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本书能读上一两个月，也是件很不错的事情，这样的书被称做“火腿”。不过，一般来说，火腿之类的书多是留给文化水平较低的人看的。开始的时候，中国作家在德国是比较成功的，为什么呢？要知道，德国出版的书有70%属于译本。这说明，德国读者根本不喜欢读德国作家的作品！原因在于，许多有代表性的德国作家不会讲故事，而是更倾向于思考社会问题。相比之下，美国和中国的作家则很会讲故事。比如莫言，在他的故事中会出现上百个人。可如果听不到故事的话，人们就无法了解生活和生命的意义所在。不过，中国当代作家也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他们常常改写一些已经写过的故事。
现在谈一下语言的问题。是的，语言是一门艺术和一种手段。翻译家可以对作家的文笔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因此，作家往往对翻译家有着较强的依赖心理。但翻译家并非就是完全独立的，因为他还得服从出版社的安排。有一家很小的出版社，总共才两三个人，然而生意却非常兴隆，因为他们总有办法把书推销出去。有一次，我在此出版一本翟永明（1955-）的诗集。因为翟永明的作品没有标点，这样一来，出版社的老板不愿意了：这怎么行！于是他就把标点都添上了。那么，翟永明的德文译作还能跟中文原作一样吗？当然不一样了！不过，我后来也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因为经常要在德国开朗诵会，如果没有标点的话，我会感到读起来比较吃力，甚至有时会读不下去。
可是要知道，参加朗诵会的听众都是买了门票的，所以他们的要求自然会比较高。如果我出现问题的话，他们会抱怨，说枉掏了钱。因此，考虑到这样的原因，我现在开朗诵会的时候也习惯加标点了。
由于姜戎不会英语，所以他在英国的知名度不高。包括莫言、余华（1960-）等人，他们的外语水平都不太好。另外，在美国出版的书有95%是用英文创作的，这说明，美国人根本不读非英语类的书籍，包括德文著作。如果把美国看成是西方的话，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德国根本不属于西方国家之列。在德国，最成功的当属中国当代诗人。但在美国，由于精通英文的葛浩文的大力推介，中国当代小说家显得格外出众，而杨炼、王家新等诗人则显得默默无闻。当然，这其中并不包括北岛。他在英语国家已呆了30多年，但英语也不是很好，可为什么他会成功呢？因为他的翻译是一位非常知名的美国作家，并且40年前还学过一点中文。尽管中文几乎全忘光了，但他有自己的办法——每天与北岛通电话，以这样的方式不断修改自己的译作。
每天我都进行创作和翻译，不过我并非德语国家唯一既写作又翻译的人。从我们历史上的各个时代来讲，重要的作家基本上也是翻译家，到现在仍是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波尔说得好：我们的德语受到了太多来自**的影响，现在应重新学习。在开始小说创作之前，他做过翻译。通过翻译美国的小说，他创造了自己的语言。到现在为止，中国的当代作家，无论来自中国内地、澳门、香港还是台湾，都懒得学习外语，这样一来，他们很难了解自己的作品在翻译之后存在哪些问题。如果你有机会读一下杨炼作品的英译本，会发现翻译的质量实在很糟糕，而多多的译作更可怕。作家梁秉钧（1946-）能够自己将作品译成英文，但水平也是一般。以前的中国作家外语水平都是很高的，他们可以用英语、法语或德语进行创作。比如张爱玲（1920-1995），她20世纪50年代在香港发表的英文小说是很棒的。如果现在读她的作品，会发现英文版和中文版的差别非常之大。相比而言，英文版的质量要更高一些。
总之，我认为，如果一位当代作家能多少懂点外语的话，那么便会对翻译起到一定的帮助作用，至少可以少犯错误。当然，翻译是无法回避错误的，毕竟我们是凡人，出现错误属于正常现象，不犯错误的只有一位，那就是上帝。
我现在已讲了不少了，接下来希望能跟大家交流一下，谢谢！
提问：顾彬教授，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您刚才说的德国人对于生命和生活的了解，是通过故事来了解的，我想请您详细解释一下，谢谢。
