媒介内容、传播符号和媒介形态的影响，也关注媒介对社会环境、地理样本、地理尺度的建构。我们不仅要追溯媒介地理学的发展历程，对媒介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作出勾勒，还要对其分支学科影视地理学和网络地理学等进行粗浅探讨。
媒介的发展正在改变传统意义上的地理，并为我们建构了一个全新的地理空间。媒介集团的全球扩张和传播新科技的闪亮登场，正在颠覆传统的媒介版图，重新构建一个全球的媒介空间和图像空间。媒介作为一个有自己主权的新地理存在，无视权力地理、民族地理、文化地理和社会生活地理的控制与约束，坚持以自己的方式重新界定国籍空间、媒介空间和文化领域，媒介的飞速发展正逐渐模糊国界、族界乃至一切地理空间的边界，因为它有能力越过疆界、打乱疆界，卷入到非领土化与再领土化的复杂互动当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正目睹着媒介后现代地理逐渐形成。
在这个媒介笼罩一切生活领域的时代，现代人遭受了越来越多的“无家”之苦，人也变得越来越透明，尊严与隐私正在受到严重威胁。媒介切断了所有地理和种族选择性的界限、阶级和国籍的界限、宗教和意识形态的界限，将我们抛入无休止的解体和更新、斗争和对立、含混不清和悲痛的大漩涡之中。人将如何重新确定自己的位置？我们又将置身何处？在这个媒介与地理互相交融的时代，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媒介地理学”正在成形，也更突显了其存在的必要，而更多的人则急于从中寻找自己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的答案。
第一节 媒介地理学的历史轨迹
“媒介地理学”（Geography of Media）的概念在国外最早出现在1985年。它从媒介学与地理学的交叉边缘地带延伸而出，同时也与传播学、媒介学、地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社会学等众多学科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是，从其学科渊源来看，它发端于文化地理学，从文化地理学形成的那天开始，媒介地理学也就诞生了，并具备了独立的可能性。媒介地理学作为一种研究视野，往往以文化地理学的基本理论与角度来观照媒介塑造的世界。因为它本身就是文化地理学的组成部分，所以被纳入文化地理学的学科地图之中。而且媒介地理学与文化地理学的其他相关领域相互交织与融合，并不能完全分清彼此的界限。文化地理学与媒介地理学在地理学的发展史上又是晚近才出现的一个次级领域，在梳理媒介地理学的过程中，我们有必要首先从地理学的研究状况入手，逐渐将那些模糊不清的边界尽力呈现和勾勒出来。
一、“新”、“旧”地理的转向
工业革命促进了交通、通讯事业的发展，改善了人们之间的联系状况，也为地理学带来了新的研究对象。政治格局生动地反映出经济和地理上的变迁，民族主义、帝国主义等意识形态创造了地理学的新空间，并由此产生了新的视角。社会学、经济学以及生态学的思维模式和观点逐渐被引入，也为地理学增添了活力。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博物学家达尔文（Charles Dawin）等人都对当时以及之后的地理学研究贡献了新的研究方法。
19世纪末期，地理学具有了两个方向。一个是关注人与环境的关系，在这一方向中，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相互作用，界线并不鲜明。同时，因为新的交通、工业和城市化改变了地球原有的形貌，区域地理学也随之成为地理学科的研究中心，原有的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立场已经式微。另一个是对纯粹的自然地理的研究，即德国地理学家徐律特（Otto Schluter）提出的“地景科学”（ascience of landscape），旨在避免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的二元性，而专注于地貌、土壤及植物之间的关联。
