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仲文
20世纪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世纪，在这100年中，仅中华民族，就出现众多的风流、风云人物，所谓非常之世必有非常之人。其中可以称之为文化巨人的，我认为至少有12位：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胡适、鲁迅、陈寅恪、周作人、林语堂、冯友兰、钱穆、钱钟书与李慎之。需要加以说明的是，这里列举的文化巨人，主要表现在思想、文化或学术层面。
梁启超自是学术奇人，他一生思想，几经变化。时代变，他也变，而他生活的时代，又是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他本时代旧人，偏能应时而动，始终没有脱离时代的节律，实在是他的老师康有为先生有所不及的，甚至是章太炎先生做不到的。现在很多研究者称梁启超先生为中国自由思想第一人，也算实至名归。章太炎自是国学大师，尤其是古文字学大师，而且是善于培养巨人的大师，例如人称狂人教授的黄侃就是他的弟子，本文主角之一的鲁迅，也是他的弟子。
王国维先生则是中国现代第一位大学问家。他对西学也明晓，中学尤精湛。他的研究为业内人所钦佩，其研究成果尤其为同行所推崇与称道。而他的学术知音陈寅恪对他的一生评价，同样成为中国学术史上的一注辉煌。
先有周作人，后有钱钟书，则是中国学界乃至整个文化界，最为博学的人物。其广博高远的表现，可以说，前无古人，至少直到如今，仍无来者。
林语堂与冯友兰都是在西方世界中对中国文化，中国哲学最有能力与成效的传播者。林语堂用英文写成的《生活的艺术》等一系列著作，说到对一般西方读书人的影响力，至今没有可以望其项背的人士；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同样用英文写成，在美国学界，至今也没有一本在影响与传播方面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同类著作。
钱穆先生则是中国传统文化尤其经典文化的最卓越的梳理者与传播者。20世纪50年代，创业维艰之时，他在香港以笃定诚志之心开办文化书院，条件那般艰苦，但他锲而不舍，乐此不疲，以后书院成了气候，他作为开拓者，却又以“存而不有”的心境，欣然离去。不居其功，不享其成，正表现出他心口一致的真儒本色。
上世纪最后一位出生的文化巨人显然是李慎之先生。他的主要活动在世纪中叶之后，他的现实性榜样作用，则全然有别于上述诸人，而他的影响至今犹在不断放大之中。
然而，若从理念、学识、影响、成就、文化性格与价值精神诸方面综合考认之，则胡适、鲁迅、陈寅恪三位先生显然完全可以称之为文化巨人中的巨人。
一
胡适先生的巨大影响力，首先与五四新文化运动血脉相关。造就这新文化成就的显然首推蔡元培、陈独秀与胡适。有研究者说，无蔡元培，则没有北京大学的革故鼎新；没有陈独秀，则没有《新青年》杂志；没有胡适，则没有白话文革命。这三者，诚然是那个历史时期最为关键性的三大节点。
但胡适的影响，虽然生发于那一场运动，却又远未止于那一场运动。他一生坚持与主导的理念与建树，至今思来，尤其郁郁勃发生机盎然。如他的全盘西化论，如他的自由主义信念，如他的“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的文化追求，如他的“有一分根据，记一分话”的学术操守，都是五四以来的中国人绕不开的话题。人们尽可以不同意或者完全反对胡适的这些观点，但绝对无法否认这些观念与相应的成果在中国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与作用。
对胡适的评价，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有着明显的时段差异与认知差异。然而，站在历史的宏观尺度上思索，这些差异不过是历史长河中几朵浪花而已。这些差异的造成既有外部性原因，也有内在性原因，简而言之，是与胡适一生的特殊经历与特殊定位有关的。
胡适的一生，常游动于文化、学术与政治之间。他其实不热衷政治，但在那样的时代，你不热衷政治，政治可能热衷于你，尤其是他那样具有特别影响的代表性人物，是由不得他的主观意愿的。他其实热衷于学术，然而，又很少有真的静下心来别无他顾的时候；他的学问常做在历史变动的夹缝之中，而他的学术成果也常常是东走西顾，半卷而终。他自然是一位杰出的文化传播者，而这一点，既和他的经历有关，又和他的追求有关，还和他的性格有关。他和他那个时代的种种特性云水相依，因果关联。而这一切的叠加、交融与通汇，方才造就了这样一位卓越的文化精英，而他也给这时代打上了深深的无可磨灭的个人印记。
