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现在电视剧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创新的精神不足，二是同质化竞争严重。某类题材挣钱，大家就蜂拥而上。比如《潜伏》一火，大家都做谍战剧。必须进行宏观调控。还有情感剧太多太滥。因此，电视剧的发展，要有创新精神，能开辟更多的领域。同时，管理部门也要积极创造条件提供支持，不能简单规定某题材不能做，关键是如何表现，体现积极健康向上的精神。
问：在多年探索中，电视剧找到了自己的市场规律和艺术规律，这两个规律抓住了，所以深受百姓欢迎。2009年看来，电视剧一方面直面现实、直面社会问题。但是另一方面，怎么样用一种机制和体制的方式来把关，特别在创作、导向上，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在播出的时候，或者播出之前就能把负面效应遏制下来，并且让它少受损失。一旦开播被停掉，对这个剧来讲是巨大的损失，其实也挺可惜的，这是很大的问题。
答：对电视剧，我们一方面肯定它在繁荣文艺创作、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要加强管理。这是我们的重要方针。
问：电视纪录片您怎么看？2009年有什么新特点，还存在哪些问题？
答：纪录片的发展越来越好。从世界各个国家的情况来看，经济水平越低，看电视剧的人越多；经济水平越高，看纪录片的人越多。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群众文化素养的不断提高，纪录片的观众不断增多，纪录片发展前景非常光明，大有可为。以前纪录片基本上处于亏损状态。但从2008年开始，纪录片开始盈利，上海广播电视台的纪录片频道已实现扭亏为盈。纪录片《故宫》被翻译成6种语言，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发行了15万套。纪录片把很多原来沉淀的素材变成宝贝。过去，我们生产的两个纪录片《周恩来的外交风云》和《抗美援朝》，里面有很多珍贵的历史镜头，群众非常愿意收看。去年出品的奥运纪录片和《筑巢》纪录片，也取得了良好的效益。我预测，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看纪录片的人会越来越多，我看好纪录片的发展。下一步，我们要在坚持“品格、品位、品质”的原则下，积极推动纪录片走向市场，走向国际，延长纪录片产业链，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纪录片品牌。
问：“制播分离”是今年广播电视行业热烈探讨、高度关注的命题。为什么在过去若干年当中没有特别凸显甚至回避这个问题？又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大力推动呢？再有，制播分离的理想构架和现实的基础，您看这之间差距有多大？
答：为什么以前没有提出制播分离而现在提制播分离改革？原因就在于我们对广播电视的认识加深了。以前，我们把广播电视作为一个整体，看做是党和政府的喉舌，是重要的宣传舆论工具，制作和播出是统一的，谈不上制作和播出分离的问题。随着改革的深入，我们发现，广播电视业务是分层次、有类别的。广播电视业务可以分成两块，一个是播出单位，负责审查和播出节目，把握节目正确导向；一个是制作单位，负责制作和经营节目。2009年8月，广电总局制定颁布《关于认真做好广播电视制播分离改革的意见》，这是广电总局第一次专门针对制播分离改革发布的指导性文件，标志着制播分离改革进入新的阶段。
目前，上海、湖南等地正在深入推进制播分离改革。上海在改革中，撤销了上海电视台等五个播出机构，合并组建了上海广播电视台；同时，将政策允许的可制播分离的节目制作业务进行分离，同可经营性资产合并，组建上海东方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上海改革模式，对制播分离改革有重要的示范意义。上海的制播分离改革有四个方面特点：第一，事业和产业分开；第二，宣传和经营分开；第三，制作和播出分开；第四，结构调整和资源整合。最近广电总局向全国通报上海制播分离改革的做法，供各地在改革中借鉴参考。现在湖南、辽宁、重庆、四川等地正按照这一思路深入推进本地广播电视改革，可以预见，“上海模式”将在更多的地方被复制。
广电总局近日推进制播分离的另一个大动作，就是批准成立中国北京星光电视节目制作基地。目前基地已有60多家电视台驻京机构和节目制作机构进驻，初步实现了产业聚集。基地的建成，提供了制播分离后的节目制作场地，对改变电视台单纯的自制自播模式，降低节目成本、提高节目质量；对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发展壮大节目内容生产能力具有重要作用，将为制播分离改革提供有力支撑。
问：刚才我们了解了制播分离的政策导向，那么制播分离现实的基础情形是什么呢？
答：目前全国绝大多数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启动和实施了制播分离改革，探索出制播分离的多种途径和形式。如新影厂、科影厂，制作纪录片并将节目卖给中央电视台播出，这是制播分离的一种形式，对电视台来说，这叫直接购买。还有，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将部分节目，如《光影新播客》委托给社会公司制作，这是制播分离的另一种形式，叫委托制作。目前有些数字电视频道吸收公司参与，这叫合作制作。
目前制播分离主要在副省级以上的电台电视台推进，总的来说范围还不大。还有很多现实问题有待解决。如制播分离要将原来的事业性质的节目制作部门转制为企业，人员身份也要相应的由事业转为企业。这涉及到待遇、养老等切身利益问题，改革的难度很大。下一步，我们既要积极推进，又要谨慎稳妥，确保制播分离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取得新进展。
