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与《纽约时报》信息模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赫斯特的《纽约新闻报》对“缅因号”事件的报道。《新闻报》1898年2月17日的头版通栏标题为“战舰‘缅因号’遭敌人破坏沉没”，内容为“助理国务卿罗斯福确信‘缅因号’的爆炸不是事故”，再下面就是《新闻报》悬赏5万美元给能提供消息将造成战舰沉没的元凶捉拿归案的人。而这则悬赏启事成为头版的重头戏，它还出现在报名的上方、头条新闻的两侧，所以，将报纸整个头版看作一则悬赏启事似乎也并不为过。
由此可见，信息模式与故事模式的最大不同在于信息模式要提供新闻事实中包含的重要信息，其目的在于告知读者，诉诸的是读者的理智。而故事模式的重点却不在于告知，它是通过讲一个好故事来引起读者的共鸣，煽动读者的情绪，诉诸的是读者的情感。舒德森即认为信息模式通过提供“未被构想（unframed）”的事实来传递纯粹的“信息”，而故事模式的目的即在于通过“选择和构想事实”（Schduson，1978：89）来讲一个好故事。“未被构想”的事实正是“信息模式”与“故事模式”分野之所在，因此且不论信息模式的对与错，它总是与公正、客观和不带感情联系在一起的（Schduson，1978：90）。因为在人们的习惯认识中，“未被构想”的事实最接近于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原貌。
为了更好地传递“未被构想”的事实中包含的纯粹信息，信息模式还有一套与信息特点紧密联系的呈现方式。信息论创始人香农认为信息是不确定性的减少或消除，他是从信息的功用角度出发做出的界定。由此，我们可以推知传递信息的关键是要保真，真实准确的信息才能消除人们的不确定性。因此，信息模式的报道手法就要遵循准确、完整、公正、清晰、客观等原则。体现在具体的呈现方式上就是：
1.新闻要素应当完备
(1)报道要素完整，通常要涵盖5W和1H(what，when，who，why，where and how)。报道应能解答读者的所有疑问，它应包括对报道中关键事实的阐述与证明；
(2)在叙事结构上使用“倒金字塔”结构，即对事实的呈现以事实的重要性为依据，在导语中陈述主要事实；
2.记者的态度与立场应是公正和中立的，应客观地呈现事实，以保障事实在最大程度上获得准确的呈现
(1)在报道中不掺杂个人感情与观点，以第三人称语气进行报道；
(2)至少表达新闻报道的两面，力求将矛盾中的方方面面都呈现出来；
(3)强调可以查证的事实。标明新闻来源，强调采用直接引语。
3.报道用语要清晰、简洁但不失精确
(1)新闻报道要开门见山，直奔主题，且始终围绕主题；
(2)语言表达要清晰，摒弃华而不实的描绘，要对事实进行精确描述。
信息模式的这一整套表现手法的最终目的是通过客观地呈现新闻事实以保证信息的真实性。实际上，真实呈现新闻的问题决不是此时才出现的。对新闻真实的追求几乎和新闻的历史一样悠久。1702年，英国《每日新闻》(Daily Courant)的创办者伊丽莎白·穆勒特(Elizabeth Mullet)在创刊号上宣称：首先，“在每一篇报道之前，本报将标明该篇报道所摘自的外国报纸，以便于使公众通过该消息是由哪些国家政府批准发布的来更好地判断其可信度及公正性”；其次，“本报作者也不会在报道中混杂个人评论或猜测，而仅提供与事件相关的事实。因本报相信每人皆有足够的理性，可以依据事实做出反应”（Bleyer，1927：16）。伊丽莎白的继任者塞缪尔·巴克里（Samuel Buckley）重申并扩展了这一宗旨：“通过这种方式（标明每篇报导所摘自的外国报纸），本报只希望能够充当一个恰当的新闻书写者的角色：首先，通过出版日报将尽可能地提供所有地方最新的消息；其次，将通过呈现多方对于事件的描述来不偏不倚地报道相关事实，所引用的报纸将成为凭据。因此，要公正报道相关事实：什么事、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由何方报道、又经由何方之口；本报决不因个人的立场在事实之外另行添加任何个人的评论和反应，而是让每位读者自己做出评价”（Bleyer，1927：18）。深受英国报纸影响的美国早期报纸也应该受到了这种强调新闻真实性的报道理念的影响，美国第一份报纸《国内外公共事件》的第4页纸即为空白，印刷商解释其目的一是请读者将其知道的新闻写在上面，二是报纸坚决抵制虚假新闻，读者如果知道报纸登载的假新闻的出处，可以写下来（Bleyer，1927：46）。