胡适的成就，其实有些“另类”，甚至有些“怪异”，他首先是一位白话诗人。任何一种现、当代中国文化学史都不可以缺少胡适的。然而，他的诗的水准，却远远没有达到那么杰出的层次。他的文章传布久远，好读，耐读，然而，没有太多文采，褒扬者说，没有文采，也是文采，正如没有风格也是一种风格一样。这固然也不错的，但说到对文章一道的美学贡献，排来排去，排不到适之先生头上。他写过中国哲学史，写了一半，不写了，没下文了。单以这一半大作而论，虽有筚路蓝缕之功，但在台湾大哲学史家劳思光看来，这一半也不算成功。劳思光说他的哲学著作没哲学，其影响与成就都当在冯友兰的哲学史之下。此外，他对《红楼梦》、《三侠五义》、《水浒传》、《儿女英雄传》等多种中国古典小说都有很精到的研究与考证，并写了不少序、跋一类的文字，却始终没有形成一部开阖有序的著作。他对《文心雕龙》同样兴趣浓厚，甚至可以说是倾心而为之，但说到其研究的学术价值，也不为业内人所倚重。反倒是他的日记与众多的随笔性评论性文字有着无可替代的社会价值与文化价值。
然而，他的著作，他的思想，他的理念，却极有影响，极具魅力，且能传播久远，历久弥彰。考究其中的原因，是他所代表的文化精神显然浸淫于他的一切表达与著述之中，又凸显于这些表达与著述之上。或许可以这样说，胡适的特点，是其人大于其精神，其精神大于其著述的。这样的品征也许只有在那样特殊的时代与文化背景下才可能成为现实。
看这三十年来，中国大陆对胡适、鲁迅一代人的评价，也在发生或隐或显的变化，其中对胡适的评价倾向，其正面权重日征日显。个中原由，值得深思。
二
如果说胡适是一位自觉于学术、文化与政治体制内的人物，那么，鲁迅则全然是体制外的人。尽管他多年的正式职业乃是彼时教育部的佥事——正经八百的公务员哩，不可谓无位，也不可谓无权，尽管他也曾在多所大学兼职或专职教书，但他的心始终是体制外的，1927年后定居上海，干脆连人也成为体制外的人，虽然也曾长期享受着中央研究院的干薪。
鲁迅自然也是非常杰出的学者，然而，他与政治与社会现实关联度高，其关系更深，纠结更密，主观诉求也更切。他不但是五四时期文坛的骁将，且是后来“左联”的重要成员，或许应该称之为“左联”的精神领袖的。他关心国运，关心国民性，关心民间疾苦，关心政局的变动，更关心社会的走向与变革。他先是服膺进化论，从而寄大希望于青年，后又服膺阶级论从而转折立场，成为彼时二军对垒中冲锋陷阵的一员。
因为他有这样的经历，故对他的争议也多，争论也大。他在世的时候，委实“骂”过很多的人，也确实遭受到很多人的“骂”。不是他生性好斗，而是处在两种极端政治角力的漩涡之中，甲方认为好的，乙方一定认为不好，反之也是一样。而且随着政局的变迁，他即使早已不在人世，那评价犹然不因他的过世而静止，而是随风作雨，过岭接山。他也曾被捧到极高的位置，这显然与他本人的意愿不符，也曾被偶像成神明，就更与他的品性不恰合了。也因此故，王朔有评论说，各界人士对鲁迅的颂扬，有时到了妨碍我们自由呼吸的地步。什么时候能随便批评鲁迅了，或者大家把鲁迅淡忘了，我们就进步了。
然而，这是不能持久的，从近些年中国大陆对胡、鲁的评价看，胡的正面评价更多些，鲁的质疑与争论也有发展趋势。有争论，有褒贬，其实正是一种常态。且唯有常态方能持久，唯有常态，才更合乎历史的实际状况。
与胡适的另一个不同是，胡适是精神大于作品。鲁迅则首先以作品取胜，也终将以作品取胜。他不是以宣言而是以小说创作登上历史舞台的。或者可以说，他是作品大于精神，也未可知。
鲁迅的作品，首先是小说，且他的小说创作，带有横空出世的味道，甫一登场，就光芒四射，虽然自己与自己比，小说之间，也有参差，但和他同时代的小说家比乃至和整个中国现代小说家比，他的小说创作，都应该说是非常杰出的，非常精粹的。他的小说中，有悲剧，也有喜剧，有幽默，也有讽刺，有社会主题也有家庭生活，有白描传统也有新小说技巧，有深厚的传统底蕴也有高超的创造精神。一些典型人物与理念，直到今天也未过时，或许100年乃至1000年后依然会在中国小说的艺术长廊中熠熠生辉。
鲁迅的学术专著不多，但品质很高，不说别的，只说一部《中国小说史略》，已足以奠定他的学术地位。这是一部奠基性作品，而且那构架，那立意，那材料，那分析，那理念，那眼界，那手段，那风格，那笔墨，直到今天，也无以过之。正堪与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联袂合符，玉成双璧。