问：在人事安排上，推进的时候要“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要慎重。
答：在人员安排上，我们实际是将离退休的老同志养起来了。还探索实行“530”方式，即距国家法定退休年龄5年以内或工龄达到30年的人员，可提前退休。这种方法减轻了所在单位的负担，实现了轻装上阵。我们在推进制播分离时，提出“先台内后台外”，就是为了给转制后的公司一定的保护。制播分离改革还为电视台带来了评价机制等多方面的变化。如以前很多电视台都以自制节目多而自豪。实施制播分离改革后，一些节目已经市场化了，台购买节目的数量成为评价台的体制机制的一个指数。
问：从内容制作和购买来看，什么样的内容应该放在媒体内部制作？
答：新闻类节目、时政类节目、访谈类节目，还有如《焦点访谈》等舆论监督类节目必须台里自己制作。其他的如娱乐、影视剧可以进行制播分离，到社会上购买。这是大的框架。具体的如气象节目、体育节目，现在很多是节目公司制作，电视台购买播出。
问：关于中国媒体走出去，您怎么看？像今年新华社牵头做的“世界媒体峰会”，国家领导人也很重视，也有一定的国际反响。现在整个中国传媒都在“走出去、国际化”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成效如何？怎样评价？
答：广播电视走出去现在每年都有新进展。随着中国的发展壮大，广播电视传媒走出去已经形成了奔涌前行的新态势，取得了丰硕成果。
新华社开办视频新闻，有利于扩大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目前，中国长城卫星电视北美平台、亚洲平台、非洲平台、欧洲平台、拉美平台相继建成开播；中央电视台第四、第九以及西班牙语频道、法语频道、阿拉伯语频道、俄语频道等6个国际频道的节目信号通过卫星传送已覆盖全球，在139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节目的落地入户播出，海外用户超过1.5亿户；在境外的整频率调频电台已达19座，实现了我国对外广播史上的新突破；以东方卫视为代表的一批地方广电媒体也纷纷发挥自己的优势和特色，向各国提供节目、栏目和频道，大踏步地走向世界。
广播影视对外传播的成就不仅体现在落地的节目和出口的产品上。近年来，广播影视走出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个变化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指导方针上，从以国内发展为主兼顾国际，向国内国际并重发展转变。中央电视台的19套开路电视节目中就有6套国际节目，地方广电也纷纷利用地缘和语言优势加快走出去步伐。内蒙古电视台节目大量覆盖蒙古国；新疆电台电视台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土耳其等多个中亚国家落地；广西电视台与泰国、越南、菲律宾、印尼等国电视台联合举办广西电视展播周，形成了立体式的走出去局面。
二是工作目标上，从介绍中国向对世界发出中国的声音转变。随着走出去的发展壮大，中国广播影视不再是简单地介绍中国，而是积极参与国际新闻事件的报道，在国际传媒中发出中国的声音，使中国广播电视成为“全球的触角、中国的眼光、世界的窗口”，成为全球倾听中国、了解世界的重要途径。
三是发展标准上，从简单学习模仿国外媒体向建设国际一流媒体转变。以中央三台为代表的广播电视媒体，正在大幅提升全球传播力，致力建成国际领先的现代传播体系。目前，CCTV-9正在稳步向中国特色的国际化电视频道迈进，CCTV-4已经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中文频道。
四是走出去的形式上，已从单项发展到多项。现在的走出去不仅仅是在国外落地覆盖，还通过购买国外电台电视台播出资源、销售广播影视节目、到国外举办广播影视节展、与国外合办晚会或项目等多种形式。购买国外电台电视台的频道频率和时段是近年来走出去的一种崭新形式。
（插话：这就是借力借势、借船出海，按照我们曾有的思路是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
是的。另外，面向国外销售广播影视节目进一步扩大了中华文化对海外的影响。2008年全国各影视机构仅通过参加国际电视节展，就向国外销售电视剧一千多万美元。电视剧《李小龙传奇》远销到欧洲、北美洲、亚洲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尚未开播就靠销售国外版权收回全部投资。动画影片《三国》现已销往24个国家和地区，收入超过一个亿。浙江卫视《我爱记歌词》等节目播出版权也成功卖到了国外。
五是运作方式上，从免费赠送向付费收看转变。中国卫星长城平台全球付费用户突破10万户，总收入接近2亿元人民币，其中美国平台7.4万户，加拿大平台1.5万户，是北美规模最大、节目最多、订户最广的中文卫星电视服务平台，获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些都表明，广播影视走出去正在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问：我预测将来随着中国国家地位的提高，委托制作、制播分离不仅在国内层面展开，而且也可能在国际层面展开，委托国际媒体制作，购买国际媒体、购买时段等。如果完全由我们投资制作，靠小作坊的方式，没有办法达到西方本土的效果。还得用人家的人，借人家的地段，借人家已有现成的媒体和时段，采用各种方式覆盖，这是一个趋势，效果会更好一些。
答：近年来，有民营企业在国外购买电视频道，但经营比较艰难。原因是一方面投入太大，另一方面是我们的投资者原来不是电视行业的。但这种做法传播了中华文化、发展成就和产品品牌，扩大了中华文化在海外的影响。我们对此是积极支持的。但中国企业家在购买国外的电视台后，既能宣传自己，又实现成功运营，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