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指导国家发展和参与国际竞争的大战略框架，有学者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理性应对全球化。在积极参与、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不仅要有效维护本国的利益，而且要自觉维护人类的共同利益，促进全球化的人性化。任何离开全球化的中国国家战略论都没有大战略的底蕴。第二，高度重视文明转型，在价值导向、模式选择、制度设计等方面，要自觉修正和超越工业文明，创造可持续发展的新文明。中国要站在历史的高度推进现代化建设，在突出经济发展的同时，充分考虑生态和非经济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坚持统筹安排、协调发展，倡导科学发展观，以实现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第三，加速科技发展，为经济发展注入持久的活力，提供坚实的基础。从粗放转向集约、从资源消耗型转向技术密集型的发展，是提高经济发展的科技含量、增强国际竞争力的唯一选择。第四，坚持理性、务实、非意识形态化的对外战略，积极参与国际机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一个理性、成熟的国家战略必须是使本国在国际社会受到尊重并且有良好形象与信誉的战略，不以意识形态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唯一准则，而要通过国际机制协调各种复杂关系，以维护本国的利益，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第五，大力倡导和谐，在国际上坚持对话、合作、双赢，在国内努力建构民主、公正的和谐社会。和谐思想不仅指化解矛盾、寻求稳定，其政治意义更在于变对抗为对话，变你死我活为共存共荣，变集权为民主，变统治为善治。第六，中国的和平崛起要获得世界的理解。中国的发展不追求主导世界和控制世界，而是要对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推进人类文明的进步。第七，以开放的胸怀认识政治转型，为非国家政治提供宽松环境。在当今全球政治的进程中，国际组织、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等非国家政治行为体的作用日益增强，在不同程度上分享着管理社会生活的功能与权威，这是国家战略所不能忽视的。第八，在国家主义和全球主义的矛盾和磨合中增强人类整体性和共同性的意识。作为国家战略，国家利益、权力、地位的基点毋庸置疑，但国家主义与全球主义的价值冲突日益显现，必须在坚持国家主义的同时对全球主义有更多的理解和认同，把维护人类共同利益也纳入国家战略的框架，并在实践中自觉摸索国家主义与全球主义磨合、妥协的可能形式，推动人类的共同进步与发展。
当然，强调国家发展对全球化的融入并不能忽视国际竞争的严酷事实，这是一条高度政治性的战略原则。有学者指出：现在的国际竞争是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较量，其激烈程度可谓不流血的“世界大战”，打的是政治战、科技战、外交战，也不排除局部地区的武力冲突。在这场综合国力的较量中，优胜劣汰的古老法则将继续以最无情的方式发挥作用。指挥不流血的综合国力“战争”比指挥流血的军事斗争更有赖于高明的战略指导，比如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就是战略错误。因为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苏联领导人没有对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僵化体制进行必要的改革，或有所改革但没有成功。在总体经济实力落后于美国的情况下，和美国大搞军备竞赛，便进一步妨碍了经济的发展，破坏了综合国力协调发展的规律；而美国的战略指导者正是利用苏联的错误，通过军备竞赛把苏联拖垮。戈尔巴乔夫看到这一点，试图通过改革挽回颓势，但他从政治改革上突破冒进而经济发展的问题没有解决，结果造成巨大混乱，直至垮台。苏联垮台就是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失败的结果。中国的改革发展战略比较稳妥，在国际竞争中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当然，中国还会遇到新问题，正因为如此，才需要加强国家战略研究，以保证在世界性的综合国力竞争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二）国家战略具有统筹国家安全和维护国家利益的作用
