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琪
对于作新闻传播研究的人来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急速发展的新媒体为所有人带来最好的机会，但也带来最大的挑战。
最好的机会，因为新媒体普及之后出现的商机、媒体行为与文化现象为传播研究带来一片研究的沃土，几乎每一个人都可以在这片沃土上找到重要的课题。最大的挑战，因为新媒体的功能与性质与传统大众传播媒介差别已经大到原有理论难以处理的地步，然则舍弃旧有理论框架，新的又在哪里？另方面，与信息化同步发展的全球化使得文化帝国主义等议题再度受到关注。
对于中国而言，文化是一个难以回避的课题。在国际政经舞台上迅速崛起之后，中国的挑战已经由单纯的“如何成就经济发展”转变为“如何成就经济与文化发展”；2008年举办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与2010年举办的世界博览会都展现了这样的愿景。在历经过去数十年间几次社会巨变之后，中国打开大门、重新面对世界，此时此刻，如果文化上不走“西方的路”，则在“自己的路”之外究竟有没有第三条路？这“自己的路”应该是什么样的一条路？“传统”与“西方”又应该如何被看待？面对这些问题，文化的挑战无论在政策面或学术面都有其非常独特的意义。
由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文化议题之难以捉摸、处理，并非始自今日。数十年前，两位人类学者A.L.Kroeber与C.Kluckhohn尝试去定义文化，结果在文献里找到数百种不同的解释，足以让他们写成一本书。时至今日，文化的定义只有更多；不但更多，而且讨论文化与传播议题的角度与方法的分歧也更大。
姜飞教授本着他在后殖民理论与话语研究方面的深厚根基，不畏艰难，由借镜德国与美国经验，为饱受西方文化倾销之苦的中国找到一条出路——新媒体。作者在新媒体身上看到中国文化复兴的契机：它颠覆传统媒体的文化生产模式、带来新的知识生产经验。传媒既然是文化与文明间的第四个逻辑函数，新媒体也因而形塑了新社区、以至于新文化。
在某些传播学者的眼中，这样的论述可能过于乐观，并带有些许“科技决定论”（technology determinism）的色彩。但尽管读者未必完全同意、或接受作者的观点与结论，我们都很难否认，他在铺陈论述的过程当中，确实提出了许多重要的问题、深入的观察和独树一格的分析方法；对于西方论点，他也提出独到的评析。例如由西方dragon与中国龙的不同，作者点出忽略中西文化潜在差异所显露的跨文化问题，以期推动中国跨文化知识的普及和跨文化意识的转型；由历史上德国和美国文化崛起的经验和教训，他看到冲破批判普世性与文明霸权等极端对立观点的重要性；由传统媒介（广播、电视、报纸等）对于美国文化建构作用以及当下新媒体传播特点的分析，他提出传播学者有必要将研究对象从关注大众媒体（mass media）转向关注一般媒介（medium），从而建构中国视角的传播研究话语范式，并且，借助新媒体发展契机成就中国文化的崛起之梦；由文化与文明的逻辑函数关系的首次大胆建构，他同意借取外来文化的必要性，然而也强调创新的价值；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模型对清晰把握文化与文明关系具有的理论价值，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于中国崛起过程中文化建设路径的思想探索和社会价值，对于未来相关研究，这些议题与观点都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这是一本内涵非常丰富的著作。它的价值不仅仅在于作者所提出的论述本身，也在于这些论述所内含的思想、视角和可能激发的讨论；因为理念的激荡与省思正是学术研究进展的最大动力。作者多年来积极推动传播研究的努力有目共睹，我相信这本书将为他的学术成就带上另一个高峰。
2010年10月26日于台北
（作者汪琪，台湾政治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