他的诗也写得好，古体诗风格鲜明，品味卓越，其水平肯定高于胡适多矣，白话诗虽不及胡适的白话诗那么影响广泛，声名显赫，却又能别开生面，另成一路，以我这样的读者，是觉得更有意味的。
他的杂文尤其得到众多读者，且各个阶层读者的青睐与推崇。能把杂文这样的文体写到那样的模式与境界的，终整个20世纪，可说百年之内，唯此一人。
三
陈寅恪则另是一个路数。作为文化伟人，就其品级而言，他并不输于鲁迅或者胡适。但说到影响，却与胡、鲁二人不同。胡适的影响，终其一生，都很大很大，他本人不但在中国文化人物中是最具影响力的，而且在他那个时代的美国人中，也是最具知名度的。鲁迅的影响，或许在某个阶段不及胡适，但在另一些阶段，则大有过之。虽然历史原本是公平的化身，是非利钝，自有公论，但作为领风骚于一代的人物，则陈寅恪先生无论如何是不能跻身于其列的。
陈寅恪的影响，主要是在学术圈子内，而他的学问更在圈子内的圈子内。能明白他的人已然不多，能明白他学问的人，就更少了。虽然人数不多，却反响巨大，因为他影响的多是些最具学术影响或者文化影响的人。这些人，用现在通行的语言表示，即在学术与文化方面极具话语权的人。如梁启超，如吴宓，如胡适，如傅斯年。别个不说，只说傅斯年。此君在北大做学生时，就极具领袖气质，而且学问功底深厚。胡适初入北大，讲授哲学课。人家从三代讲起，胡自先秦讲起，听他课的人想赶他下台，一时主意不定，就去请教傅斯年，傅斯年专门听了胡适的课，经他认可，胡适才算逃过一“劫”。然而他对陈寅恪的学问，却是叹服有加，不敢也不肯妄言妄议的。
陈寅恪学问之大，远不是教授二字可以概括的。故被尊之为教授的教授，一些教授们弄不清的问题，便去请教他，他能给出满意的答复。要知道，那时的教授，其含金量比之今日的教授们要高出许多呢。
但总的看来，陈寅恪的影响，在当时不算很大，其文化与社会影响尤其不大。即使在清华大学校内，也并非热门人物，他既比不过王国维，更比不过梁启超，更不要说与蔡元培，胡适，陈独秀等文化明星争一箭之长了。
确切地考量，陈寅恪原本也不属于公共知识分子。他的公共化程度很低，他也不大关心那些社会问题，或者社会焦点性问题。在对社会文化的直接影响上，他不但与胡适走的路径全然不同，与钱穆的追求也大不相同，而在政治性文化题目上，他的参与度与表现力，与鲁迅相比，几不可同日而语。如果在这个层面解说陈寅恪，他大约只是一个二三流人物。他的真正的广为人知，不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甚至不是四五十年代，而是在上世纪末叶，这个时候的中国学界与文化界，才算真的明白了陈寅恪。虽然个中也掺杂着诸多非学术性情感在内。然而，他注定是一位文化伟人。因为他的坚守固然是内敛的，他的学术固然是专门化精细化的，其寓含的精神却远远超越了它原有的范围，而且，其品质卓越，基础坚牢，难于自蚀与推移。
说到做学问的方式与方向，陈寅恪也是与众不同，甚至有些“走偏”。他似乎专门在通常别人不注意或不甚注意的地方下工夫。那情形倒很合乎耗散结构理论的规范。
他研究唐代政治史，研究突厥文明，都下过大工夫，作《元白诗笺注》，作《柳如是别传》，均能另辟蹊径，卓尔不群，对长篇弹词《再生缘》尤情有独钟。其研究路数与门径，可谓别开生面，与众不同。
陈寅恪的高绝之处，在于他的研究属于不好概括的一种。胡适的学问好概括，鲁迅的学问也好概括，甚至王国维、章太炎的学问都好概括。但陈寅恪的学问不好概括。
而不好概括的学问往往是更具内涵的学问。虽然他一生作品不算很多，但那情形，甚至有些相对论对宇宙空间的描绘味道，属于有限而无界的一种。
陈寅恪的广为人知，甚至可以说是本世纪的事情了。其标志是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的出版。陈的一生，比之胡、鲁，可谓曲折更多，光芒更少，在上世纪59年代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之前，中共高层并不知晓此人。倒是斯大林与毛泽东会谈时特别提到了他，才引起政治人物的注意。他的真正出名，在于中国文化开始复兴的今天。这固然与他的学养有关，更与他的学术成就有关，也与他生前遭受到的种种不公平待遇有关，但特别是与他的学术品节和学术精神有关，尤其与这时代的需要和期待有关。在陈寅恪，实在是作品高于人生经历，其学术品节与学术精神又高于其学术成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