20世纪60年代，库恩（Tomas S.Kuhn）提出了以科学进步机制来分析现代地理学发展的观点。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激变，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和关注对象也开始发生变化。此前的三个主要研究方向：区域分析（regional analysis）、地景研究（landscape studies）以及人与环境的关系（man/milieu relationships），已经无法满足现有的地理学需求。因为随着社会关系的复杂化，以及社会互动的增多，社会空间秩序被地理学家所关注，“空间”的视角被引入地理学研究中，这便促使了地理学的现代化。
社会与经济间的互动，影响着空间的分布，地理学也从此找到新的研究方向。
1968年，古德（Gould）在哈泼杂志（Haper's Magazine）发表的一篇论文首先使用了“新地理学”（New Geography）一词，并对文化景观予以特别关注。次年，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在其所著《地理学的解释》一书中，使用新实证主义的观点（即不仅重视资料搜集的重要性，同时还强调理论的重要作用）来解释过去十年来新地理学的发展。而英国的人文地理学家彼得·哈格特（Peter Haggett）以及自然地理学家理查德·休雷（Richard Chorley）通过新书的写作，加速了新地理学的进步。
社会内部以及社会之间的相互依存性，由于地域的复杂差异而增强。因此，约翰斯顿指出，现代人类生存的最重要的事实，是社会的空间差异，而不再是自然的空间差异。在创新浪潮的推动之下，社会问题、社会关系对地理学的研究产生了一定影响，而生活空间、社会意义与人本主义也成为新地理学的研究方向。地理学研究课题的多样性已经被人们所关注，包括与主流地理学相对的女权主义地理学，以及以后现代主义的方法，质疑表述世界的“精确性”的地理学研究方法等等。
二、文化地理学的诞生
地理学研究“文化转向”的成果之一是文化地理学的诞生。文化地理学是研究人类文化的空间组合，人类活动所创造的文化在起源、传布方面与环境的关系的学科，是人文地理学的重要分支。西方文化地理学发端于19世纪初期，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
早在1822年，德国地理学家李特尔便对人类文化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兴趣。几十年后，另一位德国地理学家、近代人文地理学奠基人之一拉采尔倡议研究人类文化地理，提出了“人类地理学”一词，论述了历史景观，认为文化地理区是一个独特的集团的、各种文化特征的复合体，而且很重视对文化传布的研究。与此同时，维达尔·白兰士在19世纪末提出生活方式的概念和人类文化及其地理影响的思想。20世纪初，美国人类学家克罗伯认为地理因素替代时间居于突出地位。在他的这一思想和早期的文化地理学思想影响下，美国文化地理学家索尔（Carl O.Sauer）提出了关于文化地理的重要论点，主张用文化景观来表达人类文化对景观的冲击。他认为，文化地理学主要通过物质文化要素来研究区域人文地理特性，文化景观既有自然景观的物质基础，又有社会、经济和精神的作用，他还强调人文地理学是与文化景观有关的文化历史研究。受索尔影响的美国文化地理学者们被称为文化地理的伯克利学派。
1925年索尔《景观的形态》一书的发表标志着文化地理学的形成。索尔首次将“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的概念引进美国，并致力于通过“文化景观”来研究区域人文地理特征。在索尔看来，文化景观是一面镜子，它反映了不同文化集团的差异与特征。
文化景观（Cultural Landscape）是指“居于该地的某文化集团为满足其需要，利用自然界所提供的材料，在自然景观的基础上，叠加上自己所创造的文化产品。”索尔的“文化景观”既包括聚落、建筑、服饰、器物等物质文化，也包括语言、音乐、宗教、戏曲等非物质文化。因此，作为信息传播的媒介，不管是早期的实物传播媒介还是现代的大众传播媒介，都是文化景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索尔认为：“如果运货的道路是地理现象的话，运货的车厢也可以看作是地理现象。”这句话中蕴含的正是媒介地理学思想：媒介产生于一定的地理环境，作为运输信息（货物）的载体（车厢），它本身也成为一种地理现象。