与《每日新闻》的报道手法相对照，信息模式在观念上几乎没有什么创新。然而，虽然这种报道方式很早就被提出来，但是，它成为新闻界的职业规范却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在政党报纸时期，新闻真实成为党派意见的牺牲品。自便士报开始，事实得到了报纸的重视。鲍勒斯希望《春田共和报》能追随这个时代最好的新闻业，使报纸成为“世界事实和观念的反映”（Bleyer，1927：259）。可见，在报人眼中，报道事实是最好的新闻业的标准之一。不但是报人，当时的公众亦认为搜集和报道事实是报纸最重要的职责。之前曾提到的布赖恩·瑟恩唐对1835年8月－12月期间纽约四家报纸《晚邮报》、《信使问讯报》、《太阳报》、《先驱报》的读者来信所做的内容分析显示：在218封读者来信中有73封涉及新闻事业，其中超过一半以上（66％）的读者来信认为真实是新闻业的重要标准（Thornton，2000：94、98）。虽则如此，但是如何讲一个好故事仍是此时记者的主要职责。舒德森即称，当时的记者对于个性化和受欢迎的写作风格比对事实更感兴趣（Schudson，1978：71）。艾德文·休曼（Edwin Shuman）在其新闻写作指南《新闻报道入门》中也鼓励记者在写作未曾亲眼目睹和没有目击者材料的新闻报道时，可以发挥想象以补不足，他指出这是当时所有报纸的惯用手法（Shuman，1894，转引自Schudson，1978：79）。重要的是，这种做法完全符合公众需求，便士报以读者喜闻乐见的讲故事的方式，试图告诉读者所有事都是新鲜、有趣和不寻常的。这真实反映了许多都市人的生活经验，这些人是进入城市的刚学会阅读的劳工阶层，生活对于他们来说是前所未有的新奇（Schudson，1978：117）。
但是，故事模式主要提供的是富于趣味性的软性事实，报道方式夸张乃至失实，这无法满足那些生活稳定的理智型读者对于信息及其真实性的要求。20世纪的美国，社会生活日趋多样化、复杂化，经济发展促使社会交往的范围不断扩大，社会联系日益紧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社会与社会之间的交往在频率和强度上都大大加强。这使得人们实践活动中的不确定因素大大增多。为了使自己的决策准确而迅速，人们需要捕捉大量信息以及时消除各种不确定性，以实现实践活动的最优化。20世纪中期，出现了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人类在理论上对信息认识的深化，正是信息在现代社会具有重要意义的表现，对信息的有效利用已成为美国现代社会高效运行的重要保障。
美国工业革命造成的社会变动很多，反映在社会阶层上的变动即是中产阶级的异军突起。统计显示，在组成现代社会三个主要阶层(老中产阶级、新中产阶级和劳工)中，新中产阶级的发展最为迅猛。新中产阶级在1870年有75万人，仅占劳动市场的6%，而到1940年，则上升至1250万人，占25%。在此期间，老中产阶级增长135%，工薪阶级增长255%，而新中产阶级则增长1600％。20世纪40年代，新中产阶级的人数已占美国总人口的一半以上，从1870年的15%上升至1940年的56%，而老中产阶级则从85%跌至44%（米尔斯，1987：83－84）。