在国家战略研究中，国家利益被称为国家追求的最高目标、国家战略的内核或者国家战略结构中的基本要素，也就是说国家战略思维的目的在于认识和实现国家利益，国家战略具有统筹国家安全和维护国家利益的作用。
国家安全意识和国家利益概念是现代主权国家的政治思维。虽然古代的政治单位在君主统治下也有安全保障和扩张统治范围的利益欲望，但不过是代表统治集团的王朝利益而已。随着近代主权平等的民族国家体系出现，基于公益目标和公众民意的国家政治决定了国家利益概念的生成，对于国家利益的追求、标榜成为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的主题，国家利益当然地也就成为国家战略研究的核心概念和国家战略的目标原则。
不过，国家利益作为一个政治单位或政治共同体的利益，对它的认识和理解是存在分歧的。从理论上而言，国家利益可以作为全面分析和评估国家政策的价值标准，但它在国际政治中是相互冲突的国家主体之间相互妥协的结果，因此具有比较和相对的意义；在国内政治中是不同政治势力之间政治竞争的产物，也就是说政治竞争导致一个比较具有说服力的国家利益话语生成。很显然，国家利益的国际政治动态性和国内政治竞争性要求高度科学和高度民主的国家战略过程，而且只有通过国家战略的统筹全局的战略思考和战略实施才能实现想象中的国家利益。
西方学者对国家利益的“客观”、“主观”等多面性有着深刻的认识，指出：国家利益的概念，在政治分析和政治行为这两种意义上均被使用。作为分析工具，它用以描述、解释或评估一国外交政策的本源或适当性；作为政治行为手段，它用来为某些政策进行辩护或提出谴责。尽管国家利益具有主观性和相对性，但大致的国家利益概念在理论上是存在的。西方学者指出：国家利益的概念包含两个因素，一是逻辑意义上的最低限度的需求，二是由环境所决定的可变的要求；前者指国家的生存包括领土、政治制度及文化的完整，后者则依环境的变化而改变。中国学者认为，所谓国家利益就是一个国家对其根本性状的维护和对国家政治统治需要的满足。由于国家性质不同和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政治统治需要的不同，从而导致各国国家利益之间的分歧和矛盾，甚至产生对立和冲突。国家利益的核心在于生存和发展这两种关系到国家命运的需求，具体可以概括为政治制度的保持、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科学技术进步、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教育制度和文化传统有效、领土和资源的完整、外交的独立自主等几个方面。
国家利益的共同体性和多面性决定了必须制定国家的战略目标才能有组织、有步骤地实现，这既是有逻辑的理论认识，也为国家统筹国家安全和维护国家利益的战略实践所证明。国家目标即国家战略所要实现的预期目的，它是一定时期国家利益的集中体现，使国家战略意图明晰化和具体化。在中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形成和确立了“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同时相应地改革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以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方针和路线，就是中国一个相当长历史时期的国家战略目标。美国学者阐述美国不同历史阶段的国家目标时指出：美国建国以后的主要目标是保卫自身的独立、领土完整以及在北大西洋和地中海地区的贸易；从1815年到1898年则追求孤立状态下美国的生存，在北美大陆进行扩张和发展经济；而此后到1945年便从在美洲大陆的扩张转为卷入欧亚事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目标是防止苏联称霸欧亚大陆。冷战以后，美国的战略利益又发生变化：一要维护美国的全球头号大国地位，这意味着在20世纪90年代必须对付日本的经济挑战；二要防止欧亚大陆出现一个政治和军事上的霸权国家；三要保护美国在第三世界的实际利益。
以国家战略统筹国家安全和维护国家利益还表现在不断应对新挑战的战略部署调整。在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受恐怖主义袭击之后，国家安全战略把跨国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看作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美国学者注意到，在当今全球信息化时代，美国的吸引力对外达到预期结果的能力至关重要，提出了所谓软实力或软力量的概念。约瑟夫·奈指出：要应对有能力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跨国军事组织所带来的挑战，需要与别国通力合作，而软力量可以增强合作。同样，致力于在伊拉克和其他地方推广民主也需要他国的帮助。“如果伊拉克重建和在失败国家开展维和任务是与别的国家合作进行，而非看似美帝国的占领，则成功的几率就更大，花费更少。”总之，“在全球信息时代，力量不仅产生于强大的国防，而且产生于强有力的分享。传统的实力政策思维使得人与人的分享成为难事。但在信息时代，这种分享不仅增强了他人与我们合作的能力，也增加了他们与我们合作的倾向。在与他人分享情报和能力的同时，我们形成了共同观点和方式，从而增进了我们应对新挑战的能力。”因此，美国扭转冷战结束初期公共外交战略地位下降的趋势，自受到恐怖袭击之后，在国家战略的层次上重新对公共外交进行强有力的组织和大量经费支持，由国务院、国防部、情报部门人员组成的跨机构组织全球战略拓展中心（GSEC）和国务院领导的战略传播政策协调委员会（PCC）成为美国的日常战略和行动中心。