二战以后，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异军突起，文化地理学从中吸收了不少文化研究的学术营养，开始从阶级、种族、性别、政治信仰等方面关注城市中各种文化的空间关系。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文化地理学产生了以杰克逊（Pete Jackson）和科斯科罗夫（Denis Cosgrove）等为代表的新文化地理学。新文化地理学力求从自己独特的视角阐释世界的改变，注重空间研究，致力于说明空间和地方如何成为了一种核心力量以建立文化体验的意义地图（Maps of Meaning）。新文化地理学者认为：文化是通过空间形成的，文化即空间形成过程的媒介。科斯科罗夫和杰克逊在一篇论文中写道：“文化应该被理解成一种媒介，人们通过这种媒介把物质世界的平凡现象转变成由这些现象赋予意义和价值的一些重要象征所组成的世界。”因此，新文化地理学注重象征性景观的研究，将注意力转移到未被地理学家们注意到的社会生活领域，如种族意识、在文化空间中创造的语言的作用、媒介的作用、亚文化的发展和维持等等。在这种“文化转向”的地理研究当中，相当多地涉及到媒介和地理的关系方面的问题。随着人文地理学的发展，尽管政治地理、宗教地理、语言地理都相继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但媒介地理始终没有成为文化地理学中的独立考察对象，或许人们还没有认识到媒介文化已成为当今社会最令人瞩目的文化景观。
三、中国的文化地理学
在中国，鸦片战争后，西方近代地理学思想才逐渐传入，文化地理学研究的起步则更晚。到目前为止，“媒介文化景观”同样没有纳入到文化地理学研究的视域当中。但从古代到近代，关于媒介和地理的论述与著作颇多。总的来说，描述地理或者建构我们地理观念的是两类媒介，一类是专门的地理书籍；另一类是其他文史作品。
中国古代的地理记述非常丰富，最早的地理著作当属《尚书·禹贡》，成书约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禹贡》全文仅有1189字，篇幅虽小，但却是先秦时期最富科学性的地理著作。其中“九州”一章分述了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各州的疆域、山川、原隰、土壤、赋税、贡物、贡道等，“导山”和“导水”章记述了全国山川分布大势，“五服”一章提出了一个以甸、侯、绥、要、荒五服为构架的理想的大一统政治蓝图。从地理学角度来看，《禹贡》的内容已涉及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诸多方面，可以称得上是我国第一部结集性的地理著作。正因如此，明人艾南英在《禹贡图注·序》中说：“《禹贡》一书，古今地理志之祖者。”清代学者李振裕在为胡渭《禹贡锥指》作序时亦称：“自禹治水，至今四千余年，地理之书无虑数百家，莫有越《禹贡》之范围者。”可见《禹贡》对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影响之大。
此外，较著名的是北魏郦道元所著的《水经注》，此书成于公元前6世纪，是我国古代较完整的一部以记载河道水系为主的综合性地理著作，对我国地理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水经注》全面而系统地介绍了水道所流经地区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等诸方面内容，是一部历史、地理、文学价值都很高的综合性地理著作。在自然地理方面，《水经注》所记大小河流有1252条，从河流的发源到入海，举凡干流、支流、河谷宽度、河床深度、水量和水位季节变化，含沙量、冰期以及沿河所经的伏流、瀑布、急流、滩涂、湖泊等等都广泛搜罗，详细记载。所记湖泊、沼泽500余处，泉水和井等地下水近300处，伏流有30余处，瀑布60多处。所记各种地貌，仅山岳、丘阜地名就有近2000处，喀斯特地貌方面所记洞穴达70余处，植物地理方面记载的植物品种多达140余种，动物地理方面记载的动物种类超过100种，各种自然灾害有水灾、旱灾、风灾、蝗灾、地震等，记载的水灾共30多次，地震有近20次。
在人文地理方面，《水经注》所记的县级城市和其他城邑共2800座，古都180座，小于城邑的聚落包括镇、乡、亭、里、聚、村、墟、戍、坞、堡等10类，共约1000处。
在这些城市中包括国外一些城市，如在今印度的波罗奈城、巴连弗邑、王舍新城、瞻婆国城等。交通地理包括水运和陆路交通，其中仅桥梁就记有100座左右，津渡也近100处。经济地理方面有大量农田水利资料，记载的农田水利工程名称就有坡湖、堤、塘、堰、堨、覩、坨、水门、石逗等。还记有大批屯田、耕作制度等资料。在手工业生产方面，包括采矿、冶金、机器、纺织、造币、食品等。兵要地理方面，全注记载的自古以来的大小战役不下300次，许多战役都生动说明了利用地形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