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化研究热潮在欧洲迅速兴起，作为文化研究领域的主要研究机构——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the Birmingham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简称CCCS），日益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在该中心从事文化研究工作的学者以及与该中心在学术上有渊源的学者被统称为“伯明翰学派”。
伯明翰学派自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在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 Hoggart）、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等人的带领下，在文化研究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特别是威廉斯对“文化”的界定为文化研究领域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此外，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的飞速发展，该学派在文化研究的基础上，对报刊、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以及媒介的受众和效果进行研究，在论证媒介的意识形态功能、受众对媒介产品的解读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雷蒙·威廉斯从文化学和社会学的立场出发，对广播电视的文化特性和技术特性进行了综合论述，提出了“戏剧化社会”、“电视的流程”、“流动的藏私”等重要概念，阐释了电视作为一种技术的发展历史，通过对拉斯韦尔传播模式的分析再现了电视的意识形态特性。威廉斯的电视理论加速了电视研究的进展，树立了电视研究的里程碑。
理查德·霍加特对广播、电视等新媒介对大众的影响持悲观的态度。通过对20世纪50年代大众对媒介产品的使用状况以及媒介产品给大众生活、思想、观念带来的变化状况的审视，霍加特对当时“堕落的”大众文化产品进行了批评，指出其为迎合大众的品味而产生的低俗化倾向。
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斯图亚特·霍尔接管了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持中心的日常事务，成为中心的实际领导人。作为伯明翰学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霍尔几乎成为文化研究的“代名词”。在他的带领和影响下，伯明翰学派把阿尔诸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和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引入文化研究当中，同时运用符号学和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对社会权力的运作方式进行了深入分析，使英国的文化研究跨上了一个新台阶。在媒介研究领域，霍尔等人通过对媒介产品制作过程的分析，再现了媒介产品是如何发挥意识形态功能的；此外，霍尔对不同解读模式的研究也开拓了受众研究的新视野。
在此基础上，多若希·霍布森（Dorothy Hobson）和戴维·莫利（David Morley）等人使用民族志研究方法，通过亲身访谈，揭示了受众解码模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其中，莫利对《全国新闻》的受众研究、霍布森对广播节目和肥皂剧节目的女性受众研究，莫利对“家庭电视”的受众研究，凸显了伯明翰学派民族志受众研究工作的意义和价值，成为该研究领域的风向标。同时，莫利等人还对女性受众在媒介产品接触中所遭遇的性别歧视进行了揭露，从而推动了英国女权主义的进展。
伯明翰学派的另一个代表性人物约翰·菲斯克（John Fiske，或译为约翰·费斯克），无论是他的归属问题还是他的理论研究，都颇具争议性。严格说来，他并不是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但他却是该中心学术活动重要的参与者，与中心有着很深的渊源。另一方面，他的研究与中心成员的研究一脉相承。菲斯克把大众文化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认为大众文化是人们在一定条件下无意识的自觉创造行为，与大众的日常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菲斯克的受众理论突出了受众的积极性、主动性以及受众创造意义和快感的能力，从而把受众的地位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然而，在菲斯克关于大众文化的论述中，把文化领域片面理解为抵抗和斗争的场所，片面强调受众的抵抗性和颠覆性，完全忽视了经济和技术的支配力量，从而否定了意识形态的存在，这是其明显的不足。
以上分析的是伯明翰学派主要成员的研究成果及其价值，然而到底应该如何对该学派进行合理界定呢？
第一节伯明翰学派的界定
国内学界对伯明翰学派谱系的界定一直比较混乱。北京语言大学黄卓越教授曾经在一次访谈中对伯明翰学派的谱系进行梳理，他指出伯明翰学派几乎等同于文化研究学派：“一方面是实质性参与伯明翰中心的人物”，如理查德·霍加特、斯图亚特·霍尔、雷蒙·威廉斯等；“另一方面就是思想的一脉相承”，如约翰·菲斯克等。在此基础上，北京师范大学胡疆锋博士在2007年的博士论文《亚文化的风格：抵抗与收编》中，曾经对该学派的谱系进行了清晰、完整的界定。
胡疆锋把伯明翰学派的成员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在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工作、学习过的成员，包括对伯明翰学派产生重大影响的研究人员雷蒙·威廉斯；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历任主任理查德·霍加特、斯图亚特·霍尔、理查德·约翰逊（Richard Johnson）、乔治·拉伦（Jorge Larrain）等，以及“伯明翰帮”（Birmingham mafia）——即在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学习过的硕士生和博士生，主要有菲尔·科恩（Phil Cohen）、托尼·杰斐逊（Tony Jefferson）、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迪克·海布迪吉（Dick Hebdige）、安吉拉·默克罗比（Angela McRobbie）、夏洛特·布朗斯顿（Charlotte Brunston）、多若希·霍布森、保罗·吉尔罗（Paul Gilroy）、戴维·莫利、约翰·克拉克（John Clarke）、劳伦斯·格罗斯伯格（Lawrence Grossberg）、约翰·斯道雷（John Storey）等。第二类成员虽然没有在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学习和工作过，但是与伯明翰学派有很深的渊源，他们或者参加过伯明翰的学术活动或经典文本的写作，如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西蒙·弗里斯（Simon Frith）、约翰·菲斯克等，或与霍尔等人关系密切，如霍尔在英国开放大学工作期间（1979～1997）的同事托尼·本内特（Tony Bennette）等人。本研究将重点选取该学派在受众研究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佼佼者，如理查德·霍加特、斯图亚特·霍尔、雷蒙·威廉斯、多若希·霍布森、戴维·莫利、约翰·菲斯克等，对其理论的产生背景、理论本身的特色及其在学术领域的贡献、价值和地位进行系统研究。