新中产阶级之所以构成一个社会阶层，乃是因为他们具有共同的特征和观念。他们不是以对资产的占有，而是以技能、知识、收入和威信得到人们的认可。中产阶级最基本的素质是受过一定的教育，都是脑力劳动者，有比较固定的工作和收入，介于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之间，他们一般具有强烈的职业情感和社会责任心，追求“自由、公正和平等”及相关理念。他们认为自己的成功是由于自身的努力及社会的变迁所造成的，他们对自身技术的认同使他们自我感觉与众不同（肖华锋，2001：121）。他们相对保守，在不威胁现行美国制度的前提下追求社会公正，“维护美国社会的基本制度是他们共同的不言自明的价值预设”（李剑鸣，1992：279）。中产阶级是美国社会的中坚力量，在美国，政治家、传播工具、广告商和学校都尊重并赞同中产阶级的社会规范、生活态度和趣味（罗伯逊，1994：78）。中产阶级的专长是处理文字工作、金钱与人，是处理人际关系、商业和技术关系的专家。他们不是依靠“物”，而是依靠“智能”，依靠组织与协调制造“物”的人们的社会机器而生存（朱世达，1994：43－44）。这使得中产阶级对新闻的需求异于处于社会底层的城市新市民的需求，他们亟需真实准确、富含信息的新闻，尤其是经济信息。
奥克斯正是发现了此类读者的这种需求，并通过自己的报纸强化和巩固了此类需求。《纽约时报》诉诸理性，它为读者提供的是有用的知识而不是感情的释放或宣泄。奥克斯设法吸引的这些读者群喜欢《纽约时报》把报道重点放在政府新闻上，他们喜欢《时报》的星期日版，它的特点是刊登具有时事新闻意义而不是娱乐性的文章。《新闻记者》在1897年赞扬《纽约时报》“遵循了其座右铭‘适合刊载一切可以刊载的新闻’，这就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有钱阶层的要求。作为高价商品的广告媒体，《时报》的价值在不断上升，和它的那些不那么保守的竞争者比较，它的读者可能没那么多，但它的读者更有钱，毕竟，这是广告商所需要的”（Schudson，1978：107）。而盖伊·托尔斯在其《权力与荣耀》一书中也指出：“奥克斯要出售的东西正是新闻，他希望公正不偏地出售它，并且保证货真价实，不遭曲解和授意”（转引自阿特休尔，1989：62）。这也就是对新闻真实性的要求虽然由来已久，但在这个时代才在新闻业的实践中得到落实的原因：报纸可以通过满足读者对新闻真实性的要求而赢利。
二信息模式的产生：报纸成为“有组织信息”的生产者
社会对于信息的渴求，新中产阶级对于信息真实性的倚重及其保守的欣赏趣味都是信息模式产生的原因，但是仅此并不能说明报纸为何将信息模式作为自己新闻生产的常规形式，这还要与20世纪报纸成为一种专业组织相联系。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20年间，美国大城市的报纸已成为“大规模的事业”。各大报纸不论在销量、页数和广告额上已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而投资、开支和收益的数额亦十分惊人。以当时最大的报纸《纽约世界报》为例，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报纸每年开支达到200万美元，专职工作人员有1300人。在1897年3月，其早报与晚报的合计销量达到100万，该报在纪念普利策经营10周年的纪念日出版增刊100页，25周年的纪念日出版增刊200页。该报每日有16-24页，星期日则增加到48－72页，广告占一半。在这一时期，该报资产无疑价值上千万美元，就是赢利也在百万美元左右。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城市报纸成为“大规模的事业”对新闻业的影响之一是使报纸由过去个人经营的机构转变成为工业化的组织（Mott，1962：547）。因为只依靠一个人的管理模式难以应对容量如此之大的报纸，报纸规模的扩大需要大量人力，这亦使得新闻生产程序日益繁复。
在莫特看来，报纸的扩张使得“个人报纸”时代已经不复存在，旧式编辑现在不但要屈从于本市编辑、各版编辑的管理，还要承受许多纷至沓来的新进者带来的压力，并且还要活在经营部门的阴影之下，因为经营在20世纪新闻业中的作用十分重要，现代新闻业管理者不但受过新闻训练还接受过经营训练。大规模经营使得报纸的商业化取代了旧有的个人管理，而报业在极度扩张中也淹没了旧时编辑强有力的声音（Mott，1962：548）。这一切让莫特感到报纸已经变成了工业组织。报纸规模的扩大造成其内部科层结构的变化的确是20世纪报业的显著特征，但这并不是唯一显著的变化，报纸也并不是仅仅变成了一个工业组织。