顾彬：如果你熟悉《圣经》的话，那么便会找到这样的话：人的生活需要故事，他应该每天听到故事，不然便没办法生存。可德国作家对讲故事没有太大的兴趣，他们更喜欢思考。不过最近哲学家豪格勒贝（Wolfram Hogrebe，1945-）提出，当代人也需要故事。这给人这样的印象，仿佛讲故事的时代又回来了。但是，需要什么样的故事是个重要的问题。不少中国作家考虑的是什么样的故事好卖。市场需要什么，他们便写什么。我不想读这样的故事，根本读不下去。一个月前我在首尔上课，给那里的学生介绍中国20世纪的经典文学作品。有好几个人问我：为什么会提到《狼图腾》？他们觉得很可笑：这个是给小孩子看的，闭着眼也能读！可见对他们而言，咱们的故事太简单了。另外的一个问题是，莫言等人能够在一部作品中描写近百个人，而德国当代作家会集中地描写某个人物的精神世界。此外，德国作家特别注重细节的描写，越是看似简单的东西越会引起他们的兴趣。刚刚获得德国最高文学奖的奥地利作家瓦尔特·卡帕赫（Walter Kappacher，1938-），描写的是一位生活于一战前后的作家，总共才写了100页。尽管在这方面我知道的不算少，可在阅读他的作品的时候，还是不时地被他的语言所征服。实在太美了，让人百看不厌！
提问：我想问这个问题，关于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比如四书五经的翻译情况，还有老子道德经的作品翻译。我最近也试着稍微看了一下，比如说老子道德经的译本，据我所知，好像100多个译本，那么这个版本的话，有许多是外国作家翻译的，也有好多是中国翻译家翻译的，120多个版本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问题，但是我看了一下，没有一个作品是能够淋漓尽致地、非常准确地把老子完完整整地翻译过去。请问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老子《道德经》译本的情况，哪个译本比较完整，比较能够受西方人的信赖。
顾彬：目前德国至少有80个版本的《道德经》，翻译质量都是很不错的。近年来出现了一批学者，他们不光把《道德经》重新译成非常好的德文，而且还会全部添上注释，帮人去理解每个章节的内容。当然，有的出版社不愿意这样做，因为担心会影响销售。在他们看来，哲学类和文学类书籍是可以不需要注释的。《道德经》在德国的地位非常高，直到现在的影响还是很大。不光是《道德经》，中国的不少古典文学作品在很早的时候就已被译成德文了。像《红楼梦》等在德国的传播已有七八十年的历史，到现在仍没有停止销售，仍不乏大量的读者。其中弗兰茨·库恩（Franz Kuhn，1884-1961年）的译本的影响力是比较大的。不过，《红楼梦》是一部比较复杂的作品，所以我不敢说，包括我在内的德国读者会真正地读懂它。此外，《庄子》、《孟子》、《论语》等作品早在100年前就有了德译本。其中，孔子、庄子在德国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如果没有孔子，恐怕某些作家、思想家今天不会有那样大的成就。但是，真正了解和接受中国古典文学史的人却不多。只有在了解到某位德国作家读过某本译作之后，人们才开始对它进行传播。比如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1898-1956），我们现在知道，在读了《道德经》之后，他的文笔、思路和世界观发生了彻底的转变。他所读的《道德经》是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的译本。这一点不搞翻译研究的人是不会知道的。不过，目前卫礼贤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前的译本已不太容易得到了。
另外，李白、杜甫的诗歌早已被译成了德文，但问题在于：它们的阅读对象都是学者和学生。明清的杂剧、传奇也是很早被译成了德文，但可惜的是，出版后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这里面的原因比较特殊，抱歉我没法在此细讲。李白在德国文人界的地位是非常高的，鲁迅也是如此。有不少健在的德国作家受到了鲁迅的影响。事实上，可以这样讲，如果要想了解德国当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的话，不应只读作家本人的作品，而应同时了解他们可能读过的译本。你们恐怕想象不到，我们也会这样说：没有中国就没有布莱希特，的确是这样。