中国统筹国家安全和维护国家利益的国家战略思考在新时期也在不断调整。改革开放前新中国历史上的“一边倒”、“三个世界划分”之类的线性思维，已经不能适应当今全球政治形势深刻变化中的中国国家利益需求。2006年8月举行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提出：要坚持政治、经济、文化相结合，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相统一，加强战略谋划和整体运筹；外事工作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紧密结合国内工作大局，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加以推进。据此，中国的战略学者强调以主权、安全、发展三方面的国家核心利益为基础构筑作为国家战略一部分的国际战略，认为中国的国际战略研究视角正在出现四个方面的重大转折：第一，从保障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为核心的视角转变到以经济发展和综合安全为主要目标的视角；第二，以国家关系为主的战略视角正在向经贸、能源、生态环境、核不扩散、反恐、公共卫生、非法移民等功能性问题的视角转变；第三，以促进经济增长、外贸外资增长为主要目标的视角，正在向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防范国际经济环境变化风险的视角转变；第四，从强调中国国情和价值观特殊性，逐渐转向强调全球面临共同威胁及人类各文明享有一些共同价值观。
对于全球信息化时代的国家战略统筹国家安全和维护国家利益的命题，中国学者也提出了建立适应时代需要的中国国际传播战略思考，指出：近代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传播技术的变革和学术、教育国际化的迅速发展，知识生产、思想传播已经上升到关系国家利益的情报学战略层次。现代社会的国际情报战通常已经不是以情报工作者获取对方的高层核心机密来了解其政策决定，而是以学术工作者的知识生产、思想传播和外交谈判者的话语能力引导、决定对方的行动，即作为政治学的学术建设与国际传播。这使得发展中国家的第三世界性不仅表现在它们对发达国家的经济依附关系上，也表现在它们对发达国家从学术资金、课题设定到知识生产、思想提供的精神依附关系上；而精神依附更加深了经济依附——没有自主的知识、思想生产，导致不能准确地认识外部世界和判断自身的利益。因此，中国欲在全球化时代的国家间竞争中取得有尊严的利益，就必须能够有效地传播自主观察世界、有效解释自我的知识与思想，建立起国际传播的交流平衡，而努力避免处于被围观、被解释的反传播地位。比如，西方的中国学研究之发达，甚至达到连西方出版的中国革命领袖传记和中国历史著作也能够在中国流行的程度；比较于中国的美国研究、日本研究或者欧洲研究，西方中国学对中国造成的知识思想倒灌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神话。因为中国处于国际学术和国际传播格局的低位，所以难免不断受到西方“中国观”的知识灌输、思想诊断、政治批评甚至媒体攻击；而这种国际文化生态也使得中国很难实现有效的国际传播。总之，必须改变中国的国际传播不能适应全球化挑战的状况，一方面从外交理解和传播实践、从对“中国问题”特别是“问题历史”的系统实证研究着手，建立中国学术观察世界、解释自我的文化主体性，改变中国知识思想供给滞后或贫困化造成的对外传播的知识思想空洞化状况；一方面加强国际传播学科的建设，在把握中国问题、了解世界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中国的传播外交能够有效成立的知识思想基础。这是中国国家战略的需要，也是中国学术重建知识主权进而重建中国文化主体性的需要。
思考题：
1.什么是国际传播？国际传播有哪些构成要素？
2.主要的国际传播理论有哪些？
3.国际传播有哪些作用？
4.国际传播经历了哪些发展历程，其现状如何？
5.国际传播有哪些特点和规律？
6.什么是国家战略？
7.国家战略有哪些性质和特点？
8.国家战略有哪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