伯明翰学派的出现与英国新左派（New Left）的崛起有着直接关联。该学派早期领导人汤普森（E.P.Thompson）和威廉斯都曾经是英国共产党员，1956年匈牙利事件和苏伊士运河事件之后先后退党；霍尔作为来自第三世界的独立社会主义分子，没有参加过英国共产党，但是作为新左派的早期领袖之一，和共产党关系密切。新左派中的知识分子和青年既对英法等国家的资本主义社会现状不满，又对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持怀疑态度，因而提出走“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第三条道路的想法。他们坚持从社会底层工人阶级的立场出发，主张社会平等和公正。1961年，汤普森等人创办的《新理性主义》（New Reasoner）杂志与霍尔等人主办的《大学与左派评论》（Universities and Left Review）合并，成立《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该刊物成为新左派发表政治言论的政治舞台，该学派的重要成员都是《新左派评论》的撰稿人。
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早期成员主要研究文化的内涵、文化产品以及文化产品的社会功能，对英国的文化研究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但是对文化研究的定义却并不明晰：
（文化研究）是一个最富于变化，最难以定位的知识领域，迄今为止，还没有人能为它划出一个清晰的学科界限，更没有人能为它提供一种确切的、普遍接受的定义。尽管如此，国内外对“文化研究”的探索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伯明翰学派的理查德·约翰逊（Richard Johnson）曾经把文化研究概括为三种主要模式：一种是基于生产的研究，一种是基于文本的研究，一种是对活生生的文化的研究。这三种研究模式互相渗透、互相影响，构成不可分割的整体。然而不论是哪一种模式的文化研究，都必然和媒体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因此文化研究离不开大众传媒。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始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而它的传媒文化研究在60年代末期逐渐成为文化研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对此，美国著名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曾经如此评价：“英国的文化研究的创新意义就在于，看到了媒体文化的重要性以及它是如何与控制、抵制的过程交织在一起的。”受众研究作为传媒文化研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始终受到伯明翰学派的关注。在伯明翰学派的众多学者当中，大部分都对受众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如雷蒙·威廉斯和理查德·霍加特早期对大众传媒与工人阶级受众的研究、多若希·霍布森和夏洛特·布朗斯顿对女性受众的研究、斯图亚特·霍尔和戴维·莫利对受众解读模式的研究以及约翰·菲斯克关于大众对文化产品的创造性功能和抵抗性解读的研究等。伯明翰学派对受众的研究几乎从中心成立之初就已经开始，持续时间较长，涉及面广，且理论成果丰富。
选取伯明翰学派的受众理论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该学派在受众理论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理论家，如斯图亚特·霍尔、戴维·莫利和约翰·菲斯克等人提出的有关理论，以及雷蒙·威廉斯、理查德·霍加特、汤普森、多若希·霍布森等人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介绍和梳理，从中探求理论的本质、理论形成的必然性及其对受众研究的贡献和影响，将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第二节受众研究的取向和传统
从传播学的意义上看，受众就是传播信息的接受者，包括报刊和图书的读者，广播、唱片的听众，电影、电视、舞台剧的观众，以及新兴媒体，如网络、手机的使用者。受众也可以用“接收人”、“信宿”、“阅听人”等概念表示。为了明确表达“受众”一词在大众传播时代的意义，有些传播学者把“大众（mass）”与“受众（audience）”合二为一，形成“大众受众（mass audience）”的概念。这一社会学词汇和传播学词汇的链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媒介技术的发展状况，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
英国传播学者丹尼斯·麦奎尔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把受众划分为古代受众和现代受众。麦奎尔指出，古代受众指的是聚集在某个场所现场观看表演、比赛或宗教仪式的城邦观众；而现代意义上的受众指的是随着印刷品的出现、电影的发明和广播电视的发展而出现的“大众受众”。尽管现代社会还存在大家聚在一起观看表演或比赛的情形，如在剧场观看现场演出、在体育馆观看现场比赛，但是报纸、电影、广播、电视等媒体的出现大大改变了“受众”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因此现在所说的受众通常指的是大众传媒的受众。与古代的“受众”概念相比，现代的“受众”具有人数众多、规模较大的特点，在空间分布上也呈现出非集中化的特征。
一、受众研究的取向
关于受众研究，目前存在两种较普遍的分类方法，即克劳斯·布鲁恩·詹森和卡尔·埃里克·罗森格伦的五种受众研究取向和丹尼斯·麦奎尔的三类受众研究取向。
克劳斯·布鲁恩·詹森和卡尔·埃里克·罗森格伦按照研究内容的不同把受众研究分为五种主要取向：效果研究、使用与满足研究、文学批评、文化研究和接受分析。他们首先把这五种研究取向按照学科分为三大类，即属于社会科学一类的效果研究和使用与满足研究，属于人文学科一类的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以及兼具上述两者特点的接受分析。效果研究强调媒介对受众产生了什么效果，而“使用与满足”学说研究的是“人们怎样使用媒介”，如布卢姆勒、卡茨和古列维奇超越了效果研究中以媒介为中心的观点，把研究重点转向了受众的认知需求，探索受众使用媒介的动机；文学批评关注“文学讯息”或“作品的结构”，尤其是“高雅文化”或“文学经典”作品，而文化研究的对象是“流行文化”、“大众文化”、“通俗文化”或“亚文化”，然而相同的是二者特别关心“风格问题”，其中“暗含了读者立场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性使用”；接受分析借鉴了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理论成果，重点研究受众对文本的接受条件、接受过程和接受程度。这五种受众研究以心理学、社会学、符号学、语言学、政治经济学等学科理论为研究方法，囊括了各个阶段、各个领域的受众研究，成为受众研究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