提问：我觉得中国当代诗歌有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和中国古典诗歌这样一个十分优秀美好的传统之间的疏离关系。反观新诗的成长历程，与西方现代诗歌的译介却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西方现代诗歌的汉译成果成为新诗的营养源头，直接推动了新诗的发展。几乎所有的新诗诗人，都受到西方现代诗歌的重要影响。
而这些诗人与中国古典汉语诗歌的传统，基本呈现一种疏离甚至断裂的势态。很多诗人，他既不是古典诗歌传统的承继者，同时如您所说，外语又不是特别好，我想请问您如何评价这个现象？还有，您能否讲讲《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这本著作的写作历程和相关背景，非常感谢。
顾彬：你提出的问题比较重要。1988年前后，在《鲁迅文集》临近完工的时候，我感到自己仍有时间和精力做点更大的事情。所以，在那时我决定编写《中国文学史》。
最初的计划是写八本，后来改成了十本。本来我只想写其中的一本，比方说《中国古典诗歌史》，可后来有不少人中途退出了。于是，在完成了《中国古典诗歌史》以后，我继续撰写了《中国古典散文史》、《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最后是《中国戏剧史》。不过，我的兴趣不在当代，而是在古代和现代。一位大学教授问我，你的标准是什么？我只能说我的标准是鲁迅（1881-1936）、钱钟书（1910-1998）、托马斯·曼（ThomasMann，1875-1955）和罗伯特·穆齐尔（Roben Musil，1880-1942）。我承认，这样的标准肯定是有问题的，可如果没有标准的话，我就写不出任何的东西。
起初我也曾犹豫过，想放弃《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加上当时很多的中国学者都劝我：停止吧！别写了！没什么意思！可是，如果我不写的话，还有谁会写呢？毕竟我已经收集了许多宝贵的资料，并且研究了30多年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汉学家并不多。
因此，我最终还是没有放弃。现在我知道，这本书在中国销售得很成功，受到不少中国读者的喜爱。所以，我要感谢中国的读者！因为是他们给了我莫大的鼓励和支持！当然，这本《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也存在不少问题，因为我没有办法抛开我自己的标准。
欧阳江河曾经问我：德国当代诗人是不是与德国传统没有什么联系了？我说恰恰相反，比如我们最红的诗人杜尔斯“火腿”格林贝恩（Durs Grünbein，1962-），如果你没有学过罗马帝国史和欧洲哲学的话，便根本无法理解他的作品。我自己的诗歌也是这样的情况。如果没有学过哲学、神学、日本学、汉学，就很难读懂我的作品。因此，我们的诗人是立足于自己的传统进行创作的。有时我开玩笑地说，如果阅读中国当代小说，那么不需要词典、工具书之类的东西，也不需要掌握中国古代的知识。小说是这样的情形，恐怕诗歌也是如此。不过，这些作家也有其他的一些优点，比如西川的作品，由于中国文化背景不是很浓厚，所以在德国很受欢迎。此外他还很有幽默感，这跟其他的中国当代作家有些不太一样。不过，由于这些诗人的背景大都跟西方有关系，而跟中国的联系比较少，所以也令人感到有些可惜。或许，将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联系起来对他们来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提问：在中国20世纪的文学作家中，您有没有注意到这类学者的文学作品，比如说像钱钟书，他虽然作品不多，但是他影响很大，有没有把钱钟书做一个样本来研究一下。
顾彬：我原来有位德国同事，名叫莫芝宜佳（Monika Motsch，1942-）。尽管她现在对我有些不太认同，但我还是对她的研究进行了探讨。她用毕生的精力潜心研究钱钟书的作品。由于在德国出版了《围城》的译作，她得到了一个较高的翻译奖项。我的其他的一些同事翻译了十几本当代小说，而她只译了一本《围城》，然后便拿到了那样的大奖。但是没有办法，毕竟钱钟书的作品是世界级的。
（演讲者系德国著名汉学家，波恩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